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故乡，山青青，水悠悠

陈志兴

难忘的故乡，山青青，水悠悠

文/陈志兴

我是在资江的水声里长大的。

那水声不紧不慢，从村东头流到村西头，流过春天涨水时的浑黄，流过秋天枯水时的清澈，流过我整个童年。如今离故乡远了——先在东莞住了些年，那里的水是咸的，带着海的气息；又到苏州，一住便是许久，那里的水是软的，缠缠绵绵的，像评弹里拖长的腔调。可无论在哪里，只要一闭上眼，最先听见的，还是故乡那水声——悠悠的，缓缓的，不惊不扰的，像母亲年轻时哼过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歌谣。

我的故乡，在湘西南的新邵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春天，我出生在那里。那时节，山上的映山红还没开，田里的紫云英正盛，一垄一垄的，紫莹莹的，像是给土地铺了层花毯子。那个年月，那里还不叫酿溪镇赤水村，而是新邵县土桥公社和树大队第九生产队。这名字土得掉渣，说出来怕人笑话，可在我心里，它比任何好听的地名都亲。山是真的青——不是画家调出来的那种青，是春天映山红开遍之后、夏天雨水洗过之后、秋天薄雾笼罩之后、冬天霜雪覆盖之前，一层一层叠出来、一片一片晕染开的青。水是真的悠——资江从村旁流过，不急不躁，把整个村子都映在水里，又把水里的一切都缓缓带走，带到我看不见的远方去。

我来到这世上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

那一年冬季的十一月。父亲在百里外的国营煤矿工作，是矿上的干部。那天井下出了事故，他本来已经安全升井，听说还有工友被困在下面，没有任何犹豫，转身又下去了。他救出了三个人，自己没能上来。那一年，他三十多岁。后来，他被追认为烈士，名字刻在了县里的烈士薄上。可这些，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我来到这世上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三个月了。

母亲说，消息传来的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矿上的人把父亲的遗体送回来，父亲很安静，很端庄，母亲抱着父亲，悲痛欲绝，呆呆的坐了一夜，没有哭。父亲安葬在后山的青松林子里，树上一个高高的石碑，上面写着某某烈士永垂不朽，安葬好父亲后母亲又照常出工去了。

后来每到冬天，看见煤矿运煤的火车从远处驶过，我总会想，父亲最后一眼看见的，是不是也是这样黑黝黝的煤，这样灰蒙蒙的天？他转身下去的那一刻，心里在想什么？他可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儿子，在等着他回来？

没有人能回答我。

五岁那年，我开始放牛。

不干活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到口粮，这道理简单得像一加一等于二，连五岁的孩子都懂。生产队照顾我们家，分了一头老水牛，灰黑色的，眼睛又大又温顺，眼睫毛长长的，忽闪忽闪的。我踮起脚还够不着它的背，要爬上一块石头，才能骑上去。每天清早，天还蒙蒙亮，母亲就把我从床上拎起来。床是稻草垫的，软软的，暖暖的，实在不愿意起。母亲不说话，只把手伸进被窝，冰凉的手往我背上一贴，我就激灵一下，乖乖爬起来。灶屋里，红薯稀饭已经煮好，热气腾腾的，映着松柴的火光。我蹲在灶前，稀里呼噜喝完，抹抹嘴，就去牛栏里牵牛。

露水很重。走过田埂的时候，草叶子上的水珠滚落下来，打湿我的裤脚，凉丝丝的，痒丝丝的。早起的蜘蛛在草叶间结了网，网眼上挂满了细小的水珠，亮晶晶的，像是缀了无数颗碎钻。牛走在前面，慢吞吞的，尾巴一甩一甩，赶着那些怎么也赶不完的苍蝇。它的鼻子里呼出白气，暖暖的，带着青草发酵后的味道。我跟在后面，赤着脚。脚趾头陷进泥里，软软的，凉凉的，偶尔踩到一颗小石子，硌一下，也不当回事。晨雾还没散，远处的山只有个淡淡的影子，近处的田埂上，有早起的社员已经在锄草了，锄头落地的声音，一声一声，闷闷的，像土地在轻轻叹息。

到了山上，牛自个儿去吃草，我们小伙伴就聚在一起玩，要么老鹰捉小鸡，要么捉迷藏。那时候不懂什么叫痛，也不明白什么是父亲，就知道玩耍。

山坡上有野草莓，藏在叶子底下，红红的一小颗，摘下来放进嘴里，酸酸甜甜的，汁水把舌头染得通红。有蕨菜，刚冒出头的时候，顶上那个小卷儿像握紧的拳头，又像问号，掐下来，回家用开水焯了，拌上盐，淋一丁点儿菜油——那菜油金贵，母亲只舍得滴几滴——就是一道好菜。春天的时候，映山红开得满山都是，一丛丛，一簇簇，红得像火，粉得像霞。我们摘来吃，花瓣厚厚的，酸里带着一丝甜，吃多了嘴唇会发紫，回家挨骂。骂也不怕，第二天照旧吃。

