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的美篇

咏

　　有幸聆听周总理的教诲

黄华平

1970年10月,我以廉荣禄局长秘书的身份跟随他投身葛洲坝工程筹建工作,时年31岁,正当而立之年,历经葛洲坝,隔河岩及三峡工程的峥嵘多月,而今已迈人古稀之年。宏伟的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坝,被世人赞誉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新中国建立的新长城,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更加宏伟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更是一项举世无双的世纪伟业。1994年12月正式开工,2008年8月,除升船机按缓建安排外,初步设计中的所有工程项目全部完建,给改革开放3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葛洲坝集团公司独家承建了葛洲坝工程,又义不容辞地挑起了三峡工程建设主力军的重担,历经四十年的风雨,四十年的征战,四十年的探索创新,谱写了四十年的辉煌篇章。我是葛洲坝集团的一名老职工,又是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参建者,是这段历史的过来人,在葛洲坝集团建企四十周年的时候,抚今追昔,思绪万千。

1970年12月,我作为廉荣禄局长的秘书,被指定为葛洲坝工程临时领导小组赴京汇报组的工作人员,有幸参加周总理亲自主持研究葛洲坝工程的会议,聆听周总理的教诲,并作了详实的记录,这些记录整理以后还经过张体学省长校审。

1、1970年12月16日下午5时55分至9时5分,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周总理听取葛洲坝工程情况汇报,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员有:纪登奎,李德生,国家计委余秋里、袁宝华,国家建委李良汉、谢北一,一机部李水清、周子建,交通部杨杰、俞侠,水电部张文碧、梁其舟、吴志笃,林汉雄,财政部代表,湖北省革委会张体学、朱业奎,湖北省军区朱俊功,葛洲坝临时领导小组余荣秀、王子卿、廉荣禄、麦汝强、陆济民,胡瑞堂,刘志毅、项关福、邱忠恩、文伏波、张瑞瑾及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18人。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并作记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会议,感到十分荣幸,心情非常激动。17时55分,周总理步入会场,先看挂图。18时,会议开始,总理亲自主持会议,总理问谁负责设计,水电部谁参加了设计,并招呼他们到前面来坐。然后,总理拿着湖北省革委会那份“长江葛洲坝水电工程说明”,逐字逐句地念,亲自审查,详细询问并作了记录。

我足足记了20页,据统计,周总理提问达23次,对水文、地质、泥沙、通航、发电、先修葛洲坝对以后修三峡的影响,对设计、施工、科研、发电,设备、闸门、启闭机的设计、制造、安装,荆江大堤的防汛安全等都问得很仔细。出席会议的同志有问必答,非常认真。总理说,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同时修,形势不允许,“四五”计划,同时修建两个也不可能。我们只是同意这个工程,没有同意13亿,这是第一。方案要非常可靠,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要安全,要发动群众,加强领导,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是第二。第三,投资要节约,要发动群众节约。提纲里头要把会出现的问题写进去,把问题暴露出来,暴露矛盾,解决矛盾。要依靠群众,群众出智慧,依靠群众办,会出很多新办法,当然领导要和群众相结合,要走群众路线。节约,就是要比过去节约。小的模拟要继续搞,长办的整个精力都要用上,能够用的都用上。会议结束时,总理说,体学同志,你走以前,我再见你一次,并招呼大家都吃饭,总理和大家共进晚餐。这样的经历,我是头一次。从总理那里学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1970年12月24日,周总理向毛主席呈送中央批复兴建葛洲坝工程的送审稿时,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中说:“去年十月,主席在武汉曾在曾思玉、刘丰两同志提议修三峡大坝时说到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就同水电部、长办转而设想改修建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低坝垮了只多三亿到八亿五立方米水量的下泄,宜昌到沙市河槽内可以容积),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航运年单向达到2500万吨左右,发电装机可达到204万千瓦,保证出力80万千瓦,时间五年可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本年十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要他们多做水工试验和研究,并写一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登奎,德生三同志均参加),与曾思玉、张体学,林一山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他们所提出的资料和数据,也是经过十年来的现场地质斯察、水工试验和历史水文记录的积累和分析得来,基本可靠。而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建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现将中央批复送审稿及报告和附件,附图(二张)呈上,请审阅,并请主席批示。林一山意见书一并送上,供参阅。”

