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祁连山

青海老兵（布衣学伟）

作 者 学 伟

绘画原创 学 伟

引 言

1935年6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无数险境，无数次浴血奋战，已成一支疲备之师。人数从八万人已减至一万人不到，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此时，张国焘的红四方面有八万余人，兵强马壮。这时的张国焘野心膨胀，要夺党中央的权。毛泽东为了挽救红军的危难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隐忍。将自已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张国焘，并将红一，四方面军进行了混编。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及朱德等编入张国焘的右路軍。在进军路线上，毛泽东与张国焘产生严重分歧。毛泽东坚持北上抗日。而张国焘则完全背离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坚持南下到川西建立根据地。为了夺权，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

在草原分兵后，张国焘领右路军再过草原南下被敌军围困，战斗减员严重，部队已濒临危亡。

1936年7月2日，在四川甘孜，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遭到全军指战员的反对后，才开始北上。四方面军在遭受重创后，与二方面军一起，三过草原北上到达甘肃会宁。

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长征胜利结束。从此，党中央将革命的大本营扎根在了革命圣地延安。

一，红西路军悲壮踏征程

在甘肃会宁的黄土坡上，一、二、四方面军的旗帜终于插在了一起。那是十月，长征结束的日子，三军将士抱在一起哭，也抱在一起笑。他们从江西，从湘西，从川北走来，走了两年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爬雪山，过草地，历经苦难和浴血的日子，如今三个万面军终于会师了。

可是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野心不灭，他的飞机还在天上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那边密谋发动兵谏，逼蒋抗日。陕北的窑洞里，中央在等一封信——来自莫斯科的信。要打通国际线，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就必须西进，拿下宁夏，直指新疆。

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两万一千人，在靖远的虎豹口渡过了黄河。那是十月下旬，河水刺骨，船是破的，人多船少，有的战士扯着骡子的尾巴游过去。过了河，风沙扑面，祁连山横亘在眼前，苍苍莽莽，像一头沉默的巨兽。

他们不知道，这一步跨过去，就是血海。

二、倪家营子的风

河西走廊的风是刀子。十一月，西路军刚过河，就撞上了马家军的骑兵。马步芳、马步青，三十万人马，骑着青海的矮脚马，挥舞着马刀，在戈壁滩上卷起漫天黄沙。

倪家营子，一个听上去像村庄的地方，其实只是一片土围子。一九三七年一月，西路军撤到这里，被马家军围得铁桶一般。徐向前站在土墙上，望着远处黑压压的骑兵，沉默不语。陈昌浩说：“打！”“那就打吧。”徐总说到。

　　三十军的军政委李先念，带着战士们用刺刀、用大刀、用石头，和马家军拼。子弹打光了，就抱在一起滚下壕沟，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祁连山的雪被染红了一块又一块，夜里风一吹，冻成黑紫色的冰。

　　秦基伟那时候还是年轻指挥员，后来他回忆说：“倪家营子那一仗，不是人打的。”可是他们打了。打了一个月，撤出来的时候，两万人剩下不到一半。

三、血战高台，

董振堂是河北人，保定军校毕业，原是西北国民联军36师的师长。

1931年12月14日，国民联军二十六路军在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将领策划下，发动了“宁都起义”，所部一万七千余人成建制的参加了红军。

党中央将这支起义队伍组建成为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党代表何长工。次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自已多年积蓄的3000元，全部交给党。这事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不要全交嘛！留一点给亲属过生活。董振堂只留下300元用于救助伤殘战士。

长征路上，红五军团一直是后卫，打硬仗，打血仗，掩护中央主力过湘江，在血战湘江中红三十四师长陈树湘掏肠牺牲、他就是属于红五军团的。过乌江、过金沙江，红五军团被称为“铁流后卫”。董振堂话不多，打起仗来却不要命。当时红一方面军由红一军团长林彪。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红五军团长董振堂组成。如董振堂不牺牲，他应该属于元帅级别。

1936年除夕。红五军攻占了临泽县城，城内守敌仓惶出逃。董振堂将黄超等一千人留在临泽，仅有的一部电台也控制在黄超手中。董振堂又带三个团一举攻占高台县城，生擒伪县长和俘虏民团一千多人。

