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和他战友们之赵银德

少军

原创 王雁 　　碾盘沟 2026年2月27日 本文初发于王雁博客，发布时间：2010-04-21 2009年11月29日上午在北京，我与司苏实陪顾棣及其长子小棣看望保护底片的英雄赵银德 顾棣向战友赵银德赠送《中国红色摄影史录》 看着老战友顾棣撰写的红影史巨著摆在眼前，老英雄赵银德心花怒放。 那书封面上有29个战地摄影杰出人物，赵银德排在第二个（第一个是烈士雷烨）。 赵银德 宋贝珩摄 1944阜平洞子沟 赵银德（1923—2015），河北省阜平县人，中共党员。1939年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八路军，在晋察冀画报社给沙飞主任当警卫员，边工作边学习摄影，在沙飞亲手培养辅导下拍摄了不少好的战斗新闻照片，多次在《晋察冀画报》发表作品。1943年反“扫荡”中，晋察冀画报社遭日军突袭包围，他和沙飞不顾生命安危，背着底片突围，两人都负重伤，却把万余张底片资料抢救出来，立下巨大功劳。1944年改做材料供应工作，多次冒生命危险到敌占区采购、托运摄影器材和印刷物资，并兼搞摄影采访。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前线做印刷物资供应工作，对保证《晋察冀画刊》及时出版起了很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由部队转业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作，后担任北京市宣武区粮油公司党委书记。 主要作品： 《摧毁平西高栅子敌寇新建据点》（1943年5月）

《亲密战友》（1943年反“扫荡”中，沙飞为抢救军史照片底版而负重伤，罗光达、石少华到医院探望）

《阜平人民群众慰劳八路军》（1945年春节，为伤员送食品，表演文艺节目）

沙飞负伤，在阜平碳灰铺和平医院养伤。赵银德摄1944.2 亲密三战友（左起：石少华、沙飞、罗光达），赵银德1944年春摄于阜平炭灰铺。 赵银德在《沙飞摄影全集》发布会忆当年 2005.7.9 赵银德回忆文章《沙飞带领我们战斗在花塔山》一文节选 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1943年秋季反“扫荡”开始以后，所有的照相制版、印刷器材都入洞坚壁了，唯有装满摄影底片和照片的四个牛皮箱（每个约35公分见方，厚15公分，重15斤左右，外面包着金黄色的带毛牛皮），因底片怕潮不能入洞坚壁。沙主任把我和宋贝珩同志叫到一起，嘱咐说：“摄影底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和日寇浴血奋战，以及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缩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历史见证，是教育子孙后代的珍贵资料。你们二人负责找一个干燥、隐蔽、安全的地方，坚壁起来，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遵照沙主任的指示，走遍了花塔山的每一条沟壑，终于在主峰东侧选择了一个小岩洞，周围地势险峻，三面靠山崖，荆刺丛生，人畜难以通行。经沙主任同意后作为坚壁底片的最佳地点，日寇几次搜山，底片都安然无恙。 反“扫荡”胜利在望的时候，日寇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妄想把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全部消灭。所有据点的鬼子、伪军全部都出动，他们东奔西窜，寻找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进行围剿，在花塔山周围也发现了敌情。画报社奉军区命令，要马上向北转移。几位领导研究决定，由石少华副主任带领一部分病号留守花塔山，沙主任和赵烈指导员率领主力向北转移，同时还决定将摄影底片和照片全部带走。因宋贝珩同志随石副主任留在了花塔山，我一个人背不了四箱底片、照片，沙主任要亲自背两箱，我劝他说：您身体不好，又要指挥部队行动，还是找一个身体好的同志和我一起背吧。他说：“你不要担心我的身体，我背得动。