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案的奇迹:

胡均浩

继去年夏天法国奥赛大展掀起申城观展热潮之后，浦东美术馆在去年12月13日迎来另一场重量级合作。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携其伊斯兰艺术核心藏品登陆上海，带来展览 “图案的奇迹：卢浮宫印度、伊朗与奥斯曼的艺术杰作”。这是卢浮宫首次在上海举办展览，也将成为其在中国展出规模最大的一次馆藏输出。 巴黎卢浮宫自179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迄今已成为全球最具象征意义的艺术殿堂之一。其伊斯兰艺术部门于2012年重组开放，旨在呈现伊斯兰世界对全球艺术史的重要贡献。此次与浦东美术馆的合作，既是卢浮宫“文明对话”使命的延续，也标志着中法文化交流的新阶段。 展览依托巴黎卢浮宫收藏的印度、伊朗与奥斯曼帝国艺术珍品，时间跨度自16世纪至19世纪，横跨亚非欧三洲。约三百件展品涵盖陶瓷、金属器、玉石、珠宝、织物、书法、绘画、木雕等多个门类，展现了伊斯兰艺术在早期现代时期的繁盛面貌。 展览标题中的“图案”，指向一种超越物质的视觉语言。在印度的花卉纹样、波斯细密画中的几何装饰、奥斯曼宫廷的金属镶嵌中，图案不仅是装饰手段，更是一种世界观的体现。它连接了信仰、诗学与工艺，也揭示了艺术与数学、自然之间的复杂共生。这些形态与理念在现代设计史中留下深远影响——从欧洲新艺术运动的花饰到当代平面与建筑设计的图案逻辑，都可追溯其源头。 此次展览可回溯至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当时，法国王室收藏热潮正盛，大量来自奥斯曼帝国与莫卧儿印度的艺术珍品进入凡尔赛宫与卢浮宫。这批藏品后来成为卢浮宫伊斯兰艺术收藏的重要起点，也见证了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流通与审美交融。 展览由法国设计师塞西尔·德戈（Cécile Degos）担任空间设计，她曾操刀浦东美术馆正在展出的“奥赛大展”。此次，她以沉浸式的空间语言重构印度、伊朗与奥斯曼帝国的建筑氛围：穹顶、拱门与彩釉砖纹与浦东美术馆简洁的建筑结构相呼应，使观众在穿行中感受文明的节奏变化。 “图案的奇迹”分为三大板块，分别将呈现印度、伊朗、奥斯曼帝国的诸多艺术杰作。两间复原展室将以近乎原貌的方式再现17至18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宫廷陈设。与卢浮宫本馆的伊斯兰展厅相比，浦东美术馆的版本呈现出色彩与光影的多重层次。 三个厅，三大文明各具特色展览以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珍藏的部分藏品拉开序幕。步入以赭石色为主题的印度厅，精美的玉器匕首与带有浮雕的镂空窗屏吸引着观众驻足。窗屏上繁复而充满几何美感的图案，成为合影的热点。 第一板块“印度世界：璀璨的莫卧儿帝国”，展示了深受伊朗和中亚影响的贾利窗、体现本土与波斯传统交融的珍贵玉器。 这一部分展现莫卧儿帝国在吸收波斯、中亚乃至欧洲元素后形成的独特风格。细密画、玉石雕刻与珠宝镶嵌，尽显宫廷艺术的精致与辉煌。 《天球仪》印度 17至18世纪黄铜、银 © 2025 17世纪，法国波旁王朝第三任国王——路易十四对艺术抱有极高热忱，他所收藏的世界各地艺术珍品，不仅丰富了王室收藏，也奠定了法国国家艺术收藏体系的基础。其中，来自奥斯曼帝国与莫卧儿王朝的伊斯兰艺术品尤其引人关注，它们是早期欧洲王室收藏中最重要的非西方艺术样本之一。 