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闲笔：沿着鲁迅足迹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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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渡路李白故居出来，穿过马路，就是鲁迅公园了，我们小时候叫虹口公园。

早在十九世纪末，这里已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属四川路界外靶子场，后来划出一部分建成公园，1905年建成并开放，初称“新靶子场公园”，1922年改为虹口公园。鲁迅1927年从广州来到上海，在上海整整生活了9年，曾多次来到虹口公园。1956年10月，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鲁迅墓从万国公墓迁到虹口公园内，并建了一座江南民房风格的鲁迅纪念馆。1988年虹口公园正式改名为鲁迅公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2日，遗体葬万国公墓。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即筹建新的鲁迅墓。1952年春，华东文化部等部门经过酝酿，选择临近鲁迅故居、鲁迅生前到过的虹口公园建新墓。1956年1月，国务院决定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迁墓。上海成立由市长陈毅任主委的鲁迅先生坟墓迁建委员会。6月初，中央批准由设计大师陈植主持的设计，并拨工程费90万元。同年7月19日开工，10月9日竣工。

鲁迅墓面朝南，用苏州金山花岗石砌成，墓地中间是长方形绿地，四周围植瓜子黄杨，绿地中央建有鲁迅坐像。基座用四块花岗石镶成，上部浮雕花饰图案，图案下刻阴文鲁迅生卒年份“1881~1936”。鲁迅坐像高1.71米，作者是浙江美院教授萧传玖。 绿地后通道拾级而上，是一个方形平台。平台左右植有两棵广玉兰，再往外为石柱花廊，植有紫藤。平台正面是照壁式大墓碑，宽10.20米，高5.38米，中央镌刻毛泽东题字“鲁迅先生之墓”。墓碑下方是安放鲁迅灵柩的墓穴，用六块花岗石板密盖。墓穴左右各有一棵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所植的桧柏。墓
碑后是屏风式土山，遍植松柏、香樟、四季花草，还有日本友人赠送的樱花、腊梅、桂花树等。

1956年10月14日上午，鲁迅灵柩移柩仪式在万国公墓礼堂举行。礼毕，即移迁到新墓地。在墓前举行有宋庆龄、柯庆施、茅盾、周扬、巴金、许广平等近2000人参加的迁葬仪式，巴金、茅盾和许广平先后致辞。仪式结束，举行鲁迅塑像揭幕礼。
鲁迅新墓建成后，曾多次整修。1961年，原白水泥鲁迅塑像改铸为铜像。同年3月，国务院公布鲁迅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奔鲁迅墓而来，曾几次来过，并不会初来乍到那样有“急迫感”“幸运感”，但每次面对鲁迅像，心中依然有“崇圣”感。其实不止于我，伟人亦同。早在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论鲁迅》的讲演，就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在我人生成长之际的“文革”时期，鲁迅更是以“伟大的旗手”、“中国共产党人最亲密战友”形象而光芒万丈，形如国之二圣。毛泽东说：“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所写
给妻子一封信中又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英雄相惜，还是“曹刘互诩”？不过当时的背景下，两人“相通”是一种孤独感。
今天，当我又一次来到鲁迅墓前，心中忽有新意念，恰是马年，由此及彼，此刻我眼前的鲁迅先生，就像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一匹在残阳中依然坚韧跋涉在荒野的老马，还带点“唐吉诃德”遗风。

鲁迅先生去世时才56岁，比我如今年纪要小十多岁，但他在“五四”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资历深厚，性格老成，身材瘦削，周身有股冷峻孤独感，从他的古诗诗句中能体验到这些形象，“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鲁迅是一匹勉力负重前行的老马，指引青年，他循循善诱，“老马识途”，面对敌人，他“横眉冷对”“绝不宽恕”，还“痛打落水狗”。鲁迅一生似乎都孤军作战，四面冷箭，这些冷箭枪弹，有来自敌人阵营，也有来自自己阵营里面，但他从未放弃过战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征程正未有穷期，战斗正未有穷期”，一生洋溢着战斗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比起曹孟德的“老马”来，鲁迅是奔走在沙场的孤瘦的战马。

