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01东方“神舟”——宁波史迹陈列之宋（国际港城）

张胜荣

宁波博物院20260301

20260301东方“神舟”——宁波史迹陈列

20260301东方“神舟”——宁波史迹陈列之远古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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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01东方“神舟”——宁波史迹陈列之元明（海定波宁）

明州城、明州港、永丰库遗址。。。。一系列的城市标记，印证了“无宁不成市”的神话。当你以为宁波充满了“铜钿”的味道时候，月湖边上的文人骚客笑了。

由于都城南迁临安（今杭州），使得小小的浙东成为近畿之地。犹如雄安新区一夜之间炙手可热，当时的明州城迅速成为国际性港口城市。

自古以来的“坊市制”。何为坊市制？就是将住宅区（坊）和商业区（市）给严格区分。住宅区里无商户，商业区内无居民。市门朝开夕闭，商品分市交易，交易聚散有时。《木兰辞》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不得不东奔西跑。

自秦汉以来千百年的“坊市制”已被破坏无遗。住宅区和商业区被完全打破，行动也不再受地区和时间的限制。明州城在这个大氛围熏染下，逐渐地转向了对外贸易繁荣的港口城市。

墓前文臣、武士石刻

东钱湖位于宁波市东南，是浙江省最大的淡水湖。周围山灵水秀，因此自古以来多有豪门望族居于此、并葬于此，留下许多珍贵文物。东钱湖石刻群就是其杰出代表。

东钱湖石刻群主要由南宋甬上望族史氏家族和明代宰相余有丁等墓前神道石刻组成。至今散落在湖周围属南宋时期的约200件，属于元明时期的近50件。这些石刻体量大，种类多，刻画写实生动。文臣武将面容祥和，神态安详，衣纹、盔甲精致细腻；羊、虎、马或踞或立、敦实安详、刚柔相济，就连马鞍上也刻满了花草云朵、海涛鱼兽等纹饰，显示其工艺逼真、雕琢精细的特点，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对文臣武将，就来自于东钱湖畔的南宋史氏家族墓地。

因南宋帝陵不设石像生，因而宰相墓前石刻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历史性与艺术性。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建有南宋石刻公园供游人欣赏休息。

北宋庆历年间，宋仁宗下诏办学的旨意，彻底点燃月湖隐藏的文脉热情。最为著名的是：世称“庆历五先生” 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

五先生讲求的“明体达用”之学的传道之师正式成为社会主流。“明体达用”是几个意思？接地气的解释：不为学习而学习，为有效做事而学习。五先生开启的儒学教育家群体的效果究竟如何？从那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以及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教育促成了宁波人才的群发，当时的楼郁犹如现在的高考名师般，以科考升学率高而闻名乡里。

“淳熙四先生”

“四先生”之一的袁燮，鄞县人。在清代同治七年（1868）被从祀于文庙，也就是说从孔子一同享受拜祭，获得了极高的身后荣誉。

南宋时期明州有一个新的文化高潮，依然是在月湖之畔。代表性人物：“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他们所主创的“四明学派”使儒家文化独树一帜，走向了时代巅峰。淳熙四先生都是陆九渊的弟子，深得陆氏心学的精髓。淳熙四先生弟子满天下，曾有云：一时师友，聚于东浙，呜呼盛哉！

儒家发展到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形成了两大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换而言之就是扼杀本能、压抑个性；另一个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主张“心即是理”，重视人的本性、解放个性。

宋代明州著名书院表

科举及第意味着家族兴旺发达，五先生中，王说和楼郁极为重视家族教育。家族以文化优势培养族内青年举子科考；举子及第的荣显反过来强化原有家族优势。于是宁波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型的文化世家望族，最著名的史氏家族。民谚流传：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南宋三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先后在任朝廷宰相要职。“满朝文武，半出史门”，一部史氏家族史就是南宋历史的一个缩影。

宋徽宗御笔碑

原藏鄞州区集士港镇丰惠庙（俗称楼太师庙），2006年迁移至广德庵保存，碑身通高1.35米，宽1.1米。北宋徽宗政和、重和、宣和年间，楼异任明州知州，曾为明州造船与奉使高丽等事宜多次报批宋廷，此碑文即是徽宗先后五次对这位知州的御批，可以见证当时从明州出使高丽的有关重要史实，从中还可以欣赏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艺术。