《携有萨法维王朝阿巴斯大帝（1587-1629年在位）名号的笔盒》 这些器物在成为国家收藏之前，曾装点于卢浮宫、杜伊勒里宫与凡尔赛宫等王室行宫，其华丽工艺与复杂图案折射出17世纪法国艺术的极致繁荣与审美趣味。在本次展览中，观众将得以近距离观赏这些“国王亲选”的伊斯兰珍品，从中感受跨地域艺术交流所产生的历史厚度。 烛台 执壶 象牙火存罐 门环 《匕首》，印度 17世纪钢，玉，黄金，红宝石，祖母绿 在这一意义上，“图案的奇迹”不仅是关于“美”的展览，更是一段文明交汇史的具象化呈现：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在波斯与欧洲之间，艺术推动了关于秩序、对称与象征的共同语言的生成。 印度梳妆玉镜 拂扇 执壶与托盘 窗屏印度北部，17世纪砂岩 自1526年建立开始，莫卧儿帝国在鼎盛时期疆域几乎覆盖整个印度次大陆。自古以来，印度凭借地缘优势，将本土文化和艺术广泛传播至各地。建筑师们在融合本土风格与伊朗、中亚艺术影响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建筑美学。莫卧儿建筑往往蕴含着对神圣秩序的隐喻，其具体形式与意义又随地域和背景不同而演变。在建筑中，对光线的过滤与扩散不仅出于实用，也兼具审美与象征意义。无论是融合了伊朗与中亚影响的贾利窗、体现本土与波斯传统交融的珍贵玉器和金属制品，还是欧洲与本地风格“混搭”的各式出口器物，无不彰显出莫卧儿帝国传承本源、融汇创新的艺术魅力。 储物盒 地毯 锌盘 窗屏 执壶与托盘。印度，约1585—1615年 第二板块“伊朗世界：从萨法维帝国到卡扎尔王朝”则呈现了贯通东西的商贸缔造的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 彩陶的绚丽色泽、肖像画的生动表情、珐琅工艺的精湛技艺，无不彰显着这片土地上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创造力。 伊朗艺术作品展示了经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萨法维帝国之中，中国青花瓷的影响显著。 沿着展厅的动线前行，色调逐渐由温暖的淡红过渡至深邃的蓝紫，伊朗萨法维王朝的风貌在这里缓缓铺开。这一时期，频繁的贸易活动及商品的大规模生产，推动了艺术创作的蓬勃发展。陶瓷制品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纹饰与技法，人物图案与诗歌铭文成为主流装饰元素，体现波斯文学的深厚底蕴。 ‌伊朗展厅‌以“蒂芙尼蓝”为基调，营造出梦幻氛围。从中国到伊朗的贸易脉络中，17世纪欧洲与东亚商品对萨法维时期工艺品的影响尤为显著，尤其是陶瓷业。萨法维陶工竭力仿制中国青花瓷，作品虽与原型高度相似，却常以独特色调与工艺加以创新。尽管陶器在致密性与重量上不及瓷器，但成熟期的展品在图案设计、绘制工艺上堪称佳作，体现了细密画与波斯传统故事的深刻影响。 斗兽纹饰板 吹笛者饰板 赛诗会饰板伊朗，17世纪中叶釉陶这块陶板描绘了两名男青年斗诗的场景。 来自伊朗17世纪中叶的釉彩陶瓷《赛诗会瓷板》。画面描绘了文士们在花园中吟诗作对的场景：人物姿态端庄，衣纹流畅，以蔚蓝与赭红的釉彩勾勒出优雅的节奏。这种“赛诗会”（Majlis）图像是波斯文化中最具象征性的意象——诗与绘画、书法与装饰融为一体，构成伊斯兰艺术的精神范式。作品没有采用西方透视，而以严谨的几何秩序组织画面，如同诗的韵脚一般反复、呼应。它体现出一种深植于伊斯兰传统的“秩序美学”：艺术并非模仿世界，而是在平面上构造世界的精神秩序。