可惜近期公园中的鲁迅纪念馆不开放，我怏怏而别。

公园门口午餐后，我沿着甜爱路来到山阴路，去探访鲁迅故居。

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11年越界筑路。1943年汪伪政府接收租界时更名为山阴路。宽不过10米的山阴路，夹道种满梧桐树，在夏日里浓荫蔽日，闹中取静。山阴路两侧的弄堂以质量较好的早期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为特征，保留了多种样式和风格的住宅建筑，这里是一处自然形成的近代民宅"博物馆"。

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132弄9号）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寓所。

大陆新村建成于1931年，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由归国建筑师罗邦杰设计的新式里弄住宅。其建筑风格上摆脱了复杂的欧式装饰，整体更为简洁现代。大陆新村共6排联排里弄住宅。鲁迅在日记中记载，1933年4月11日，携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迁入大陆新村9号。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这里逝世，终年56岁。

1927年10月3日 鲁迅携许广平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最初下榻于码头附近的共和旅馆，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从共和旅馆迁入景云里23号，此后又相继住过同排的18号和17号。

景云里位于今虹口区横浜路35弄，建于1925年。它西临横浜路、东邻多伦路，弄内有三排坐北朝南的石库门楼房。上世纪30年代的景云里是文化名人聚集地，鲁迅在此租住期间，与文学青年如柔石、冯雪峰等结交，并与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友谊。

1930年5月12日，鲁迅携家人从景云里迁居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3号3楼4室），直至1933年4月11日迁居大陆新村。

迁居拉摩斯公寓原因是鲁迅受到国民党通缉，经内山完造介绍，以其名义租房入住，躲避追捕。

拉摩斯公寓成了鲁迅在上海的重要战斗与创作据点，因冯雪峰一家住隔壁地下室，形成左翼文化联络点。在这里，鲁迅经历了“左联五烈士”牺牲（1931年2月）的最黑暗时刻，“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也有两晤红军将领陈赓（1932年11月）的快乐，在公寓房间中，陈赓为鲁迅介绍了红军作战情况与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为更好地了解鄂豫皖军事形势，鲁迅还特别请陈赓在他的文稿纸背面画了幅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两次促膝长谈后，鲁迅一直在构思一部反映苏区红军题材的小说，遗憾的是，由于精力和创作环境所限，最终未能完成这部作品。

鲁迅在拉摩斯公寓的3年，是他一生中经历斗争最紧张的时刻，许多时间都处在秘密状态中。如今景云路故居、拉摩斯公寓故居都是普通民宅，不能进入参观。

参观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要先到隔壁10号办理预约，因为9号的故居房间很小，一次只能接待10人。我预约了下午1点20分。很欣喜的看到，虽然大年初四，从鲁迅故居弄堂口到预约排队点，熙熙攘攘得游人络绎不绝，馆方很快就贴出“当天预约已满”。

到时间，我们随同解说员进入鲁迅故居参观。

鲁迅故居是按照鲁迅生前居住时的布置复原的，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携海婴搬出了大陆新村，这些家具暂存于准海路淮海坊，1950年鲁迅故居复原时由许广平捐赠。当年10月，许广平亲自按当年原状布置、复原了鲁迅故居。

这是一幢三层洋房，屋前有小天井，底层半隔出前后间，前间是小客厅，靠墙摆一张钢琴式的写字台，墙上挂着鲁迅遗像。靠窗有台缝纫机，玻璃柜前是会客桌，四把靠背椅，墙上挂了三幅画，分别是油画《菊花》《呐喊》，还有版画《太阳照在贫民窟》。后半间是餐厅及梳妆间，吃饭的八仙桌，放着茶具的柜橱，还有梳妆台。

今天是个灿烂的日子，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棂暖洋洋地照在故居客厅，照在依旧冷峻表情的鲁迅先生遗像上，我抬起头与先生对视片刻，却感受到了先生对后生的几缕温情。

我们轻轻地踏着木楼梯上楼参观，二楼拐弯处，有个卫生间，里面有浴缸。

二楼是鲁迅和许广平的卧室兼书房。当门是一张黑铁床，床的南面放着一只书橱，临窗放着鲁迅使用了近十年的的书桌。卧室靠西墙从南到北排列着镜台、藤椅、茶几和大衣橱。茶几上方是海婴4岁时的全身照。对窗的北墙下是五斗橱。在五斗橱的上端挂着一幅名为《海婴生后十六日像》油画。

