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观》：在思想的多维剧场里

冯海89

自序/冯海 西方哲学史，用了两年时间读完，怕记不住，就做了些笔记。但翻笔记有诸多不便，没有目录，没有页码，想找一个东西不容易，于是就有了把它整理出来的念头。说是整理，其实就是做个搬运工而已。而这也恰恰是我要达成的目的：尽量用最少的文字，去真实还原哲学家们的过往场景，使其看上去还像个完整的东西。但“最少”就意味着要扔掉绝大部分，难的是，构成每个哲学家思想的基础件很多，拆哪些，还能使其保持牢固，就要事先做一些必要的标注。这项工作的大部分是在新西兰完成的。因为突生变故，需要过去料理一些后续的事情。让人焦躁的是，牵扯到那边的法律事项很多，加之材料准备完毕刚进入流程就赶上那里的圣诞假期。这一晃几个月就过去了。焦躁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原来还打算在春节前赶回去。但那里的管理部门人员说，还是把心态放平吧！遇到这种事情，半年一年、甚至两年都有可能。经此一说，回家过春节的事也就暂被搁置脑后。问题是，新西兰那地方，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加之语言不通，想去哪都不容易。打车吧贵得要死，即便坐公交也不便宜，连去带回，花个百八十块RMB根本不算稀奇。购物，没有集市贸易，都得去超市，所以，在那里，车是每家每户出行的必备工具，没车根本不行。我们没车，只能索性待在家里。待在家里没事干，干什么？想到了整理哲学笔记。从整理到完成，很长时间又过去了。起个什么书名呢？2024年底，我出了一本艺术评论集，名《美·观》。顺着这个思路，我还是想把“什么什么·观”作为这本书的书名。但因前一本书名是两个字的，所以“什么什么·观”就进一步压缩简化为两个字的“什么·观”。尽管搜寻范围不比大海捞针，但在几千个汉字里找这一个“什么”，还是消耗了不少脑力。“宏·观”“微·观”“哲·观”“慧·观”“智·观”“达·观”……等等，整天满脑子飞，可以说能想到的都想了，但都不甚满意，直到《维·观》的出现。至于为什么用分隔号隔开，我在《美·观》一书中已作了说明。就是此岸与彼岸的关系。美在彼岸，我在此岸；美是存在，我是观察。一种远远凝视的状态。我也想合二为一，但没有船只渡我过去，所以只好用分隔号表达这种寂然难合的心绪。想必大家都清楚，那只船就是深厚的认知。尽管持有一种虚怀的谦卑，但什么时候能够与之（观察对象）成为一体，仍是心心念念的一个梦。相对来说，“美”，好像是一个近乎直线距离的存在，还处于较为平面化的观测角度。“维”就不同了，有了空间感——仰视、俯视、平视、直视、窥视、环视……等等，什么角度都有。这，或许正是我要的那个意思。维，在汉语中，既是丝线的纵向编织，也是几何空间的基础量度，更是思维展开的可能方向。我们通常接触的哲学史，常常是单维度的，它或许是一条时间线，从泰勒斯到齐泽克，是按年代排列的那种；或许是一条问题链，围绕着“存在是什么”“我们能否认识真理”“人应该如何生活”所进行的探讨回应；又或许是一条大师谱系，柏拉图影响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影响阿奎那，笛卡尔开启现代哲学模式……这些叙事都有其价值，但它们都只是在单一维度上铺排的哲学图景。真正的思想史更像是一个多维剧场。当柏拉图说“桌子的理型比实在的桌子更真实”，他增加的是理想性的维度，让我们看见，在粗糙的实物之上，还有完美的范本。当康德说“人为自然立法”，他增加的是主体性的维度，让我们明白，认识不仅是发现，更是构建。当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他增加的是语言性的维度，让我们觉察，思想在说话之前就已经被语言塑造了。他们都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建立了不同维度的坐标系。所以，《维·观》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坐标系搬进“这本书”这个特定的剧场里。观，既是眼睛的功能，也是心灵的姿态，更是理性与世界相遇的方式。将这两个字用分隔号连接，其意也是此岸与彼岸的关系设置，无论“维”有多大，总得给自己留一个“观”的位置，表明“我思”总是在参与其中。普罗塔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的存在尺度，是不存在者的不存在尺度。”所有的“维”，只有被人测量了，才能知道它在哪个“维”上存在，才能便于我们计算与之“存在”的距离。那个小小的圆点，即代表着无数我们可能与之的连接方式，代表着我们与之尚未被明确的关系。我无意提供一份完整的地图，因为那是另一种维度意义上的僭越。我只是一个搬运工而已。我想做的，只是提供一种观看的方式，一种与哲学史对话的态度。在这个空间里，既要了解哲学思想的结构：维；又要保持对这个结构的观察距离：观；更重要的或许是建立自己的坐标位置，以便将二者广角式的全部摄入其中。看不等于赞同。你可以长久地注视一片云，而不必成为云；你可以仔细观察一棵树，而不必变成树。对待思想，同样如此。读柏拉图，不必成为柏拉图主义者；读尼采，不必成为超人。观，是一种智性的耐心，它允许思想以它本来的样子完整呈现，然后去思考：这个视角对我有怎样的意义？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哲学史不是道德史，道德史聚焦的是人类道德规范、善恶标准、伦理习俗的演变，核心是“好/坏”“该/不该”，评判尺度是道德价值。而哲学史的核心是人类对世界、存在、知识、理性、真理本身的追问与建构，研究的是思想的逻辑演进、问题的递推、方法的革新。哪怕某一哲学观点在后世看来是“片面”的“极端”的，或是与当下的道德观冲突的，但它在承上启下的思想链条里，它的逻辑位置，它的意义作用，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哲学史不是对“善恶好坏”的裁判，而是对问题意识、论证效力、思想传承的逻辑表述。一旦带入好坏预设，就很容易产生价值预判的偏见，从而割裂哲学发展的连续性。比如古希腊智者学派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批判为“诡辩”，从“道德/真理”立场上常被归为“坏”，但正是他们对修辞、相对主义的探讨，倒逼出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重要推手。比如中世纪经院哲学，常被贴上“蒙昧”的标签，但它对逻辑论证的精细化打磨、对信仰与理性关系的思辨，为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埋下了伏笔。再如尼采颠覆传统基督教道德，提出“上帝死了”“超人哲学”，若用世俗善恶评判，只能视为对世俗善恶的解读，而只有将之放回到“现代性价值崩塌、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脉络里，才能看懂这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一次清算。哲学史是人类理性的探险史，而非道德行为的褒贬录。放下好坏评判，才能触摸到每一代哲人面对终极问题时，最真实的脉搏跳动。每一种哲学都是对时代问题的终极回应，每一个哲学家的思考，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着说”“对着说”“反着说”，最终汇成人类思想的长河。它们在哲学发展的思想链条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苏格拉底的追问，柏拉图的理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康德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尼采的觉醒，萨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海德格尔的沉思……都是后人理解世界、塑造自我、推动进步的根本依托。思想不会被掠夺、不会被烧毁、不会随肉体消亡。它被文字记载，被一代代人口耳相传、诠释，成为人类对抗虚无与遗忘的坚实依靠。帝国会崩塌，珍宝会蒙尘，沧海会桑田，唯有思想能穿越时空。也正因如此，传承、思辨、发展思想，才是我们对前人最好的致敬，也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礼物。维，丈量思想空间的尺度。观，保持静默注视的姿态。它们之间用圆点分开，旨在表明它也是一种“存在”。是停顿，是留白，还是等待，只有参与，才能给予它具体的量度，并赋予其澄明的意义。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