陶板可能源自伊斯法罕王室建筑群中的某座亭阁。类似的饰板常用于墙裙部位，其上方则绘有壁画。 进入伊朗厅，青花瓷的影响清晰可见。沙阿阿巴斯统治时期，内政稳定推动了贸易繁荣，帝国与欧洲的交流日益密切。他授予欧洲商人关税豁免权，并打破葡萄牙的海上垄断，支持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发展。来自欧洲和远东的货物深刻影响了萨法维王朝的生产，尤其是陶瓷业——当地工匠努力仿制并超越进口的青花瓷与青瓷。当时，掌控香料贸易的荷兰人将中国瓷器作为重要货品，称其为“克拉克瓷”，其名可能源于运输瓷器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17世纪中叶，随着中国港口关闭，荷兰转而从伊朗的克尔曼等地获取青花瓷，以填补供应链缺口。 铭诗盘 亚美尼亚宗致仪杖图 铭诗浴桶 泪瓶 镂雕牌饰 《龙纹瓶》伊朗 17世纪釉彩陶瓷 “龙纹瓶”，是伊斯兰艺术受东方美学影响的典范。当时的伊朗陶瓷匠人借鉴了中国瓷器上的龙纹，但在模仿创作中赋予它新的性格。流传至伊朗后，原本流畅飘逸的中国龙形象，线条逐渐变得硬朗挺拔，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质。 一组蓝白相间的陶瓷，其上绘有莲花、牡丹等变体纹样，体现了清雅的传统东方美学。“早在中世纪，中国纹样就已经对伊斯兰艺术产生影响。尤其中国瓷器，16到17世纪的瓷器曾是当地珍贵的奢侈品，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拥有。”朱迪思解释，“这直接激发了伊朗等地陶瓷业的创作，工匠们学习、模仿，中国瓷器成为当时的‘时髦货’。”伊兹尼克初期的蓝白纹饰便是仿照当时中国瓷器的风格。 纹盘 《法特赫-阿里·沙阿·卡扎尔肖像》伊朗 1800-1806年布面油画 此画曾作为外交礼物赠予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双叶门 穆罕默德·沙阿·卡扎尔（1834—1848年在位）肖像。穆罕默德·哈桑·阿夫沙尔（画家）。伊朗，大不里士，1837—1838年 “玫瑰与夜莺”图案的书籍装帧，伊朗，1775-1825年。内刻萨迪《果园》诗句。 “玫瑰与夜莺”图案的书籍装帧，与中国宋代花鸟画风潮密切相关。15世纪，花鸟画传播至伊朗，19世纪，这类题材以“玫瑰与夜莺”之名达到鼎盛。相关意象广泛应用于各种艺术媒介。书籍装帧中央饰有一组清晰可辨的花卉植物纹样：鸢尾、风信子、康乃馨、玫瑰、榛实。边框为绿底，间以团花，内刻萨迪《果园》诗句：“无香无色的玫瑰实属异类。夜莺自不会为之倾心。读书人啊，我所爱慕的乃是此花的精魂，而非美色娇姿。” 珐琅器 第三板块“奢华的奥斯曼世界”突显了阿拉伯书法的灵动和伊兹尼克陶瓷的绚烂。 步入四楼，色调沉淀为更深的藏青色，这是展览的第三个板块，主要陈列奥斯曼帝国的展品。展陈设计中巧妙融入太阳纹，作为装饰元素点缀在展墙及过渡空间。“陶瓷大师”篇章中介绍，约1470年起，伊兹尼克的陶工开始烧制优质石胎陶，初期以蓝白纹样为主，16世纪中叶前后，色彩体系趋于丰富。展厅内，一座复原17世纪的宫廷厅堂格外瞩目，这借鉴了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等建筑中遗留的装饰元素，陈设包含原始文物（陶砖、地毯、展柜中的器物）与场景复原装饰（窗户和彩绘玻璃窗）。陶砖饰板与墙体窗户上方，点缀着彩色玻璃花窗。右侧则陈列杯具与烟斗，一旁配有盛放饮品的容器。 