宋代的明州港是当时贸易港口的大V，特别是在宋室南迁后，由于秦岭淮河以北领土全部被金占领，朝廷下令：“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藩之至中国者，唯有明州港进出”。这意味着，明州港从大V晋升为垄断高丽、日本贸易往来的“港老大”。

“万斛”神舟

您现在看到的船模就是享誉世界造船史的北宋“万斛”神舟。“斛”，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每斛大约60公斤。宋代造船工场遍布内陆各州和沿海各主要港埠地区。北宋后期，明州造船额定年产量为600艘。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曾在明州造二艘神舟巨舰，分别命名“凌虚致远安济”和“灵飞顺济”；宋徽宗时期又建造了“鼎新利涉环远康济”和“循流安逸通济”两艘神舟，专门用来通使高丽。根据文献记载推算，这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了。

港口、对外贸易、造船业，犹如铁三角般的存在。造船基地分为三种形式：官营、市舶司直属以及民营。官营是类似如今的机关，负责国家制造，江防、海防的战船统一由官营制造；市舶司直属那就是如今的事业单位了，主要承接过往商舶的修船事宜；民营，顾名思义贸易使用，为明州港繁盛的商贸往来船只服务。明州制造的造船业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技术上也居于领先地位。

宋代明州还有一个让朝廷特别待见的地方，它是指定打造专供遣使出国大船的定点造船地。换而言之，宋代外交官出使时的“专船”基本是明州制造。只是朝廷对于船只的命名，譬如：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明州制作万斛（“斛”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每斛大约60公斤）船两只，分明命名为“凌虚致远安济”“灵飞顺济”。宋徽宗时期（1123）明州制造了更大的两艘神舟，命名为“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大抵是因为有了如此高大上的命名，它们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了。

按照相关文献推算，神舟的载量可达240吨，长度约38米。也有人推测为360吨、1500吨、甚至有人认为可达2000吨，长60米。这在木帆船时代是非常了不起的（小知识：2006年，根据十八世纪中叶瑞典哥德堡号仿造的木帆船，来到中国，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哥德堡号体重1350吨。船体全长58.5米，宽和高都是11米，最高的桅杆有47米。建造哥德堡号用去了三千棵树，总共5千立方米天然木料。）中国以舵、水密舱壁、车轮舟和指南针等发明对世界造船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宋代明州造船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

繁荣的明州港

这里表现的是宋代明州海运码头的繁忙场景。宋代明州海运码头设在三江口的奉化江西岸，也就是江夏街沿江一带。宋代明州市舶务设在城内东渡门之南，市舶务东侧有城门“来安门”，门外建有办理外国舶商签证之处的“来远亭”。

宣和五年（1123年）由路允迪、傅墨卿率领的北宋使团，乘坐明州打造的巨型“神舟”船队正在启航，出使高丽国，这是宋丽官方交往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码头上人声鼎沸，来自东亚、东南亚等地的海外商旅，正在办理出入关手续；堆积的货物，表现了贸易的兴盛和商品的种类。通过场景复原，您可以感受到，宋代明州倚靠连通内陆运河和陆路交通，连接长江黄金水道等区位优势，为海外交通贸易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不仅是中央政府面向东亚的政治交流门户，也是商品经济从内陆向海洋，从区域市场向近海市场扩张的桥头堡。从北宋末期到南宋一代，明州港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三大海外交通港口之一，成为中国东南的国际大码头。

从公元十二世纪中叶开始，高丽青瓷的独特装饰技法——“镶嵌”日趋成熟，成为高丽青瓷的象征性产品，标志着高丽青瓷自身特色已经形成。高丽镶嵌青瓷,是在成型的坯胎上用刻有纹饰的模具捺于胎上，或用工具刻划凹槽，根据图案需要填涂白色或黑色化妆土，再经修胎后施以青釉，入窑烧制。南宋时期，高丽青瓷在中国已经颇享盛名。太平老人的《袖中锦》一书中列出了十项“天下第一”，其中有两项分别为“定瓷”和“高丽翡色青瓷”。

