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灯火，遥远的星河

毕亚平

　　10年前，父亲在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悲喜后，转身离去。

10年来，他那学者的风度、家长的威严以及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记忆的长河中，经久不息。

在我怀念父亲的时候，他是最近处的灯火，也是遥远的星河……

　　1919年深秋，父亲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大孤山镇，祖籍山东文登。在世时，父亲对其家族变迁及个人经历总是三缄其口，以至于我们对家史及他个人的过往知之不多。从母亲和叔叔们的口中，我们了解到曾祖父早年于孤山镇开办私塾，在当地德高望重。祖父没有承继父业，而是迫于生计做起水果生意，但重视教育的传承没有改变，父亲和叔叔们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自1927年起，父亲先后就读于大孤山私立慈善会小学、庄河县二中、安东商科高级中学、长春财务职员训练所等。

这是身着学生装的父亲

　　父亲是家中长子。由于爷爷行二，父亲从小又被出嗣给膝下仅有女儿的大爷爷，成为长房长孙。在封建观念很重的民国初期，这是很占便宜的。叔叔们曾说父亲两头吃香，颇受溺爱。然而，父亲16岁那年，爷爷因积劳成疾离世。作为长子，他与祖母一起扛起养家的重担。在民国那个动荡的年代，历尽艰辛，十分不易。他小时候吃的“香”，都还给了这个家庭。

这是父亲兄弟四人携妻子摄于1978年的合影。

　　三叔在世时曾回忆：祖父经营的是小本买卖，十分辛劳。每天起大早去海边接船，买进从山东运来的水果，晚上很晚还出去卖糖炒栗子等小食，冬天只穿着空心棉衣。他一生简朴，省吃俭用，但在供养孩子读书和维持简单家用略有结余时，便置办田产，租给他人耕种。老叔曾回忆说：全家搬到丹东后，他还随同母亲（我奶奶）回老家收过租子。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到建国前，家里的土地都卖出或被人赎回了。为此，土改划分成份时险些被划为破落地主（实划为市贫）。写到此，不禁想起了余华《活着》里的一些情节…

　　如果当初划为地主，父辈及后人不仅要多吃苦头，也有些冤枉。远离家乡在部队服役一辈子的老叔回家探亲时，我们劝他多吃菜，他曾声音颤抖地和我们说过：小时候我妈说菜是用来就饭的。一句话，那时候的生活状况略见一斑。而我父亲一生节俭，有时甚至近乎小气，这应当也是艰辛生活留下的痕迹和养成的习惯。

　　有人说 : “民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独特，军阀林立，占山为王，谁也不服谁的气，稍不如意就拔刀相向。38年的民国史，大部分时间是我们自己人和自己人打仗”。对此我们深以为然。由于特殊原因，我的两个叔叔就曾一度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进入国共不同的部队，父亲为此也付出过代价。总想知道，两兄弟在不同战场时，作为扶持在祖母身旁的长兄，父亲是怎么样的心情？！好在后来归一，三叔成为了“最可爱的人”，还在人民军队里立功受奖。

　　老叔则一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到离休。

　　1939年，父亲完成学业，进入安东税关，开始了他漫长的工作生涯。

这是参加工作当年父亲在安东镇江山上。照片虽已斑驳，依稀看得出父亲当年的英俊。

　　1945年，父亲进入安东高级商科学校任教，开始了教育工作生涯。

资料记载，1946年，父亲和母亲一道投身革命，随四野大军辗转朝鲜新义州、平壤，经历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在朝鲜期间，父亲任华侨学校生活指导部主任。回国后，先后在吉林抚松中学、安东联中、辽东省立安东中学任教员、教学辅导组长等。

这是父亲在安东省中工作时少有的痕迹。上图父亲位于上二排中间；下图是学生送给父亲留念的合影和题字。父亲大量珍贵的照片、资料在政治运动中都付之一炬了。

　　整理资料时，发现了父亲亲笔书写的丹东二中（原辽东省立中学）校史（1946年----1949年底）底稿。看着底稿，想象着那时意气风发的父亲，在参加革命初期，带领学生去朝鲜、赴农村，参加减租降息、土地改革运动等情景，他的内心一定是充满着光明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望。

　　父亲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的非无产阶级血统，以及加入过三青团和在伪满洲政府部门做过事的历史，决定了他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早年刚参加革命时，父亲曾申请入党没有被接受。在一路走来的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要向党交心。一次次把一生经历的每段历史详尽写出，接受组织审查。其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和内心所受的煎熬，惟父自知。