也打架。和隔壁杨世大队的孩子打，用泥巴团子当武器。泥巴要选那种粘性好的，田埂下面、水渠边上的最好。揉圆了，放在石板上晒得半干，扔出去又硬又有劲，砸在身上“噗”的一声，闷闷的疼。有一回我被砸中了额头，血顺着眉毛流下来，糊了半边脸。我捂着头跑回家，母亲正在剁猪草，菜刀落在砧板上，“咚咚咚”的，有节奏得很。看见我那样子，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她一把抱住我，眼泪扑簌簌地掉，滴在我脸上，温温的。我却没哭，还觉得挺英雄。后来母亲用草木灰给我止血——这是村里的土方子，什么都用草木灰——一边敷一边骂，骂完了又叹气，叹完了又接着剁猪草。“咚咚咚”的声音又响起来，一下一下的，像是什么东西在敲打我的心。

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苦。真的不知道。满山遍野地跑，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把书本撕下来折成“啪啪”扇——那是一种正方形的纸牌，用力扇在地上，能把对方的扇翻过来就算赢。为了这个，没少挨老师的打。老师姓陈，我大哥的同学 ，高高的，瘦瘦的，下巴上长着一撮山羊胡子，永远板着脸，手里一根竹鞭子。那鞭子是竹根做的，又韧又软，打在手心上，火辣辣的疼。谁不听话就打手心，三下，不多不少。疼是真疼，手心肿起来，写字都握不住笔。可出了校门就忘了，第二天照样撕书折“啪啪”，照样被他逮住，照样伸着手心挨打。陈老师的口头禅是：“你们这群细伢子，迟早要把书都撕光了去讨米！”我们听了就笑，笑得他更生气，追着我们满操场跑。

下了课我们就知道疯，我们用铁钩滚着铁圈满校园飞奔，或者放着风筝，或者学女同学一样用书本打着毽子，或者用棕辫子抽着自己做的陀螺。。。我就知道玩耍，还不忘老鹰捉小鸡，小伙伴一起捉迷藏。

学校在邻村，要走二里路。说是山路，其实也不全是山，有田埂，有石板路，有横跨水渠的小木桥。早晨天不亮就得起床，吃过早饭——永远是红薯稀饭，偶尔有几粒米，就算是过节了。书包是母亲用旧衣服改的，布是碎布拼的，各种颜色都有——灰的、蓝的、黑的，还有一小块红格子。背着它，像背着一面万国旗。路上有伴儿，三五个孩子，大的大，小的小，一路走一路玩。春天摘野花，紫云英、蒲公英、油菜花，摘一把，拿在手里，走一路丢一路。夏天捉蜻蜓，红的叫“红辣椒”，蓝的叫“蓝宝石”，落在草尖上，翅膀颤颤的，一捏就捏住了。秋天捡板栗，板栗树在山坡上，熟了的板栗裂开嘴，露出褐色的硬壳，用石头砸开，里面的肉又甜又脆。冬天最有趣，在结了冰的水田边上溜冰，冰薄的地方，“咔嚓”一声裂了，脚踩进去，冰凉刺骨，棉裤湿了半截，回家又挨骂。

有一回下大雪。那雪真大，鹅毛似的，纷纷扬扬，下了一整夜。早晨推开门，外面白茫茫一片，田埂没了，路也没了，只有几棵树立在那里，枝丫上堆满了雪，像是披了白棉袄。我们几个孩子在雪地里走，深一脚浅一脚，雪没过了膝盖。走到半路，看见一个雪人——不知是谁堆的，歪歪扭扭的，用两块黑木炭做了眼睛。我们来了兴致，停下来堆雪人，堆了一个又一个，越堆越高兴，还打起了雪仗。等想起来要上学的时候，已经上了两节课了。到了学校，陈老师让我们站在教室外面。雪还在下，落在头上、肩上，不一会儿就成了小雪人。我们站在那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鼻子冻得通红，鼻涕都流下来了，可不知谁先笑出声来，结果都笑了。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陈老师在教室里敲黑板：“笑什么笑！站好！”我们就憋着，憋不住，又笑。陈老师没办法叫来我的母亲，我又被母亲打了屁股。虽然痛，但我从不怪老师，母亲还给陈老师再三道歉：“陈老师，对不起，我崽太吵了，给你添麻烦了”。母亲每次打完我以后又抱着我哭。我知道母亲为了我好，陈老师也是为了我好，我从不恨他们。但第二天我又什么都忘了，又是吵得飞。