作为鲁迅夫妇的卧室兼书房，这间房间显得很局促，摆设有点拥挤，可见鲁迅先生虽声名遐迩，但生活条件并不好。老来得子的鲁迅先生其“舐犊之情”流露毕至，像他在《答客诮》中写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在这房间里，不到三年半，鲁迅写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等著作，翻译了《毁灭》、《俄罗斯的童话》、《死魂灵》等外国文学作品。编印出版了《木刻纪程》《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编校出版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上下卷。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这张床上与世长辞。

二楼后间是贮藏室，存有鲁迅的修书工具、药品和医疗器皿等物品。

我们继续上楼参观，三楼对着楼梯口是卫生间，却只容一个马桶，真是“微型”，冲着卫生间门的是几级台阶，面外是阳台

三楼北间是小客房，才6、7平米，窗下放着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靠西墙有两件书橱，墙上挂着油画《静物》.书橱前面摆放一张单人铁床。

在这小房间里，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好几位共产党人，瞿秋白、冯雪峰等都曾在此居住过。在这里，鲁迅还接待过曹靖华、胡风、黄源、萧红、萧军等。

南面大房间鲁迅的爱子海婴的寝室，室内阳光充足，陈设简洁，除了桌子、椅子和一张五尺大床，其他都是藤制家具。墙上的两张照片，分别是海婴4岁和6岁时照的。在东墙上还挂着油画《倒立的演技女儿》，一幅很适宜儿童欣赏的艺术品。

在大陆新村居住时期，是鲁迅创作巅峰，比起拉摩斯公寓时的隐蔽危险来，这里生活更公开与稳定些。

鲁迅故居面积不大，摆设很寻常，要是走马观花看，5、6分钟就看完了，但是你沉下心来看，细细品味一番，能品出许多滋味，也许也会给自己带来些“灵光一现”想法。

站在鲁迅故居前，我“杞人忧天”地去为鲁迅“操心”，竟然想到“文革”后流传很广的伟人对鲁迅命运的那句名言，大致是如果活到当下，只有两种结果，顺从，或者闭嘴（甚至还有更升级的）。

不必追寻伟人是否说过这话，我们从鲁迅的性格出发，来看看是否有这种可能。

鲁迅是“旗手”，更是“战士”，准确说是个“斗士”，因为鲁迅天生“好斗”。鲁迅的思想是深邃的，因为深邃，能产生犀利的语言。从《狂人日记》中喊出“救救孩子”，到想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样尖酸辛辣的形容词。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鲁迅创造出直刺人心扉的尖锐语言能力，在他的时代绝对是出类拔萃的。鲁迅的语言是匕首、是投枪，更是手术刀，毫不留情地血淋淋地去解剖每一个灵魂。

鲁迅是个不妥协的“斗士”，也是天然的“反对派”、“不合作者”，这种定性自然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关联。鲁迅是从“旧时代阵营中杀出来的猛士”，决不与黑暗腐朽“同流合污”，这决定了他的“反对派”本质。鲁迅一生曾面对许多对手，有公开的敌人，也有“同一阵营”里的对手，他的身心受过累累伤痕，因此鲁迅性格是忧愁善感，敏锐多疑的孤独者。

鲁迅曾在小说中塑造过一个“孤独的战士”形象，这是一个不畏艰难、清醒坚韧的斗士，在无物之阵中孤独前行，面对敌人的伪装和阴谋始终保持清醒，不被表象迷惑。战士始终不放弃斗争，一次次地举起投枪，展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荒诞和孤独的旅程，战士选择自由承担，拒绝尘世的和解方式，义无反顾地前行。

鲁迅笔下孤独的战士承担个人内心的冲突，也代表了民族和底层民众的呐喊。这个孤独的战士其实就是鲁迅自己。

深邃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尖刻的语言、不从众性格，我眼中这样的鲁迅是真实的吗？

鲁迅是最著名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其实，鲁迅在上海九年里接触了许多重要的中共成员，是完全可以成为“党内布尔什维克”的，鲁迅在1936年6月为驳斥托派挑拨，曾经口授了一封信，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他表示“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但鲁迅似乎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的愿望。

其中也许有党中央的考虑，鲁迅在党外能发挥更大作用，也许是觉得鲁迅不够条件。但我以为，更可能是鲁迅自己的想法，也许他素有中国传统文人“不党不群”的情怀，也许他接触了瞿秋白这样受了打击的中共高干后产生的忧虑，也许他清楚更自己天生“不合作者”的本性。等等。