　　1951年3月，根据组织安排，父亲从丹东市来到凤城县。先是担任凤城中学教导处主任、副校长；后相继参与了凤城第二中学、通远堡完全中学的组建，并分别任副校长职务。

这是史料记载的在凤城一中工作的痕迹。

　　60年代初期，父亲被下放到凤城边门中学任职，在那所农村中学里工作了5年。这是在边门中学工作时留下的照片。

上图一排左五；下图一排左七（白裤者）

　　父亲酷爱读书学习，善于独立思考。50年代大量阅读前苏联教育专著，外出学习培训所受的影响，让父亲有许多独立的见解。他一向认为学校是教书育人之地，学生过多参加社会活动，荒废学业，有悖教育宗旨。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是不能完全被理解和接受的。据说在凤城教育系统内，人们对倔强的父亲有“抗上”的评价。

　　不得重用的档案记载、不被重用的实际经历，让性情倔强，个性鲜明，很有主见、脾气很大的父亲，变得谨小慎微，保守自律。在大鸣大放和反右等运动中，没有被抓住尾巴、戴上帽子，“既保全了自己又不伤及他人”，极其不易。

　　1965年四清和社教运动结束后，父亲由边门中学副校长，降职调到凤城师范学校任函授部主任。这个在当时看来是坏事的工作调整，让父亲因祸得福。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因父亲已不是学校领导，够不上当权派而没有受到大的触动。当原单位红卫兵来师范学校欲揪父亲回去批斗时，有政策水平的支左干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斗英雄——黄丑和予以阻拦，让父亲留在师范就地参加运动。

下面这张照片中，尽管又黑又瘦的父亲站在最边缘的角落（最上排右一），但对于他躲过的那场大的劫难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话说这张照片的时代感极强，所有人都手持红宝书放在胸前。

　　这时和之后的事情，我已经有了深刻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家都要在门边的墙上腾出一块地方，用石灰拌上草木灰抹成长方形的黑板，在上面书写一段毛主席语录。我家的那块小黑板不仅是父亲亲手制作，上面那段“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语录亦是父亲手书。印象深刻的是那接近宋体的笔迹，像父亲一样瘦削。

文革中，父亲虽未被揪斗，但也不能从事教学和行政领导工作，他被分派去管理校办工厂。清楚地记得一次去沈阳出差，满腹诗书的父亲为了给学校省钱，人肉背回一大捆铁丝线圈，从头部套上背在一侧肩上，下火车后步行至家中，肩膀都压出了血印。而乘车时，是请别人帮忙把铁丝拿下，下车时再在别人帮助下重新背起？还是就这样一直套在脖子上，从苏家屯一路乘车到家？当时不得而知，现在更是无从知晓。

　　1972年底，父亲逐渐恢复教学与学校行政领导工作，先后复任师范学校函授部主任、副校长，后调至凤城三中任校长。

1978年3月父亲离任凤城师范学校副校长赴三中任职时，师范学校送给他的纪念品是一个印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笔记本——那时干净的社会风气，可见一斑。

　　我们对父亲的工作情况不完全了解，他的前半生大多数时间“不得烟抽”，恢复教学和教育领导岗位不久就到了离休的年纪。但作为一名从教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者，他始终不忘教书育人的宗旨，春风化雨，真正做到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间，父亲所到之处，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他一起共事过的老师、同仁，常怀敬佩之心；经他教育的学子，常怀感激之情。

　　1985年，在确立教师节当年，父亲获得辽宁省政府颁发的从事教育工作30年纪念证书。

　　作为文教卫生系统有影响的非党人士，父亲很早就进入了政协，先后担任委员、常委、副主席。

　　

　　我不完全清楚父亲对家乡的发展建设提出过哪些意见建议，递交过哪些提案，但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80年代末期某日，父亲从街上回来，气哼哼地喊过大姐，严肃问道：“现在什么都能卖了吗？”大姐莫名其妙，不知父亲所云。仔细听来，是父亲在街上看到某处一刚开业的小商店匾额上书“妇女儿童专卖店”，于是有了上面的对话。大姐当时在市委宣传部任职，过问和纠正此事也算合适，遂协调和督促相关部门纠正了此事，该匾额最终在“妇女儿童”后面加上了“用品”二字。

　　没有见过真实的古代谦谦君子，但感觉父亲的形象就是君子的形象。他有士的精神，遵守道德规范，不畏强权；信守承诺，严于律己；博学多才，饱读诗书；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当年有人来找他做“外调”，让他证实曾经的友人参加过某某组织或做过什么样的事，父亲没予配合。对方说当事人都承认了，你就签个字证明一下就行了。父亲说：“他都承认了你还问我做什么？我不清楚就是不清楚。”外调者不甚满意，似乎还和父亲单位领导说了他不配合的话。父亲信奉的是：真话可以不全说，但假话全不能说，更不能做假证。