摄影底片不比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照相制版、印刷器材丢了还可以买，底片是摄影记者流血牺牲换来的，丢了就无法弥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不要管我，要保证底片的安全，要做到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我犟不过他，我们各背着两个牛皮箱，于12月8日上午从花塔山出发，开始向北转移。 我紧随沙、赵二位首长的后边，他们用广东话谈论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翻过山梁，我们到达拥有几十户人家，名叫羊和门的村子。村里的房子让鬼子烧得一间没剩，老乡们都在野地里搭窝棚居住。前边的敌情不明，队伍只好在村北的一个小山沟里隐蔽休息，派人去柏崖村方向侦察。中午时分，侦察员回来报告，柏崖方向未发现敌情。我们吃了几口炒米，喝了几口泉水，继续向柏崖方向前进。下午渡过胭脂河，到达柏崖村，天色已晚。村里住着一个“健康连”，连队干部、战士的伤、病都已经治好了，但身体还很虚弱，又不知道自己的单位在什么地方，由这些无法归队的人员组成。我们在这里吃了晚饭，以班为单位休息，因人多房子少，多数同志睡在地上。我和沙、赵二位首长单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便于他们研究工作。 12月9日，沙主任命令食堂起早做饭，队伍准备在早饭以后继续转移。并派抗大学员老肖和石印工人史振才去河西台、赤瓦屋侦察，他们在半路上和鬼子遭遇，就向鬼子甩了几棵手榴弹向部队报警。老肖有战斗经验脱险，史振才同志在与敌人战斗中光荣牺牲。约在清晨四、五点钟，军区锄奸部余部长带领一部分人，也来到了柏崖村。余部长对沙主任说：“我们在仓山村被敌人包围了，突围出来后，鬼子追了我们一天，干部、战士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先把你们做的饭让给我们吃吧。我带着一个警卫排，战斗力比你们强，把站岗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沙主任同意把我们做的饭菜让给除奸部的同志吃，但我们的岗哨没有撤。没有想到尾随锄奸部的鬼子，悄悄地占领了柏崖村周围的每个山头，已经将柏崖村包围得水泄不通。锄奸部的同志们吃过饭以后，伙房又开始给我们烧水做饭，米还没有下锅，东方天空开始泛白，日寇开始向村里发起攻击。班长杨国治同志刚要出去换岗，听到枪声后立即叫醒熟睡的同志们向外冲。 我和沙主任听到杨国治的喊声和枪声，各背两箱底片向外跑，冲到街上，看到锄奸部、画报社、“健康连”的同志们，还有许多村民与日本鬼子混在一起。我和沙主任被鬼子冲散了，我很着急，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找我的首长，我只好随着突围的人群向村西北一条山沟跑去。我看到有人扔掉几斤粮票和几元钱，我拣起来准备突围后使用。我追上了高华亭，他说：“没有吃饭跑不动了”。我说：只要我们冲出去就有饭吃，我有粮票和钱，赶快跑吧，跑了不多远就不见他了。突围的人群在沟底，鬼子在山梁上，居高临下，用步枪、机枪、小炮疯狂地向沟里的人群射击，子弹哩哩地从头上飞过，炮弹不断地在人群中爆炸，有人负伤了，有人牺牲了，为了轻装突围，同志们除了武器、文件外，几乎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扔掉了。沙主任“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声音一直响在我的耳边，我咬牙发誓，一定要把底片保存下来。但是，我背着约三十斤重的金黄色牛皮箱，目标很大。如果天大亮以后，无人掩护，凭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冲出敌人重围的希望很渺茫，有可能造成人亡底片丢的严重后果。我喘着粗气边跑边在心中默念，要沉住气不能惊慌，要想办法把底片保存下来，我不仅要做到人在底片在，最坏也要做到人亡底片在，决不能把底片落到日寇手里。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是趁天还没有大亮，先把底片坚壁起来，再轻装突围。这样即使我牺牲了，底片也不会落到敌人手里。