伤痕（二）

观自在

母亲单纯地把文革中这一家子的创伤和苦难的源头想在老爷身上，说老爷是个罪人，提醒后辈们不要学他。

老爷是清末大瘟疫、回乱后出生的幸运者。他在那个灾后地广人稀的村子里生活了一辈子，靠着一身力气和勤劳，集聚了一些财富。父亲曾说：老爷经常早出晚归，营务庄稼，即使大热天中午回来吃饭后，也是在炕沿上迷瞪一小会儿，又着急忙活去了山里。后来，地实在种不过来，就在邻村杨家河请过来做长工的“上头人”赵姓弟兄俩帮忙。老爷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看待，吃喝穿戴甚至比家人都要好些，理由是他们苦重，受累但不能受委屈。再后来，老爷还给他俩在村子里安家落户，分了田地，让他俩过上不再漂泊的日子。可父亲说，老爷过日子又是个吝啬的人，就是掉在地上的一颗糜子籽也要捡起来，吃过饭的碗都要倒水涮着喝干净，“粒粒皆辛苦”，老爷是真把每一粒粮食当成了自己的汗水。

但老爷没能守住这份家业到最后。除土地革命这个硬原因外，他在清末民初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自己掏钱在村子里办私塾，培养杨家后人读书写字，一直供三位爷爷上学到高级中学，装了一肚子的文化。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老爷还被后九天寨的土匪们盯上，绑票了爷爷，勒索了一大笔银元。那以后，老爷也许是想有个持枪杆子的后辈能保家护院，也许是悟到了什么人间真理，又自己花钱资助爷爷和三爷参加了陕北闹红，爷爷参加了刘谢的队伍，进了红校，当过永坪区的区长，三爷做过禹居区的文书。他的钱财就这样被消耗殆尽。可到解放后，他这个财主的名声还在传播着。而随着文化革命时期的来临，这一名声却导致他被扣上地主一样的剥削者的帽子，但他已经逝去十多年，这份文革带来的苦难却落在了他的孙子、我的父辈们身上。

可母亲说爷爷是个有福气的人。我以为她是说爷爷自小生活在一个相对富足的家庭里，还接受了高等教育，端过公家的饭碗，可她却这样解释：“你爷曾预感到那场危机，但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两个月殁了，没遭罪。”我知道她说的“文化大革命”是武斗者清家的那段时间。在她的意念里，没遭文革的罪就是享福了。是的，爷爷是有福气的，他死于一个类似肾炎的疾病，要是他活到文革的到来，那些武斗者岂会念他曾为陕北红色革命做过多大的贡献而放过他吗？他一定会被硬生生折磨死的。

没福气的是父辈们，还有那些比我大的姊妹们。因为生者是没法逃避现实的。

父亲也意识到了危机的来临。爷爷去世后，他连阴阳先生都没有请，在家族成员的帮衬下，凭着自己的想法草草安葬了事。本来奶奶在49年就去世了，按乡间习俗，爷爷去世了应该上老坟，将“寄仙”的奶奶迁出，然后并葬或合葬的。可父亲小心谨慎，不想落下口舌，惹出麻烦，但他还是没有躲过这场事端。爷爷奶奶的坟就一直在哪里孤独着，父亲到去世也没能了结这桩遗憾事。直到今年元月二号，我在家人的支持下，才将爷爷奶奶的坟迁到老爷和父亲一起，替憋屈的父亲完成了未了的心愿。

文革的十年浩劫，留给杨家的伤痕是普遍而深刻的。杨家的族谱没有传下来，也许被武斗者付之一炬，直到前几年我才重新编写了新的，可永远没法往前承接了。村子里的八九座庙宇几乎被毁灭殆尽。家族文化和村落文明陷入最低谷。

更让父母绝望的是，明明穷的叮当响的一大家，还被确定为“富农”成分，这无疑是给家族的脸上烙上“囚”一样的印记。

在那个大集体时期，地里所有的脏活累活都归了父辈们，就是派民工也是第一拨的，而在分粮食的时候，别人家都是满升满斗，到我们家的时候，保管会拿着簸萁把斗或升子刮成平的或者凹陷的，恨不得再舀出来些许。遇到分肉，更是只能分得一些刀口肉或下水。

家族里的人好像有了“胡臭”一样，在地里干活别人都躲着，走到那里都受人欺辱。一个叫任生智的下乡干部曾指着“富农”身份的母亲骂了个够，而两只胳膊上抱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没有也不敢还上一句，只能委屈地掉着眼泪。三姨夫在村子里下乡，母亲想叫他来家里吃顿饭，可也只能想在心里，她不敢去叫，三姨夫也不敢来。最痛心的是，哥哥姐姐们上学只能上到初中，高中实行推荐制，富农家的孩子再优秀都望而止步，永远失去走出去的机会。我的两个念书很好的哥哥因此一生只能在祖辈们刨过黄土里求生。二姐说，那时候干什么都要问家庭成分，“富农”是低人一等的，当你低声下气地说出“富农”两个字的时候，那些所谓的贫下中农藐视的眼光和对待的方式会让人无地自容。

在那个有法难依、捕风捉影又无理取闹的时期，受到这样摧残的何止我们一个家族，一县一市一省一国，上至国家领导，下至一介农夫，无数人承受了那场浩劫带来的灾难。一高层领导因误入正在洗澡的女同事的门，竟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偷看女人洗澡罪”的帽子而锒铛入狱，折磨致死。一村民本想说“某某某比爹妈都亲”而口里却冒出来“某某某比儿女都亲”，因此被批斗致残。民间一句不慎的言语往往惹祸上身，高层的一个举动更会召来杀身之灾。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惶惶不可终日，何其难过！这样的境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风吹过中国大地。

改革开放的风是暖和的。三爷平反，去了原来的工作单位，他的儿女们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几年后，那个被称作“鸭子爪”的叔伯差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父亲母亲不仅再没缺衣少食，还供着我上学，走上城里的工作岗位，从此我努力改写着一家人的命运。而我的小辈们则遇到更好更光明的时代，好多人考上大学，进入社会，平凡而向上生活着，有些还干出了不错的成绩，成了村子里羡慕的对象。他们接续着家族的优良传统，壮大着家族的力量。母亲曾开心地说：现在的时候多好，孙子们才是有福气的人。

父辈们教会我们包容和释怀，可天道从来不容忍那些造孽者。国家拨乱反正，“四人帮”覆灭了。村里村外那些曾经好吃懒做的武斗者，有的儿女浪荡到没了音讯，未老就横祸而死；有的早早死掉，害得儿女成不了家，妻子急火攻心疯魔了；有的竟死于那些丧心病狂的晚辈的刀斧之下。冥冥中，天道总在轮回着，让人唏嘘不已。

几十年后的今天，又迎来一个新年的元宵节，延安的街道里锣鼓喧天，秧歌扭得正欢。母亲已经九十二高龄，她成了村里村外最长寿的人。遗憾的只是，她脑萎缩痴呆了，眼下的事怎么都记不住，以前的事总是忘不掉，想和她好好说会儿话已经很难。我想就让她这样平静地生活着、絮叨着，任她去翻搅那些忘不掉的针头线脑、旧衣服旧鞋。我不想再让她去回忆那些艰难的过往了，不会再揭她心头那道已经被抚平的伤疤了，也不会再在她的耳边说那句话了——“妈，我引你去看秧歌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