高丽镶嵌青瓷盖罐

这一组高丽青瓷标本是历年在宁波海曙区的宋元码头、仓库、市舶司、城池等遗址所出土，时代从北宋至元代，一方面反映了高丽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携销明州的史实，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边欣赏高丽青瓷之美韵，边感受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文明成果。

明州旅日侨民捐资修路的石碑

这是1930年前后在拆除宁波古城墙时出土的南宋明州旅日华侨砌路石刻，1933年收藏者马廉自署“千晋斋”捐赠。

石刻共有3通，分别记载了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侨居日本太宰府博多津的丁渊为明州一所寺院捐资，修筑通向寺门礼拜路的砌路石，以及张宁、张公恄发愿心奉贤诸神和祖先，以祈福祥的期望。这3通石刻是反映南宋时期以宁波和博多为出入港的中日交流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有关华侨的文物。

高丽使馆——政府外事接待机构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友谊源远流长。北宋时期，与高丽王朝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双方不仅官方使节频繁往来，民间商贸也十分活跃。政和七年（1117）宋廷在明州创设“高丽司”，管理与高丽有关事宜，并建“高丽使馆”，以应使者往来之需。东海之滨的明州，一度成为两国使节往来的唯一港口。高丽使馆是我国古代对外交流史上的一朵奇葩，更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遗址位于市区镇明路月湖东岸。

既然明州港成为“港老大”，位于明州的市舶司任重道远。

明州市舶司签发的公凭（复制）

当时的市舶司大抵类似如今海关的工作职能，保护合法贸易、查验来往货品、管理进出口船只。公凭正是市舶司发给经营海外贸易商人的出海贸易许可证。

浙东佛教建筑与日本东大寺

北宋的浙东佛教建筑已成江南范式，南宋间被直接移植到日本，成为镰仓时代建筑风格的新形式，被称为“天竺样式”或“大佛样式”。日僧重源与明州匠师陈和卿等人，在传播建筑文化中起到重要作用。1167年，日僧重源两次入宋，考察天台山、育王山建筑，并运日本木材助建阿育王舍利殿。1181年，重源邀请宋明州著名匠师陈和卿为技术指导，重建奈良东大寺。陈和卿和其他来自明州的工匠协助重源，修复了东大寺铜铸大佛，并亲往山口县选运巨木，建造了东大寺大殿。后陈和卿回国，留下的明州匠师参与修建了东大寺南大门等其他建筑。陈和卿修建的日本东大寺大佛殿毁于1567年大火，留存至今的南大门、钟楼以及山城醍醐寺的经楼、播摩净土寺的净土堂等一大批“大佛样式”建筑，均成为日本古代建筑的瑰宝。

荣西与临济宗东传

日本佛教高僧荣西（1141——1215），字明庵，自幼好佛，学于比睿山。荣西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入宋，历访天台山、阿育山，游庐山。在宋遇见重源，同年与重源同归日本，带去天台新章疏三十余部。后住比睿山，移居筑前(今福冈县)今津誓愿寺。

宋淳熙十四年(1187)，荣西第二次入宋，学禅于天台万年寺怀敞禅师，怀敞移住天童，荣西亦随师到天童山。宋孝宗赐荣西“千光法师”称号(或称“千光荣西禅师”)。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千光荣西回国，次年(1192 )在筑前建报恩寺，又在博多(今福冈市)开设圣福寺，传播禅宗。后在镰仓创建寿福寺，于京都建立建仁寺，创立日本的临济宗。撰有《兴禅护国论》等。荣西入宋不仅是佛教交流，而且对中国文化东传也起了很大作用，许多中国文化是由他传入日本的，对中日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元与曹洞宗东传

日本僧人道元（1200——1253），号希玄，早年在比睿山学显密之教，后入建仁寺学禅，为荣西弟子。道元于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游育王山等地，参拜名师，随明州天童山长翁如净禅师学曹洞宗奥义。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回国。道元在京都开创兴圣寺，住十余年。1243年(宽元元年)，应邀至越前(今福井县)建立永平寺，创日本曹洞宗，为永平开山祖师，尊明州天童寺为祖庭，禅林轨制，一依天童。道元圆寂后，孝明天皇赐以“佛性传东国师”谥号。道元一生撰有《正法眼藏》九十五卷、《永平道元禅师语录》一卷等著述多种，对后世影响很大。日本曹洞宗，至今尤盛，是日本最大的佛教教派。