董振堂立刻领导大家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军民情绪十分高涨。

正当高台人民欢欣鼓舞庆祝翻身胜利的时候。敌马彪，马䘵，韩起功率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等二万余人以八倍于红五军的兵力包围了高台县城，切断了红五军与临泽红军的联系，并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我倪家营子地区的红军主力。

在董振堂率领下，全城军民加強城防。大家将木箱和木柜抬到城墙上，填上土后，泼水结冰冻结，把城墙加宽加高。又把木棍，石块，碎砖烂瓦等一切打击敌人的东西，集中到城墙上，以补充弹药的不足。

从元月十二日起，马匪向高台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炮击将城墙炸塌，马匪向城墙涌来。红五军打退敌人数次冲锋，打死打伤敌人一千余人。敌人又纵火烧守碉堡的战士二十七人，在烈火中仍坚持抗击敌人，直至全部壮烈牺牲。

坚守一周后，东碉堡的战士终因敌众我寡，东碉堡也失守了。形势越来越严峻。董振堂深知处境的严重性。他命令：骑兵团长吕仁礼，率战士立即在北城墙挖一个大洞，准备突围，和临泽部队会合，伺机破敌。

吕仁礼迅速挖好大洞，只留下外面薄薄一层。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军长的突围命令。

这时，董振堂突然接到军政委黄超（张国焘的亲信）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要坚守，如高台有失，就要你军长的头。看完之后，他凝思片刻，表情严肃。立即在东城天主教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黄超的来信，并命令大家：“坚守高台！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元月十八日，敌人把西关外民宅院落全部打通，又一次大规模地向红军发起进攻，但仍被守城红军击退，未能进城。

敌人兵力不断增加，攻势越来越猛，红军将士多数已血洒彊场。城内被敌人的炮火打得浓烟四起，城墙象锯齿似的残破不堪。机关人员，女战士，炊事员，马伕全都上了城墙，用大刀，长矛，石块和敌人拼杀，轻伤员用手抓牙咬，重伤员抱住敌人滚下城楼……。城内的老乡赶来助战了，许多年青人不顾枪林弹雨，奋勇抢救伤员，一些妇女把热水热饭送上了城墙。

十九日上午，形势更加危急，董振堂带领五十多位干部战士，举起拳头，向党庄严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

董振堂的声音威严而坚定，刚毅的脸上，滾动着泪珠。同志们也都热泪盈眶，他们都下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

　　1937年元月二十日，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战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正在紧张博斗时刻，收编民团中的少数坏分子乘乱打开城门，敌人象疯狗一样涌进城内，高台城沦陷了。

董振堂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下去。敌人围了上来，他因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用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董振堂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红军广大将士无不为之悲痛！毛泽东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在延安宝塔山下，为董振堂和西路军烈士们召开的追悼会。

一九四O年，董振堂烈士的哥哥董升堂，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周恩来沉痛地说：“董振堂同志已经牺牲了。他沒有错误，是领导上的错误。”

抗战胜利之后，中央才得知董振堂的妻子贾明玉及子女在河北等地流落的消息。刘伯承元帅二话不说立刻下令将董振堂夫人贾明玉及家眷接到冀南安居，还特批了60万边币以及五十亩土地，以保障董振堂夫人贾明玉及其子女今后的生活。

1956年1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来到高台，仰望悬挂过董振堂烈士头颅的高台城楼时，感慨万千，不禁赋诗一首：“英雄战死错路上，令我深怀董振堂。猿鹤沙虫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这首诗后来被收录于叶帅唯一出版的诗集《远望集》。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董振堂为革命建立的卓越功勋。

四、梨园口，陈海松的最后一枪

梨园口是祁连山的一个山口，窄得只能过一个人。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残部退到这里，后面是马家军的追兵，前面是大雪封山的祁连山。

九军的政委陈海松，才二十三四岁，娃娃脸，打起仗来却比谁都狠。他带着八百人守在山口，掩护总部撤退。马家军的骑兵一波一波地冲上来，他就带着人一波一波地打回去。

打到下午，八百人剩下不到一百。陈海松的腿被打断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把剩下的子弹压进弹匣，对身边的警卫员说：“你走，往山里走，找到总部。”