奥斯曼厅在四楼的奥斯曼厅，观众可以看到帝国早期的陶瓷延续了前朝传统，风格上仍以中国青花瓷的蓝白二色为主，装饰多以叶纹、几何形状及源自中国陶瓷的莲花、牡丹等花卉图案构成——这些元素在15世纪的土耳其与伊朗艺术中已不鲜见。 ‌奥斯曼展厅‌则聚焦阿拉伯书法与陶瓷的图案创新，展品包括玉杯、梅枝砖与孔雀纹盘。奥斯曼人以奢华赞助艺术，创作出精美的图书艺术、纺织品与陶瓷，这些作品如今成为卢浮宫的核心馆藏。展区还呈现了《古兰经》抄本（土耳其，16世纪，皮革、墨、金、纸）等宗教艺术珍品，以及从大马士革到开罗的文化交流轨迹。 孔雀纹盘土耳其，伊兹尼克，约1540-1555年。釉陶，透明釉下化妆土上彩绘。孔雀纹盘是一件重点展品，盘面大部分植物纹饰及色彩搭配在 16世纪40和50年代奥斯曼陶瓷作品中亦属常见，但存世器皿中鸟类纹饰极为罕见。因此，孔雀纹样或许别有深意。奥斯曼宫廷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而在波斯文化中，孔雀是王权与威仪的象征。 在大约制造于1540至1555年的孔雀纹盘中，青花瓷由青与白的简单配色描绘出的雍容图案，让位于几只高傲地占据画面中央的孔雀。孔雀翎羽和树叶的绿色，花卉浅淡的粉色，附和着纹盘本身清亮的底色。 奥斯曼土耳其语诗歌铭纹砖 自16世纪30年代起，陶瓷用色逐渐丰富，构图更富活力，细长的锯齿状叶纹成为主流，并开始引入郁金香、康乃馨、玫瑰等真实花卉。到了16世纪下半叶，色彩愈发明亮，新元素更加突出。奥斯曼陶工常常游走于“写实”与“风格化”之间。他们依据整体对称的布局或底层的几何网格（尤其在釉面陶砖中），对自然形态进行艺术调整，使图案在满足装饰需求的同时，有时更趋近于抽象的表达。 阿拉伯语铭文饰板 波斯语诗歌铭文饰板 随着颜色从藏青跳跃为橘红，“从大马士革到开罗”篇章则呈现另一处复原空间，传统木制花格高窗、几何纹样的木门板，陶砖饰板的颜色多为绿松石蓝、铬绿和茄褐，既有浓厚的地方传统，又反映奥斯曼帝国审美的新趋势。 安静的角落：书法与文具盒现场还有一套文具被放置在安静的角落。“书法在装帧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可以看到两种风格，一种类似行书，另一种是几何形的。从装饰性和传承性来说，也许是与中国书法的一种‘相遇’，但它们的技巧是不一样的，中国书法用的是毛笔，伊斯兰书法用的是芦苇笔。现在也成为很多研究的主题，2020年-2021年，卢浮宫在阿布扎比做过一个展览，名为‘龙与凤’，就呈现了亚洲书法艺术和伊斯兰书法艺术的联系。”伊斯兰艺术部主任苏拉亚说。 带有苏丹马哈茂德一世花押的可携式笔盒与墨水瓶土耳其，约1730-1754年银合金、金、石榴石 书法用具:小刀、用于削芦苇笔的金属板、匙、剪刀。土耳其，18-19世纪。铁、铜、金、象牙、珊瑚、钢、银。部分展品为卢浮宫博物馆藏品，部分属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现长期寄存于卢浮宫。 书写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铭文内容曾使用奥斯曼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书写。作为行政语言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常用于官方铭文，其中诗歌体比散文体更受青睐。在诸艺术门类中，书法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其独特的规则和风格，书法讲求师承，法度严谨。