于是，我选择了一个雨水冲刷成的土坑，将两箱底片放进去，找了几块石板盖在上面，用杂草伪装好，确认没有破绽后，我轻松了许多。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敌情，听到南边山沟里有枪声、炮声，北边山沟里没有什么动静，决定从北面山坡突围。 当我快爬到山项的时候，发现上面有敌人，幸亏鬼子的注意力集中在向西方突围的人群，没有发现我，我赶紧掉头向左边的斜坡跑去。不巧眼前出现了约一房高的陡峭山坡，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我纵身跳了下去，落地时右脚髁仔骨受了伤，走路疼极了。突围的希望没有了，怎么办？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要趁敌人的目标仍然在向西突围人群的有利时机，我要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先隐避起来，躲过敌人的搜捕。我想，阳坡的积雪己经融化，敌人搜捕的可能大一些，阴坡积雪未化，敌人搜捕可能小一些。我忍着右脚的疼痛，慢慢地向阴坡挪动，“健康连”的几位同志趴在河沟里，不让我动，怕我暴露目标。我告诉他们：现在鬼子只顾追击向西突围的人群，顾不上这里，等他们回头搜捕时，阳坡可能要重些，阴坡可能要轻一些，趁鬼子还没有注意到这里，赶快找个有雪的阴坡隐蔽吧，可他们不听。我不顾他们的阻扰，只好一个人挪到了阴坡小山洼里，在小河沟里，那儿有一个两块石头自然形成的“人”字洞，洞很浅，只能伸进半截身子。河沟两边长着茂盛的杂草，我将下半身伸进洞里，用草遮盖住上半身，周围又有厚厚的积雪，我能观察到鬼子的动静，而鬼子看不到我，很安全，虽然离鬼子很近，并没有感到可怕。我所忧虑的是底片，万一把底片丢了，不是“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而是人在底片丢了，怎么向沙主任交待呢？ 约上午八点多钟，向西突围的人群越过了山梁，鬼子不再追赶他们，回过头来进行拉网式的搜捕。从我左侧山坡上下来了三个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距我七、八米远的地方顺着山坡下去了，我有幸闯过这一关。躲在对面山坡上的几个“健康连”的同志，有的被鬼子俘虏了，有的被当场刺死。其中有一个同志被刺破了喉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不断涌出的鲜血，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 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鬼子离开了山沟。我的右脚髁骨肿得象个紫茄子，走路更加困难了，我急于想看看底片是否还在，便忍着剧痛向坚壁底片的地方挪去，当我拨开杂草掀开石板看到金灿灿的两个牛皮箱安然无恙时，一棵忐忑不安的心安定了下来。完成了沙主任“人在底片在”的指示，内心的喜悦难以形容，激动得掉下了眼泪。在山沟里，到处有被鬼子杀害的遗体，有几位受了伤的同志，悲痛地离开了那个永远难忘的山沟。我的精神并没有轻松下来，怀抱着两个金黄色的牛皮箱，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心里琢磨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一是在此地等组织派人来寻找受伤和牺牲的同志，但敌人再返回来怎么办？二是拖着受伤的脚，背上两箱底片去找部队，再遇到敌人后果不堪设想；三是把底片坚壁起来，去找队伍，但我不能亲自来取底片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一个既安全又有特征的地方，将底片坚壁起来。这样，即使我不能亲自来取，别人也能找到。就寻找到一个小山坡上有两块大石头，中间有一道很深的缝隙，观察了一下周围无人，将两箱底片放进去，采集了一些杂草覆盖上去，仔细检查后确认无破绽才放心了。 约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坚壁好底片后，感到有些饿了，整个山沟一片肃静，上哪找东西吃呢？又不敢回柏崖村，只有慢慢翻过西山，找个村庄搞些饭吃。