　　父亲不是高官也没有厚禄，是个有性格有风骨的平凡人。他似乎什么都没有给予我们，却又什么都给予了！他虽不似母亲一般肉眼可见的热情善良，但从不愿麻烦和亏欠别人，对人彬彬有礼，不卑不亢。无论是对领导还是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一律平等待之。饭不多吃，酒不多喝。无论多么喜爱的东西，绝不多用。他常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喝凉酒，花赃钱，早晚是病；他常挂在嘴边的还有一句话叫“退而求其次”。现在体会，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更是人生哲学。舅舅在世时曾经说过：“姐夫是个高人啊！”他指的是父亲凡事有度，能成功躲过劫难。现在想想还真是这样。

　　父母和舅舅、舅妈

　　说起凡事有度，父亲真是楷模。他一生钟爱喝酒，但从不多喝。年少时，记得每晚都要喝上两盅。退休后的早些年，有时每日中午和晚上各喝一次。但父亲喝酒很有节制，平时素日喝多少，年节假日也喝多少；两个菜喝多少，八个菜也喝多少；大老散喝多少，茅台也喝多少。问他酒量有多大，他说“一两亦醉，半斤不醉”，意思是要看喝酒的气氛和心情。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喝醉过，他说看过太多醉酒误事的事例。

　　然而，如此凡事有度的父亲，在子女面前，却有着近乎“无度”的威严。小时候，父亲十分严肃，威风八面，不怒自威。那时觉得他可敬，但不可亲。无论何时，只要父亲在家，气氛就紧张起来，万马齐喑。我们都怕他，不敢也不愿意靠近，更不想与他有目光的交汇。印象最深的是我年少换牙时，新牙已出，乳牙未掉，需去医院拔除。那天母亲有事，由父亲带我去。因为惧怕父亲，不敢在他面前哭闹撒娇，加上拔牙紧张，刚打上麻药我就休克了。医生紧张得找不到针灸针，用注射针头扎我人中，才让我缓了过来。拔完牙后，父亲见我能走路了，便让我自己走回家，他直接上班去了。过后母亲埋怨他：孩子都休克了，你不把她送回家？！我长大后，把这件事理解为父亲给予我的坚强、勇敢、自立的教育——也说明我小时候没被宠成公主。

那时不懂事的我们，不知父亲在外面经历着什么，有时甚至希望他早点去上班或出差。亲朋好友对他也是敬而远之。居民组长私下里称他为“大长脸”；母亲则说他“严肃有余，活泼不足”。邻居家来找母亲讲故事的孩子，到我家后见父亲还在，会直接问：“毕大爷，你什么时候走？”姐姐的同学抱着年幼的妹妹来我家玩，听到外面父亲回来的声音，抱起妹妹夺门而出——据说有一次，孩子的头都撞门框上了……

　　年少时，父亲对我们的管教更是十分严格。小时候女孩子都喜欢跳皮筋，而当时只有少数家境很好的孩子才能买得起整条皮筋，大多数都是东拼一截、西凑一段，我们亦如此。十岁左右时，有天我在家中炕上发现一截皮筋，兴奋地剪开，接到了我那东拼西凑的皮筋上。没想到，那竟是父亲的袜带儿——那时穿的多为线袜，没有弹力，不用皮筋固定会滑到脚底。父亲追究时，看到我接皮筋的妹妹举报了我（也是为了撇清自己）。父亲严肃地问我是不是我拿的？我因害怕，不敢承认。谁知父亲大发雷霆，把我好一顿教训，吓得我大气不敢出。过后我埋怨妈妈关键时刻不帮我说话。妈说她过后跟父亲说过：“干嘛发那么大火，看把孩子吓的。”——父母亲有约定，管教孩子时要口径一致，一人管教时另一人不能当面干涉。母亲说，父亲当时回答：“不是因为那一截皮筋，是因为本是她拿的却不承认，那就叫撒谎。”其实我不是撒谎，是因害怕才不敢承认，谁知后果更严重。早知是父亲的，说什么也不能剪——那时对他躲之不及，岂敢与虎谋皮？！但这件事让我知道了：不能撒谎，要敢作敢当。