警卫员不走，他推了一把，吼：“这是命令！”

马家军又冲上来了。陈海松用一条腿跪在地上，一枪一枪地打，打到枪膛空了，对面的马刀已经劈到眼前。

他倒下去的时候，脸朝着祁连山的方向，雪落在他年轻的脸上，化了，又落，又化……。

五、孙玉清，不屈的头颅

九军军长孙玉清是在祁连山里被俘的。那时，已经是三月下旬，他带着几十个人在山里转，饿了吃树皮，渴了喝雪水。有一天，他们在一条山沟里遇到马家军的搜山队，打散了，他一个人落单，被民团的团丁抓住。

起初他说自己是个通讯员，叫陈泽功。可是他的气度不像，团丁把他送到酒泉，被俘虏的红军战士一见到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马步芳的人知道抓到了大人物。

马步芳亲自审他，让他投降，给他官做。孙玉清说：“老子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没想过活着回去。”

一九三七年五月，他被押到西宁。临刑前，他对行刑的刽子手说：“你开枪的时候，往我胸口打，别打我的脸。”那年他才二十八岁。

他的头颅被割下来，装在木匣里，送到南京请功。尸身被扔在南滩，后来不知所踪。

六、石窝会议，最后的分别

三月十四日，西路军退到石窝山。那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山，风刮起来像鬼哭。剩下的三千多人，有的冻伤了，有的饿了几天，有的身上缠着绷带，绷带已经和血肉冻在一起。

晚上，军政委员会在山顶的一个石窝子里开会。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李先念，几个人蹲在石头后面，风把他们的声音刮得断断续续。

　　最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分兵突围。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向党中央报告，剩下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进祁连山打游击。李卓然、李先念带左支队，往西走，目标是新疆。

徐向前后来回忆，他当时不想走。他说：“我带了这么多年的兵，丢下他们，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可是陈昌浩说，这是命令。

那天夜里，三千多人分成了几股，消失在祁连山的黑夜里。他们回头望，石窝山上还有火光，那是烧文件的火，也是取暖的火。风里传来哭声，也传来歌声。

七、左支队，星星峡的黎明

李先念带着左支队，在祁连山里走了四十多天。那是最苦的日子，没有粮，没有盐，没有药，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山上的雪没膝深，晚上冻得人挤在一起，第二天醒来，边上的人已经冻僵牺牲了。

四月下旬，他们终于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边境的星星峡。一千多人的支队，只剩下了四百人。

　　四月二十六日，陈云、滕代远带着汽车从迪化赶来。那些在雪地里走了四十多天的战士们，看到汽车，看到人，看到粮食，一下子坐在地上，哭得像孩子。

陈云一个一个地握着他们的手，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没有人说话。有的人在哭，有的人在笑，有的人跪在地上，抓起一把沙子，从指缝里漏下去。

八、尾声

祁连山的雪，一九三七年化得特别晚。

到了夏天，山上的雪化了，沟沟壑壑里露出一些东西——破烂的军装，生锈的子弹壳，散落的白骨。有时候，还能看到一顶八角帽，帽徽已经褪色，静静地躺在石头缝里，等着被风吹走。

　　那些白骨，有的是董振堂的部下，有的是陈海松的部下，有的是孙玉清的部下，更多的，是无名无姓的战士。他们从江西来，从四川来，从湖北来，走过长征，最后倒在了祁连山下。

　　许多年后，有人问徐向前，西路军为什么会失败。他沉默了很久，说：“我们没有输给敌人，我们输给了天，输给了地，输给了那条没有尽头的河西走廊。”