我以为，鲁迅本质上还属于一个旧时代人物，虽然他是从旧阵营中冲杀出来的猛士，但他的使命是戳破旧时代铠甲，解剖迷茫者灵魂，对于新时代，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创造的体验，没有在根据地生活过，没在组织中体验过。因此，当新时代来临，并置身于其中时，上述的鲁迅性格中“深邃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尖刻的语言、不从众性格”，还有“不畏权贵”、“直言不讳”、“清议论政”等等，都有可能出现在鲁迅的身上。以我几十年经历过的生活，所见过、听过的那些带有旧时代痕迹人物的故事，那么，鲁迅新时代的命运，自然已经有了清晰的轨迹。当然也不排除先生在新时代中性格、思想、语言都“出茧蜕变”，那么他的人生轨迹就是另一种模式了。

想到这，我闪出“时宜”这个词，其含有“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意思，也夹带“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隐喻，故自古中国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说法。反之如何？只能是各有各命了。

真是“杞人忧天”过头了，鲁迅先生已在1936年10月19日、旧时代的这一天与世长辞了。我们的“假设”只是废话而已。

赶紧过马路，去山阴路69弄（恒丰里）去参观。

恒丰里建于1905年，是典型的上海新式里弄住宅。一踏入就感觉弄堂特别长，大约100个号码的门洞，分两边笔直地通向尽头的另一出口，那是条弯曲的小路，这种环境非常适应当年的地下工作。1927年，中共上海区委、中共江苏省委等机关，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军事指挥部联络点等曾设在这里——恒丰里90号。

1927年6月26日上午9时许，中共江苏省委在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69弄90号）住宅里举行秘密会议，回任不久的省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郭伯和、宣传部长王若飞等参加。当天下午3时许，由于叛徒出卖，机关遭敌人包围。陈延年、郭伯和奋不顾身与军警搏斗，掩护其他同志迅速从屋顶撤离，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江苏省委机关遭到破坏。

陈延年被捕之初身份未暴露，中共及各方进行了积极的营救。

不久，陈的身份被识破，经受酷刑逼供，但他信仰坚定，拒不吐露一字。几日后，陈延年被秘密押赴龙华刑场，被刽子手乱刃戕害，年仅29岁。

陈延年（1898-1927）是陈独秀的长子，他的经历我们都熟悉，因家庭原因，他自幼与弟弟乔年颠沛流连，这段经历很似毛岸英兄弟。后来获资助赴法勤工俭学，在那里，他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为信仰共产主义。1922年参与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担任过党内重要职务，直至英勇就义。

陈延年的牺牲是很悲壮的，他是被反动派用乱刀砍死的。在恒丰里我又看到新的信息，在机关被反动军警包围时，“陈延年、郭伯和奋不顾身与军警搏斗，掩护其他同志迅速从屋顶撤离，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他是掩护同志而被捕的，以他健壮的身体，大致是能够脱险的。前几天，我看过一篇文章，提到在20年代党内“红色浪漫曲”时期，不少早期共产党人卷入这股婚姻恋爱热潮，唯有陈延年直言“革命不成功绝不恋爱”，至死秉持了这条誓言。

我站在90号大门口，凝视陈延年的照片，心中悲壮更是敬仰。

山阴路上还有瞿秋白、茅盾等故居，走马观花一带而过。走出山阴路就是四川北路，马路右侧是大名鼎鼎的内山书局，这条路线是留下鲁迅铮铮脚印的。我踩迹而来，跨入内山书店，选购了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杂文集《南腔北调集》、《而已集》。

沿四川北路南去，没走多远右拐就是多伦路，如今上海历史文化名街，更是鲁迅先生当年参与“左联”活动，扶持青年作家常去的地方，时空中回荡着先生深邃的话音、开朗的笑声。我曾几次走过那条街，对每个红色旧址都访寻过，今天也来不及再走一遍了。余晖西映，我走到东宝兴路，去寻找“中共四大”会址遗址，很快在地铁站对面街角旁看到了纪念石刻。

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

8号这座石库门房子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20来人。“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会议原址在1932年1月28日，被日军炮火炸毁。

现在四川北路绿地中建有“中共四大纪念馆”，参观过几次，今天找到了会址遗址，遂我愿了。

春节中的一天是快乐的！

2026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