雕刻艺术东传扶桑

南宋时期的陈和卿、伊行末等明州工匠东渡日本时，将中国的木雕、石刻艺术直接传播到日本，促进了日本镰仓时代雕刻艺术、石结构建筑与石刻艺术的发展。日本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这些匠师的艺术品，成为国际文明传承的见证。

伊行末与陈和卿同受重源邀请，参与东大寺重建，后定居日本博多，形成以伊氏为核心的石作集团，成为南宋明州赴日中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明州工匠不仅将雕刻艺术直接传到日本，甚至连雕凿东大寺石狮的石材，也是直接采用宁波西郊的梅园石。800多年前渡日的宁波工匠及石材对日本古代及近代石造物起到了示范普及作用，为日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中日交流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州名僧高丽大德

作为高丽王族的义通（927——988），五代后汉天福末年（947）入华求法，师从天台高僧修习天台教义约20年。宋乾德年间（963—968），取道明州回国，被时任知明州军州事之钱惟治（原吴越国王钱俶之子）竭力挽留，遂留明州传法。开宝元年（968），明州顾承徽舍宅建寺，名“传教院”，延请义通居住讲经。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赏赐“宝云禅院”匾额，寺遂改为“宝云寺”，义通亦被尊称“宝云大师”。据考证，宋代宝云寺遗址在现宁波市第一医院西侧。

义通在宋丽佛教交流乃至宋丽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尊为天台宗第十六代祖师，圆寂后，被安葬在明州阿育王寺之阳（现为阿育王寺古塔院）。他的主要著作有《观无量寿佛经疏》、《金光明赞释玄辩》等。

“天封塔地宫殿”匾银殿

这是天封塔地宫中出土的最有价值的文物之一，是一座纯银打制通体鎏金的宫殿模型。檐下匾额上书“天封塔地宫殿”。地宫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当时就摆放在这件地宫殿模型内。

地宫殿为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单檐歇山顶建筑。有墙、壶门、隔扇、幔幕以及台基四周设置的栏杆。

塔基地宫设殿，且有匾额，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从未见到。地宫殿建筑模型与《营造法式》规定的制度相符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绍兴年间长江以南，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建筑制度、式样及其特点。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极为珍贵。

鎏金阿弥陀佛铜造像

天封塔地宫内出土的许多器物，是摆放在银质地宫殿模型内的，众多器物内有一组鎏金铜佛造像十分精美，这尊阿弥陀佛造像就是其中的主尊。

阿弥陀佛也称之为无量寿佛。是佛教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他以观世音、大势至两大菩萨为胁侍，在极乐净土实践教化、接引众生的伟大悲愿。

造像通高31厘米，阿弥陀佛直立于仰覆莲座之上，身后有舟形背光和圆形项光，背光镂空，有卷草纹。在项光和镂空背光间镶嵌珠饰，极为精美。佛像脸部丰满，面容祥和睿智，体态闲适空灵，衣褶线条流畅。通体贴金，唯有发髻施以石青。

随侍的两位菩萨，也通体鎏金，体形略小于主尊。二菩萨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飘逸，大势至菩萨所站立的仰覆莲佛座系涂金木雕，因年久积水浸泡，出土时已朽腐。

“绍兴十四年”铭银塔

这件银塔模型出土时放置于天封塔地宫殿模型内，是南宋时期天封塔的模型，通高仅28厘米。塔由塔座和七层塔身组成，六角形。

第一层塔身六面均有柱和栏额。其中下壁两面设壶门，四面壁刻发愿文。共64字，内容为：“佛法僧宝供养舍利塔，孝女弟子邵二娘，法名惠安，所将功德追荐忘考邵七郎、亡妣徐十一娘远年生界者，绍兴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并及曾报四恩三有者。”绍兴十四年，即公元1144年。故该器也称之为：“绍兴十四年”铭银塔。

錾花单孔银薰炉

这件熏炉出土于天封塔地宫殿模型之内。薰炉通体银质，由炉座、炉身和盖三部分组成。座呈圆筒形。底圈刻制莲花、如意和缠枝卷草；器身作六瓣葵花形，中有圆形炉；宽沿之上是器盖，形如一顶僧人的帽子，顶部有管状烟孔，烟管上装饰有莲蕾作为盖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