2、1971年6月23日15时至21时30分,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葛洲坝水利枢纽布置修改方案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余秋里,粟裕,国家建委、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负责同志李良汉,宋养初、张文碧、钱正英、杨杰、俞侠、胡茂悌等。周总理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说:“长江是一条大河流，葛洲坝是一个大工程,很复杂,要不断修改设计。不能出乱子。出了问题,我们要共同负责,要搞三结合,搞群众性的设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要准备修改设计。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修建葛洲坝,既不防洪，又不灌溉,就是发电和航运。如果航运断了,那就是大罪。重点要保证航运。修个坝,能发电,还要能航运,第一是航运。什么事都要到现场,你们(指先念等同志)要到现场去看看,航运断了,要出大乱子。凡是有公共利益的事,要把各部门都找来讨论,要打破迷信,不要什么都保密。交通部要负责对船闸的试验。原则同意这个方案。回工地要修改设计。文件(指给国务院的报告)修改后作为草案下达。有的数字要改一下,话说的要留有余地。总之,一个是现场走群众路线，一个是民主集中制。我们的民族有几千年的传统,但我们总结经验不够。船闸问题已经碰了几个钉子,但没总结。救木,救鱼的问题也没考虑。搞水利总是急,考虑不完全。太急不行,太急容易出乱子。主席批准了这个坝,具体方案没有批。设计要到现场设计,取得经验”当张体学,张震同志请示总理,问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总理说,张震同志,现场要抓紧。

3、1972年11月8日、9日,21日,周总理抱病召开会议,3次共长达12小时零15分钟,听取水电部等有关部委和湖北省负责同志的汇报。周总理决定:主体工程暂停施工,集中力量进行设计、施工准备和整顿。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由林一山同志任主任,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工程设计由长办负责。葛洲坝工程局负责施工。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由九人组成:林一山、张体学、袁宝华,谢北一、钱正英、王英先、马耀骥,沈鸿,廉荣禄。周总理说,在长江上修坝,是要载人党史的。对这个问题,我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总理的决策,把葛洲坝工程建设引导到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的科学轨道上来。他亲自批准,葛洲坝主体工程于1974年10月20日正式复工。

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直接对国务院负责,成功解决了葛洲坝工程的各项重大技术问题。

由林—山同志任主任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共开了13次会议,廉荣禄同志参加了每一次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多次会议。

技术委员会抓住河势规划这个中心环节,将枢纽布置按照“一体两翼”的基本方案进行修改,就得挖除葛洲坝这个江中的小岛,讨论中专家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二者僵持不下。廉荣禄同志深思熟虑后认为施工上应该承担而且可以承担增加一千万立方米开挖任务的压力,率先同意全部挖除葛洲坝。他在深夜时发表的这个意见引起设计单位负责同志的赞赏,使优化枢纽布置方案的讨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枢纽两侧布置“两线”、“三闸”,即大江、三江各布置一线航道,三江布置两个船闸(即二号,三号,一大一小,大船过大闸,小船过小闸,当时形象的比喻为大猫过大洞,小猫过小洞);大江布置一个船闸(一号,大船闸)。经过技术委员会的协调,几经修改,使葛洲坝电厂的装机容量由204万千瓦增加至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由120亿度提高到157亿度。

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还对复杂地质条件特别是软弱岩基上建大泄洪量、大单宽流量的二江泄水闸时确保安全的各项重大措施,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的自行研制,安装技术,大型船闸闸门金属结构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安装,大型启闭机的研制与安装,大江截流与深水围堰的设计、施工技术,混凝土的温度控制与质量保证,珍稀动物中华鲟的保护措施,葛洲坝工程设计概算的修编,委托组织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审查等一系列重大事项进行了协调和决策。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还是连接国务院五部委、湖北省、长办、葛洲坝工程局和设备制造单位、科研院所、运行管理单位的纽带,使之能够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大家都成了好朋友、老朋友。

实践证明,周总理1972年11月关于成立葛洲坝技术委员会等一系列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主席视察三峡

集团前身——三三O工程由此命名

周恩来总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诲。

2010年10月，由葛洲坝集团董事长杨继学主持编辑出版了《丰碑集》（兴、颂、赋）三部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