那时候读书真没压力。考上就考上，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天经地义。小学升初中，五十个人考上一半；初中升高中，十个里能考上两三个就不错了。我算是幸运的，一路考上了省城一个不起眼的大专。那个年代能考上一个中专，就是祖坟冒青烟了，算是光宗耀祖了。

二

许多年后，我常常想，父亲留给我的，究竟是什么？

是一张泛黄的烈士证书，是母亲柜子里那件沾满煤灰的工作服，是一个从未谋面的背影。可随着年岁渐长，我慢慢明白，父亲留给我的，远不止这些。

他留给我的，是一种选择。

在那个井下传来噩耗的时刻，他本来已经安全了。他可以回家，可以见到未曾谋面的儿子，可以和母亲一起把我养大。可他选择了转身，选择了下去，选择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那一刻，没有人逼他，没有人要求他。他只是做了他认为该做的事。

我常常想象那个瞬间——他听见有人喊“下面还有人”，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没有任何犹豫，转身就往回走。那转身的一刻，他想到了什么？想到了母亲？想到了还未出生的我？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本能地、像无数次下井一样，去救他的工友？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个转身，定义了我的一生。

大学毕业那年，我回到县里，在老家做了整整一年的中学老师。那一年，我每天走路，从村里到学校，又从学校回村里。学校旁边的那条溪流的水声一路伴着，早晨去的时候听一遍，傍晚回的时候再听一遍。春天涨水的时候，溪水浑黄浑黄的，轰轰的，像是急着要去什么地方；秋天枯水的时候，水浅了，清了，露出河床上的鹅卵石，水流的声音也变得细细的，柔柔的。

那时候，我偶尔会去山里的墓地。父亲的墓碑不大，上面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一行小字：因抢救工友牺牲永垂不巧。我站在碑前，站很久。风从山上吹下来，松涛一阵一阵的，像是有人在远处说话。我想，那也许是父亲想对我说的话吧。

可我听不懂。那时我还太年轻，年轻到不知道，一个人要用一辈子，才能听懂另一个人。

后来我还是离开了。那个年代，心里总有一股说不清的劲儿，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于是辞了工作，去了东莞。东莞是个匆忙的地方，人走得快，日子也走得快。我在那里扎下根，娶妻生子，一晃就是许多年。东莞的水有点咸，带着海的气息，每天早晚，东江潮涨潮落，轰轰烈烈的，不像故乡的江水那么安静。再后来，又搬到苏州，在那个温柔富贵的地方安了家。苏州好，小桥流水，评弹昆曲，巷子深处有桂花香，空气里总是潮润润的。

可我心里装的，还是故乡那条资江，还是那山青青、水悠悠的模样。

三

母亲是一九九七年生病走的。那年我二十多岁，在东莞接到电报赶回去，到家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当天下午她就安静的躺在棺材里了。

棺材是薄木板的，刷了黑漆，漆还没干透，有一股刺鼻的味道。我跪在她面前，膝盖硌在冰冷的泥土地上，生疼生疼的。我看着她，她闭着眼，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像是睡着了。

我想起五岁那年她抱着我哭的样子。想起她在煤油灯下给我补衣服的样子——灯芯挑得长长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想起我考上大专她杀老母鸡的样子——那只鸡她养了三年，每天都下一个蛋，她舍不得吃，拿去换盐，那天却杀了，炖了一锅汤。想起每次离家她站在村口目送我的样子——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一棵老树，直到我走远了，拐过山坳，看不见了。

我哭得站不起来。可母亲再也不能抱着我哭了。

把她葬在父亲同一块墓地。下葬那天，村里的老人都来了，帮着挖坑，抬棺，填土。忙完了，我三兄弟请大家吃饭，在堂屋里摆了几桌。菜是堂哥去镇上买的，肉、鱼、豆腐，还有一些米酒。大家吃着，喝着，说着话，说的都是母亲的好。说她命苦，年轻轻就守了寡，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说她心好，谁家有难处，她总要帮一把；说她手巧，做的鞋样子最好看，纳的鞋底最结实。

我听着，眼泪又下来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父亲走的时候，母亲才三十多岁。她完全可以改嫁，可以离开这个穷地方，可以把我扔给叔叔伯伯。可她没有。她留下来了，一个人，把所有的苦都咽下去，把我们兄弟三人拉扯大。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苦。她只是每天出工，每天剁猪草，每天在煤油灯下给我们补衣服。她用她的方式，守住了父亲留下的这个家。

