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老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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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篇号 11250158

1972年，春节前小L和一群同届同学已在贵州黔东南的深山沟里工作了一年有余。彼时，他们虽已离开校园、投身湘黔铁路修建一线，但身份仍被统称为“学生”——非正式职工，工资按学徒标准发放，每月22元。尽管生活清苦，年关将近时，思乡之情却愈发浓烈。大家不约而同地盼着回家过年，哪怕只是短暂团聚几天也行。

那时贵州当地俗称的“花炮”（即小型单发烟花，形似粗短竹筒，点燃后喷射彩色火焰并伴有清脆爆响），在乡镇供销社或集市上尚较易购得。小L早早托人代买，最终凑齐了10枚。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年货投资”：总价两块多钱—看似微不足道，却相当于他近十分之一的月收入。除了花炮，她还悄悄攒下了几斤白糖、和一些肥皂……全都精心包裹好，塞进那只帆布旅行袋里。

然而，真正的难题不在物资，而在“名分”。作为尚未转正的“学生”，学生是没有法定的探亲假；而工程队对假期审批极为严格，除非确有急事，否则一律不予批准。怎么办？学生们集体智慧催生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应急方案”：写信回家，请父母以“家中老人突发急病”为由，拍发加急电报。电文简短而统一：“父/母病重，速归。”—这成了那个年代许多同学唯一能堂堂正正启程回家的通行证。小L亦照此办理，电报一到，假条很快获批。

出发那天，她背着行李，手提网兜，坐上一辆颠簸不已的顺风大卡车，从麻江县出发，经谷硐乘上绿皮火车中转到贵阳，由贵阳北上成都。全程近千里，却舍不得买一张卧铺票——硬座票价17元多，占去他整月工资的近八成。贵阳至成都段长达近24小时，车厢拥挤杂乱，空气混杂着汗味、烟味儿与各种各样的味道……。更令人揪心的是，列车广播反复提醒：“严禁携带烟花爆竹、火药制品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上车！”小L坐在靠窗座位，目光频频扫向头顶行李架上那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心跳随每一次广播声时不时加快。她心中忐忑不安，她不敢打开检查，生怕引人注意；也不敢托付他人照看，只能默默祈祷—那十枚花炮，能顺利到家，这花炮既是她对家乡的牵挂，也是给弟弟妹妹们许下新年承诺。

所幸一路平安。当成都站熟悉的站名在广播中响起，当脚下踏上湿润温润的川西平原土地，当远处传来熟悉的乡音，小L悬着的心才真正落定。走出熙攘的火车站广场，冬日暖阳洒在肩头，她忍不住笑了—仿佛已看见弟弟妹妹们围在院坝里雀跃奔跑、捂着耳朵等待那一声清脆炸响的模样。

回到家中，母亲接过行李，一眼便认出了那包“花炮”。她没多说什么，将十枚花炮仔细收到柜子里，那是这个家的百宝箱，好吃的，好玩的都被母亲收藏在这柜子里。此后，每逢春节这些花炮都被郑重取出——每次放两到三枚，由弟弟妹妹们自己点火，并拉着邻居家的同龄孩子，在楼下空旷的坝子上列队围观。火光一闪，彩珠进射，噼啪作响，孩子们欢呼跳跃，笑声撞在斑驳的老墙之间，久久不散。那十枚花炮，就这样被珍而重之地延展成整整几年的节日余韵，成为小L记忆中最温暖、最明亮的一抹亮色。也是那个时代最隆重的年味。

不过有了那次的乘车经历，小L再不敢坐火车携带易爆易燃的物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