　　可是那些倒在祁连山下的人，他们不会说话。他们只是躺在那里，头朝着西，脸朝着天，等着雪落在他们身上，一年又一年。

　　一九三七年四月，左支队到达星星峡的那天晚上，祁连山下了一场大雪。雪把所有的脚印都盖住了，把所有的血迹都盖住了，把那四百人走过的路也盖住了。

第二年春天，雪化了，什么都没有留下……。

张琴秋。红西路军组织部长，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蒙寃自杀。改革开放后平反。

吳仲莲，红西路军政治部副局长

西路军老战士，董朝乾，徐总警卫员。

西路军老战士，杨朝银，徐总警卫员

王兰英，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战士

向国银，红30军，90师268团班长

后序：

1973年我到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空军基地服役。在共和县的空军家属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营房门口对着一条土路，当时共和县很荒凉，只有一个县招待所是三层楼，其余皆是一层楼的房子，县政府的办公地也是一排土砖房子。整个县只有一条铺着柏油的公路。

在营房前的土路上常走着一群一群的回族，藏族人，他们偶尔也到县城买东西。熟识的当地老乡就指给我看，那个那个裹着黑面纱的回族女人原来是西路军战士。西路军战败后，女战士特别悲惨都分给马匪当老婆。这些女战士渐渐地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隐忍的活了下来。

　　这就是我最初对红西路军的认识。有的历史书将西路军的战败归结为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这是对红西路军的误解。由于这个误解，流落各地的西路红军将士得不到承认，生活极其贫困，有些作家深入了解，调查了这段历史，写出了很多文章为这些流落红军呼吁。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徐帅，李先念，朱良才，王树声，陈明义，秦基伟等100多开国将领都出自西路军。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为流落的西路军战士落实了一点政策和待遇，把他们定为：“西路红军流落人员”只发一点补助。与“老红军”的待遇差很多。

这是红西路军的错误吗？完全不是，经过很多史料证实。张国焘回到延安后就没有任何实权，连遭批判，心生不滿，借祭黄帝陵的外事活动，叛逃到国民党当了军统特务，他怎么能指挥西路军呢？

红西路军是受中革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借道甘肃，穿越河西走廊到达新疆，打通到苏联的交通线，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如果按照这一命令，西路红军不出两个月就能顺利地完成西进任务。

但中革军委的命令飘忽不定，一会要在甘肃建立根据地，（这一决定，导致马匪集结三十万军队（马匪的意愿是过路可以，占地盘不行）对二万西路军层层围困。

“西安事变”爆发后，又要西路军在甘肃停下，扩展地盘，用以在西安谈判中取得谈判筹码。加之，甘肃荒凉，少数民族地区缺乏群众基础，不适宜建立根据地。这是西路红军兵败的重要原因。不怪西路军，他们没有什么错误。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说西路红军流落战士们的寃屈。

王泉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的团长，兵败后，被俘。最后发落给马匪军官当小老婆，王泉媛不服，常常被欧打，逃出魔窟后流落到民间，走到兰州黄河大桥，敌人盘查甚严，没法只好嫁给一个司机讨生存。后，司机弃她而去。她终于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过了两年的归队时间，最终给她发了二十块银元，让她回老家。她回到江西老家嫁给农民，生活极其艰辛。

改革开放后，为她落实政策，按副师级待遇离休，当时她已97岁了。

　　陈玉娥，红九军文工团员，军长孙玉清的未婚妻。孙玉清给陈玉娥说，等这一仗胜利了，就与陈玉娥结婚，这时陈玉娥已经怀孕。不料，梨园口战役失败，孙玉清牺牲，陈玉娥被俘，为保住腹中孩子，她被迫给马匪当老婆。建国后，经过多次申诉，政府只承认陈玉娥的儿子为烈士后代，享受待遇。由于陈玉娥当过马匪老婆，不予承认。改革开放后，西路军流落人员全部落实“老红军待遇”但能等到这个机会的只有百分之十的人了。正如，周恩来副主席沉痛地说：“董振堂同志已经牺牲了。他沒有错误，是领导上的错误。”。西路红军奋战祁连山，血染祁连山，他们没有错，是领导上的错误。

为了写西路红军的悲壮历史，我查阅了十几本关于西路军的史料，写出了《浴血奋战-董振堂》上，中，下集。《西路英雄流血又流泪》《血染祁连山》五篇文章。为文章亲自画了二十四张素描插画。以表达我对悲壮的西路军将士的崇敬。

红军西路军将士永垂不朽！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