我问自己：是什么支撑着她？

是爱。是对父亲的爱，是对我的爱，更是对父亲那个选择的认同。她知道父亲做的是对的，她知道父亲救人的那一刻，没有错。所以她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承接那个选择留下的重量。

母亲没有读过什么书，可她的懂得，比许多读书人都深。

四

前些年回去过一次。土桥公社没了，和树大队也没了，变成了酿溪镇赤水村。山还是那座山，江还是那条江，可什么都不一样了。

村里冷清得很，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剩下些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他们的眼睛浑浊了，背也驼了，半天不说一句话，就那么晒着，像墙角的老南瓜。那口我们洗澡的塘也填平了，盖了房子，红砖的，贴了白瓷砖，亮晃晃的，刺眼。那片我们放牛的山开成了工业园，盖上了厂房，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士兵。学校也关了，孩子们都到镇上去上学，坐校车去，坐校车回，再也不走那几里山路了。

我站在村口，站了很久。忽然听见资江的水声，还是悠悠的，和几十年前一样。

我沿着江边走了一段。江水清清的，能看见水底的石头。石头上长了青苔，滑滑的，绿绿的。我想起小时候，夏天放了学，我们就把书包往岸上一扔，“扑通扑通”跳进江里。水凉凉的，从身上流过，滑滑的，像母亲的手。我们在水里打水仗，扎猛子，摸鱼。鱼是白条子，细细的，游得快，怎么也抓不住。偶尔摸到一条鲫鱼，就高兴得不得了，用草茎穿了鳃，拿回家，母亲把它煎了，两面金黄，香得能馋哭隔壁的小孩。

我想起坐在江边看船的日子。那些木船慢悠悠地走，船工撑着篙，唱着号子。号子是没有词的，只有调子，“哎——嗨——哎——嗨——”的，拖得长长的，在江面上飘。有时有风，把号子吹得远远的，吹到对岸的山上去，又弹回来，悠悠的，回响着。我问母亲，这江水要流到哪里去？母亲说，流到洞庭湖去。洞庭湖在哪里？在北边。北边是哪里？北边就是北边，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如今我知道了。这江水从故乡流出来，流过无数我不知道的地方，流过峡谷和平原，流过城市和村庄，最后流到洞庭湖，流到长江，流到海里去。而我，也像这江水一样，先是流到东莞，后又流到苏州，如今又流到合肥了，流得远远的了。

可无论流到哪里，源头总是在那里的。

五

去年清明，我又回去了一趟。

给父母上了坟，在村里走了走。遇见几个儿时的伙伴，都老了，头发斑白了，背也开始驼了，都坐在村口的老樟树下聊天。看见我，他们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叫我的小名。那声音，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我们在树下坐了一下午，说起从前的事，说起那些一起放牛、一起打架、一起在塘里洗澡的日子。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了。

临走的时候，一个伙伴问我：“还回来不？”

我说：“回来。”

可我知道，回不来了。故乡已经不是那个故乡，我也不是那个我了。只有资江还在流着，和几十年前一样，悠悠的，缓缓的。还有山，还是青青的，一层一层的，一直青到天边去。

那天黄昏，我又去了墓地。父亲的墓碑还是老样子，字迹有些斑驳了。我站在碑前，风从山上吹下来，松涛一阵一阵的。这一次，我好像听懂了。

父亲用他的生命，教会了我一件事：人这一生，总有一些东西，是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些东西，叫作责任，叫作担当，叫作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你愿意伸出手去。

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可他用生命写下了这句话。

我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都带着这句话。它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唯一的遗产，却比任何财富都珍贵。

六

昨夜又梦见资江的水声了。

醒来窗外还黑着，合肥的夜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躺着没动，想留住那个梦，想再听听那水声。可它已经远了，远了，像母亲的背影，像父亲的名字刻在碑上，越走越远，终于看不见了。

窗外起了风，吹动院子里的桂花树，沙沙的，像雨声。不知故乡的夜里，资江是不是还在流着，水声还是不是那样悠悠的。

我想起小时候问母亲的那句话：江水要流到哪里去？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江水要流到海里去，可它的源头，永远在那山里。我们这些人，无论流到哪里，源头也永远在那里——在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在那些爱我们、等我们的人心里。

父亲在井下转身的那一刻，他也回到了他的源头。他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他想守护的人。

而我，用这一生，学着做和他一样的人。

只有山还青着，水还悠悠地流着。

在我心里。

20260301合肥.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