没走出多远，就听到南山顶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顺着声音望去，有一个满脸是血的人，在向我招手。虽然山不高，却认不出他是谁，便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杨瑞生，你快上来吧，山顶上看得远，比较安全”。我感到有了伙伴，不再孤独了，盼望我的首长和战友们象杨瑞生一样闯过难关，平安归来。 我慢慢地爬到山顶，看到柏崖村的鬼子，抬着他们同伙的尸体，押着俘虏正在向南撤退。我们松了一口气，相互介绍了各自的遭遇。杨瑞生同志说：“我身体不好，听到枪声只拿了一棵手榴弹往外冲，鬼子跟在后边打枪，跑了一会，实在跑不动了，就躺在地上将手榴弹枕在头下，准备用手榴弹和鬼子同归于尽。鬼子到我跟前，我拉了导火线，手榴弹没有爆炸，鬼子哇拉哇拉的叫着‘起来、起来！’他们见我没动，就用带钉子的皮靴踹我的头，把我踹昏了过去，等我苏醒过来以后，一摸头，手上尽是血，我在脸上抹了一些血，第二批鬼子上来见我满脸是血，说我：“死了、死了的”，扒走我的毛衣，掳走了我的手表，才幸免遇难”。 我们两人决定翻过西山，找个村庄搞点饭吃。杨瑞生搀扶着我，走到西山一个小山洼里，发现一个窝棚，周围有几位烈士的遗体，其中有我们的战友孙谦、陆续、韩栓仓，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脱帽向烈士默哀。窝棚里有一大碗玉米面粥，我们每人吃了半碗，我捡到的钱、粮票派上了用场，给老乡留下了钱和粮票。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有个老乡在山崖上喊：“同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回答：是八路军。他说：“我看你们好半天了，你们不象坏人。”我说：你的玉米粥我们吃了，钱和粮票就放在碗底下了。他说：“一碗玉米面粥算不了什么，不用给钱。你们都受了伤，就别走了，我们住在山崖上的洞里，你们就住在这个窝棚里吧”。我和杨瑞生同志商量，既然老乡真心实意地挽留，我们又不敢住在村里，西山那边的情况又不了解，就在这里住一夜吧。窝棚里铺着厚厚的一层干草，用一捆柴草堵住门口，里边很暖和。可是我们翻来覆去睡不着，三位烈士的容貌总在我脑海中回旋，惦记首长和同志们，不知他们安全脱险了没有？我和杨瑞生说：现在四周的敌情不清楚，我想明天向东转移，翻过大山是河口沟，我二姑家就住在河口沟的上店村，如果找不到队伍，就住在我二姑家，边养伤边打听花塔山的情况，如果花塔山没有敌情，咱们就回花塔山。杨瑞生同意了我的意见。 10日，我们在老乡家吃过早饭，每人背着一条从战场上捡来的棉被，我拄着老乡给我的木棍，杨瑞生搀扶着开始向东转移。因我的脚受伤很重，走得很慢，一天只走了五、六里路，下午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派了一顿饭吃。因敌情不明不敢在村里住，就在山沟里的埝阶下，我和杨瑞生共同铺一床、盖一床棉被，敖过了漫长的一夜。 12月11日，我们翻过东山，在距柏崖村十多里路的沙岗岭村遇到了沙主任、曲治全、董寿延、王友和等同志。沙主任躺在老乡家的热炕头上，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底片背出来了没有？”我说：背出来了，没丢。他激动得伸出拳头捶着我的胸脯说：“小赵，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你快说说你是怎么把两箱底片背出来的？路上遇到什么危险没有？”我把和他被鬼子冲散后遇到的情况，详细地叙述了一遍，沙主任不断插话提问。 晚间我同沙主任睡在一条温暖的热炕上，我们两人一直谈到深夜。他详细地给我介绍了他在突围中的遭遇：“自从咱们被鬼子冲散以后，我首先遇到了李明同志，他见我背着两个牛皮箱跑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便说：‘沙主任您身体不好，把两箱底片交给我背吧，请您放心，只要我李明活着，保证把底片背出去，’他接过两个牛皮箱，还要保护我一块走。我说：为了底片的安全，我命令你不要管我，快走！他迟疑了一下说：‘沙主任，为了底片的安全，我先走了，请您多保重。’说完，他依依不舍地消失在突围的人群中，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令人不安啊。在我和李明分手后，又先后遇到了王友和、韩栓仓、孙谦、陆续。