　　父亲调回城内到师范学校上班后，学校配给他一辆公车（自行车）。怕我们用他的公车学车，即便停在家门口，他也把车锁好。事实上他的担心并不多余——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母亲几次帮我拿到了车钥匙，趁父亲午睡时偷偷把自行车推出去练习。有一次不走运，其实是还没会走就想跑：我让同学坐在后座，带着她“遛车”，结果摔倒了，两个人都压在车上，车子顿时卡住，推不走了。吓得我们一人抬起后轮，一人扶着车把，把车推到修理部。师傅给敲打敲打，勉强能推走了，才敢送回家。父亲发现车子摔坏了，非常严厉地教训了我一通，还和我说：这是公物，是公家配给他的，他办私事都不能骑，等等。吓得我大气不敢喘，一声不敢出。

　　多年后回想，父亲的严厉，也正是他的风骨。正因为他对人对事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才会在子女的教育上如此“不近人情”。而也正是这些当时让我们畏惧的瞬间，成了日后我们做人做事的准绳。

　　在毕氏家族中，父亲德高望重，始终扮演着大家长的角色。各家大事小情都找他商量，他也竭尽全力庇护着这个大家庭。同城的三叔常来探望陪伴；早些年物资匮乏时，做了好吃的也不忘差子女送过来。

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叔，在身体尚佳时也常回家探望。看过电视剧《非常代价》后，老叔深受触动，特意给我们五姐妹写信，深情讲述大哥大嫂撑起这个家的不易，还抄录了剧中的歌词表达心情。

　　关于家史，父亲向来缄默。当我们追问“所以昭世序，庶可建重明；远延宏大业，永茂于文登”是否为家谱范字时，他只说那是“封建的东西”，不愿多谈。后经考证，这确是我们的族谱——爷爷是“序”字辈，父辈是“庶”字辈，我们是“可”字辈，下一代是“建”字辈。只是从我们这代起，便不再循此取名了。

　　春节家族团聚

　　大孤山寻根

　　历经动荡，父亲大半生过得压抑。好在后来赶上改革开放，他放下了政治和思想包袱，安度晚年。

茶余饭后，他常常自打拍子哼唱小曲

兴致起时，情不自禁弹首钢琴曲怡情逸趣

　　在连襟和小舅子怂恿下他还能唱上两嗓子京剧

闲暇时光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

　　

　　他得到了留在家乡的姐妹及家人的悉心照顾和耐心陪伴。

　　老叔回乡省亲时，看到姐妹们对父亲细致入微的照护，感慨他大哥的生活过得像皇帝一样。

在外面他享受到离休干部的待遇：日常有活动室消遣，医疗费用全额报销，还能每年随团外出旅游。他先后到过大连、北京、泰山、青岛、西安等地。最令他津津乐道的，是当年在不许跨长江、不许乘飞机等规定下，他们如何“斗智斗勇”成功游历西安。说起这些，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老干部活动中，父亲还获得过“先进离休干部”的荣誉，这大概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先进”称号。

　　在家中，父亲是典型的“甩手掌柜”，平日里极少做家务。偶尔过年过节露一手，阵仗却极大——这个帮忙戴围裙，那个递家什，全家围着他转。但一般情况下，他负责买菜，自己常说要从菜市场这头走到那头，统揽一下后再下手。回来后再给母亲细细描述过程，总之东西是最好的，价格也合理。

这张照片是他不大做家务的明证。母亲率一众家人包饺子，他在看热闹。

　　父亲也热爱生活。每到春天，他买菜时常捎回一束鲜花，最多的是百合和达子香——就是辽东山上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这个好习惯传给了我，如今我家也是鲜花不断。

　　父亲治家极严，曾严禁家中打麻将动钱，声言“一分钱也是赌博”。且严格限定娱乐时间，无论扑克还是麻将，到点必须散场。他曾反问：“打麻将是为了什么？”——意思是不应影响健康。但随着年岁增长，他渐渐变了：从当初的搅局，到主动提议子女饭后打几圈；从严禁动钱，到不再干涉小赌怡情。这变化里，藏着老人的孤独——他渴望子女多陪伴一会儿。我女儿曾在父亲晚年回去探望时说：“姥爷过去的那些威风都没了。”

　　父亲给我们的不仅是生命，更有做人做事的准则。读大学时，父亲曾在给我的信中与我谈为人处事及交友之要：

“你来信谈到的关于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及如何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的面也较广，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表达的。我想等你寒假回来时再详细跟你谈吧。现在我只谈几点：一是个人对人对事要诚、信。不虚伪，不油滑，谦逊谨慎，实事求是；二是要善于择友。交友要贵在交心，朋友之间不仅是互通有无，而是能互相劝善规过。古人说过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还是很有道理的；三是自己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要奢侈浮华。多积累知识，少追求财物。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一时也谈不好、谈不全，今天就谈这些，供你参考。

已近严冬，诸多注意。来信 父。”