除抄本外，书法常以铭文的形式，依循特定组合方式，呈现于各类创作中，尤其常用于宗教语境。铭文饰带与几何图案或装饰纹样结合，为建筑、陶瓷、金属器皿、玻璃器皿、纺织品锦上添花。除实用性外，书法还兼具装饰作用，有时更能凸显象征意义。 《古兰经》抄本土耳其，16世纪皮革、墨、金、纸 以苏丹艾哈迈德一世之名签署的文件 书法册 挂灯 伊斯坦布尔的宫廷生活场景复原 在四楼，展览借鉴了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等建筑中遗留的装饰元素，在展厅复原了一间17世纪的宫廷厅堂，陈设包含原始文物，比如陶砖、地毯、展柜中的器物，还有彩绘玻璃窗。左侧矮桌用于摆放书写工具，右侧陈列的一组杯具与烟斗，让人联想到当时咖啡与烟草的消费，一旁配有盛放多类饮品的容器。背景处则摆放着净手用的执壶与托盘。 右侧陈列的一组杯具 土耳其，19世纪铭米赫丽玛苏丹公主（1812-1838年)名号的执壶与托盘 中式纹饰盆，土耳其，约1480年。此盆内部以钻蓝底留白装饰，器壁装饰效仿元代(1271-1368年)青花瓷。其风格化的植物纹与中式花卉纹融为一体。 得益于文化互鉴与交流，异域元素经过重新诠释与改造，对本土创作产生影响，最终孕育出复合风格的艺术佳作。“一个是书法艺术，第二个是植物纹样，比如说自然主义的风格，还有就是几何图案。”伊斯兰艺术部主任苏拉亚·努贾伊姆（ Souraya Noujaim）提到了牡丹、莲花，以及动物纹样，比如龙、鸟等，“这些都是东方语汇进入伊斯兰世界的例证”。 奥斯曼厅中的盘子，最左边为孔雀纹盘。 孔雀纹盘土耳其，伊兹尼克，约1540-1555年。釉陶，透明釉下化妆土上彩绘。 在大约制造于1540至1555年的孔雀纹盘中，青花瓷由青与白的简单配色描绘出的雍容图案，让位于几只高傲地占据画面中央的孔雀。孔雀翎羽和树叶的绿色，花卉浅淡的粉色，附和着纹盘本身清亮的底色。 奥斯曼厅中的盘子图案，植物纹样。 珊瑚红底高足碗 梅枝、郁金香、康乃馨与云纹砖土耳其，伊兹尼克，约1540-1545年。釉陶，透明釉下化妆土上彩绘。据介绍，展品多数诞生于帝国疆域的交叉地带，这些地区与欧亚两大洲都有着深刻的联结。当展品同台呈现时，观众仿佛可以听到它们在样式、技艺与精神层面的对话，并从中领略材料、典籍与纹饰的流入，如何在这些互联的帝国内催生美学革新。欧洲植物版画引入莫卧儿帝国，影响了当地的植物纹饰设计；中国瓷器从欧洲和远东传入萨法维王朝，为萨法维匠人提供创作灵感。这些跨越大洲的艺术互联，都将在展览中得到呈现。 在展览尾声部分也有一间复原房间，展现了富裕之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据介绍，像地毯之类的艺术品，因为其脆弱性，展览结束之后要进行六年的休眠，有些可能也很难有机会再次展出。 　　卢宫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通过“图案的奇迹”展览，观众得以重温全球化开端的艺术创新及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充满了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影伊斯兰艺术的藏品选择卢浮宫藏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末西方对伊斯兰艺术的审美趣味，展览力求涵盖丰富的装饰性和高艺术追东西文明的对话。此展览着重揭示了中伊文明间的深刻艺术交流，尤其是青花瓷纹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