王友和、韩栓仓同志不顾一切地掩护我们突围。咱们被鬼子冲散以后，我跑了没有多远，就把鞋子跑丢了，一直光着脚爬山。我们快要到山顶了，左右两侧追击的鬼子，想抢占我们突围的山梁，切断我们的去路，王友和、韩栓仓同志坚决抵抗。我乘机爬上山梁，鬼子朝我打了几枪，没有打着，我借阴坡的积雪，滑下山坡脱险了。” 我问：您把鞋子跑丢了，怎么不捡起来穿好呢？他说：“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哪有那么多捡鞋穿鞋的时间呀？分秒必争嘛，冲出去就是胜利，晚几秒钟就可能丢掉性命或当俘虏。”我说：您的鞋子跑丢了、袜子磨破了、双脚磨烂了，在雪地里跑多疼啊。他说：“光着脚跑，不仅踩在雪地、石渣上，有时还踩在杂草棵子上，疼痛难忍啊，可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当俘虏呀！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冲出去就是胜利，要为惨死在鬼子枪口下的烈士报仇。后来我的双脚都冻麻木了，就感觉不到疼了。滑下山坡脱险后，我感到那里不保险，又赤脚跑了十几里路，到达离东、西下关镇不远的大慈沟的山上，遇到了曲治全、董寿延等同志。他们把我脚上的雪、冻土弄掉，董寿延把他的棉背心撕开给我冻伤的双脚包裹取暖。因为东、西下关的鬼子到大慈沟一带搜山、杀人、放火，我们在山上隐蔽了一天没有吃饭，只吃了几个冻萝卜，晚上到田家沟村吃了一顿饭。因该村离鬼子只有三、四里路，不敢在村里住，曲治全把我背到山洞里过夜。在他离开我时，我把从不离身，装鲁迅、白求恩底片的铁盒交给曲治全，让他保管好，如果我牺牲了替我交给党组织。还让他给我留下一棵手榴弹，万一被鬼子抓住了，就和鬼子同归于尽了。第二天鬼子又出来搜山，与我所在的山洞相隔不到半里地，鬼子没有发现我。下午鬼子走了，我又在山洞里住了一夜，今天才找人把我背到这里来。” 当我谈到亲眼见到孙谦、陆续、韩栓仓同志的遗体时，他沉痛地说：“为掩护我，韩栓仓同志牺牲了，王友和单枪匹马和鬼子展开白刃战，终因寡不敌众，脖子被刺三刀倒在血泊之中，我感到内疚啊。陆续是刚从北平出来参加革命不久的大学生，太可惜了。”当我谈到杨瑞生的遭遇时，他说：“杨瑞生经历磨难总算脱险了。何重生、高华亭不知脱险了没有？他们是画报社的宝贵财富啊。”我说：在咱们被鬼子冲散后，我遇见了高华亭，他说没有吃饭跑不动了。我说：我在路上捡了一些钱和粮票，冲出去就有饭吃。我们一起跑了一会就不见他了。沙主任说：“扔粮票的人是怕被鬼子抓住，证明他是八路军，你就不怕吗？”我说：被鬼子抓住只有一死，怕什么，只要我冲出去就有饭吃。当沙主任听到李明牺牲的消息时，他万分悲痛，曾多次表示：“李明是个好同志，平时积极肯干，不怕吃苦，在最危险的时刻，不顾自己安危，是因替我背两箱底片突围而牺牲，如果不替我背两箱底片，可能就不会牺牲了”。我说：您不必自责，打仗那有不死人的，孙谦、陆续没有替您背底片不是也牺牲了吗？ 为了《晋察冀画报》的出版事业，和保护珍贵的历史资料——摄影底片，画报社在柏崖村战斗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九位同志壮烈牺牲，他们是：指导员赵烈、技师何重生、编辑陆续、没有明确职务的孙谦、石印工人李明、史振才、张孟华、制版工人李文治、工兵战士韩栓仓。其中只有何重生、陆续二位烈士有人证明他们家在北京，家属受到烈士家属的待遇，其他七位烈士因指导员的牺牲，档案遗失，不知七位烈士的家庭住址，家属不知他们早已长眠在太行山上了。有四位同志受伤，他们是：主任沙飞，制版组长杨瑞生、工兵班长王友和、警卫员赵银德。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位姓白的炊事员失踪。幸运的是：在四个牛皮箱中有底片、照片各两箱，听到杨国治发现敌情报警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黑屋里，沙主任摸到两箱照片，我摸到两箱底片，李明同志牺牲了，他替沙主任背的两箱照片可能落到敌人手中，摄影底片全部保存下来了，实现了沙主任“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壮举。 1962年，毛泽东接见石少华（原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曾称赞画报社的业绩，“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的文物资料保存下来，是一大贡献”。