　　父亲离世后，每当冬天来临，总会想起父亲的“已近严冬，诸多注意”这句话，百感交集。父去十年，字迹还在。写到此，想起那句古诗：“甲子今重数，生涯只自怜。”如今，我们姐妹早已过了甲子之年，步入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了。父母远去，我们的生涯冷暖，只能自怜。

　　说到艰苦朴素，又想起父亲的教诲。我们家住沈阳时，父母每年都来与我们小住。父亲觉得我条件好些后，花钱有点大手大脚。他不止一次与我说，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他还反复提及古人所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并且常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甚至具体指出我在人际交往上、在吃穿用度上大手大脚的行为。说得多了，我有时也为自己辩解，说我其实也挺节俭的——你没看我袜子破洞了还拿针线连一连？他说我那是“大车撒油，满地捡芝麻！”

　　

　　现在回想，不仅这些话，父亲说的许多话都是极有道理的，有的成了我现在常和孩子说的话了。只是父亲当时的心思和想法，我们没有完全和深切的体会。昔日父言身后意，今朝尽到眼前来。待到全都明白的时候，天已黄昏！

　　父亲关于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的话说多了，我们也往心里去，表现在给他买穿的用的东西时，不与他说实际价格，而是送物减钱。下面这张照片中，父亲（前排左三）戴的那顶貂皮帽子，是我花的200多元钱买的，告诉他只有80元。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晚年的父亲，性情变得细腻和温和，对我们倍加关爱起来。每次回家，他常拉起我们的手抚摸，不是说凉了，就是说热了。说热的时候还会顺势摸摸额头。这与小时候那个因太过严厉而令我们不敢亲近的父亲，判若两人。

　　不仅如此，他的内心变得愈发柔软。我来上海的头几年，很是想家，思念在家乡慢慢老去的父母。2004年春节从老家回来后，我抑制不住思念，写了篇小文《我的思念》，发表在当时供职的亚洲证券内部杂志《亚洲风》上。后来回家，我把那期杂志带给家人看。父亲看过后对我说：“不知为什么，看了你的文章，我总想哭……”

　　我常想起他欲言又止的表情、无可奈何的神态以及那阅尽人间苦难和春色后那深邃的目光。看过小品《钟点工》后，父亲由衷感慨：“他们对老年人的心理真是琢磨透彻了。”那一刻，我读懂了老人内心的孤寂。

　　游锦江山累极了的父母

过生日的父亲把生日帽戴到母亲头上

　　为了引起子女重视，他常念叨自己“九大系统都有问题”。我们起初不以为意，后来才知人体确有九大系统——是我们寡闻了。对长寿，他有自己的见解：“单纯的长寿没有意义，健康长寿才有价值。”他曾羡慕院里一位老人，上午还在遛弯，午睡便安然离世。可世事难料，生命的最后几年，父亲还是卧床不起，失去了自理能力。临终前已不再清醒。但他高寿且看似无痛苦地离去，让我们心中稍得安宁。

　　百岁寿者皆是人之楷模，非仅靠运气，更需自我修为。在我心中，父亲便是修为的典范。

　　父亲于十年前走完了他完整的人生路，享尽了上苍赐予的天寿。

连日来，我沉浸在对他的无尽怀念中，恍惚间仿佛又与他同在——他在绿岛山坡边，与我低语“草色遥看近却无”；他在病榻前，与我慨叹“访旧半为鬼”；他在沈阳家中，叮嘱我“由俭入奢易”；他在旧房子里，笑着讲起“下气通”的趣事；他在送我下乡的车上，意味深长地说“何时回城，要靠自己”；他在我填报高考志愿时，沉稳地指导“报大学不影响上中专”；他在故乡的老屋里，一遍遍给我们讲那过去的事情……

　　回忆高考前，父亲给我和三姐辅导语文，讲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的那条蛇和“猛于虎”的赋税，仿佛穿越纸页，真切地浮现在眼前。他讲的哪里只是课文，分明是人间疾苦与世道人心。

　　值得告慰父亲的是，我们这个家没有因他的离去而散落。他走后的十个年头里，我们年年从四面八方回家相聚，其中更有七个春节是在一起度过的。为了父亲，也为了母亲，我们都在努力地、好好地活着。

罗曼·罗兰说过：“人世间最美丽的情景，是出现在当我们怀念母亲的时候。”

而我想说，回忆父亲的情景，同样美丽。

这些天，我仿佛日日与父亲在一起，回到了他还在的时光里——他还在坐在床边看报，还在桌前小酌，还在用那瘦削的笔迹，抄录一段段歌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怀念至此，方知他从未走远。

　　永远怀念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