日寇袭击柏崖村，不仅杀害了我们的战友，还杀害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其中有军区锄奸部余部长的爱人，被鬼子扒光了衣服杀害，他不足两个月的孩子和老乡的孩子扔进开水锅里活活烫死，如此惨绝人寰为世间罕有。在反“扫荡”中，鬼子不仅在柏崖村制造流血惨案，他们所到之处，村庄化为灰烬，被杀害男女老幼的尸体到处可见，特别是鬼子从阜平县各地抓捕了上千名干部、群众，集中到阜平县平阳镇进行大屠杀，制造了远近闻名的平阳惨案。 李明同志牺牲了，他替沙主任背的两箱照片，可能落到鬼子之手。所以在反“扫荡”结束后日寇大吹大擂，保定的伪报纸、电台大肆吹嘘“彻底摧毁了晋察冀画报社”。为此朱良才主任指示石少华同志尽快恢复力量，赶印画报，用事实挫败敌人的叫嚣。 画报社，在柏崖村的战斗中，确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画报社不但没有被摧毁，而且不断发展壮大。画报社在反“扫荡”结束后奉命从阜平县上庄村，迁移到洞子沟村，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晋察冀画报》（时事增刊）出版发行，彻底揭穿了日寇“彻底摧毁了晋察冀画报社”的谎言。随着抗日战争大好形势的发展，1944年下半年，《晋察冀画报》由不定期刊物，改为月刊出版发行。 王雁《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相关内容节选： 赵银德2002年回忆：沙飞太重视底片，对底片最不放心，他说什么丢了，底片不能丢。下着雪开始转移，我俩行李在牲口上驮着，他说小鬼，今天给你的任务，这4个底片包我背俩，你背俩，只要你牺牲不了，就得给我背回来，你背不回来，我处分你。我认为他比底片更重要。他说你不要管我。4个四方牛皮箱子，30、40公分，金黄色、带毛，里面有板，有小格，10公分厚，一箱10多斤，箱子有两个背带，两个捆一块。我们8号（1943年）从上庄走，9号到柏崖村，我们屋有沙飞、杨国治、我、赵烈，都没脱衣服鞋袜。早二三点开始做饭，6点多饭刚熟，还没吃，保卫部到柏崖。杨国治接岗去，一出门就喊，敌人来了。我就叫，沙主任赶紧起。我把2个牛皮包背起，他也赶紧背起，他在前，我俩一出门，敌人已到跟前，谁也找不到谁了，和敌人混在一起。余光文带一个警卫排冲出去。保护底片成了我唯一任务，别人背包全扔，我不敢扔，不然回来交待不了。路上有人把粮票全扔了，还有钱，我拾起来。我追上高华亭，他说怎么办，我说有粮票，出去就有吃的。我找了隐蔽的地方，把两个包藏起来，又换了个地方，又隐蔽又好找，用石头、草盖上。我藏底片时天不太亮，我很清楚藏在什么地方。我轻装往山上冲，还有几十米，看到敌人，健康连（体弱、有病的）的几个人叫我躲起来。我不愿被俘，有一块断崖，跳下去，摔伤脚。杨瑞生有肺病，跑不动，他喊我，我看见他满脸血。我们看见鬼子叫百姓把他们的伤员抬走，看见陆续、韩栓仓的尸体，离的不远。我俩到百姓的窝棚，里面有一碗粥，我俩分了吃，给老乡留了粮票，住了一晚。10号走了五六里地，在山沟里住了一夜。我们在沙岗岭村见到沙飞、曲治全、王友和等，沙飞躺在老乡的热炕上，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小鬼，底片背出来了没有？我说，你放心，背出来了，坚壁了。他激动得用拳头捶着我的胸脯说，好！小赵，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他告诉我他的过程。您怎么把鞋跑丢了还不知道呢？我问。他说，怎么不知道，我穿的鞋太破了，不跟脚。第一次掉了，捡了起来，穿好没跑多远又掉了，哪还有工夫拣鞋、穿鞋，冲出去就是胜利，晚几分钟就可能丢性命、当俘虏。那时还不知道李明牺牲。4个箱子，有两箱底片，两箱照片资料。重要的底片一直是沙飞自己背。那天在匆忙中，我和他换了。李明是工人，他牺牲与背箱子有关，照片应在他身上，被日本人拿到。第二天沙飞安排杨瑞生，王友和找担架，我们跟他到医院。体壮的回去收尸，画报社牺牲了9个，掩护突围的工兵连战士，除王友和受伤，其他都英勇战死。沙飞叫李志书到上庄给石少华送信。 沙飞双腿没知觉，脚掌没皮，肉全烂了，脚脖子以下全冻紫了。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没事。我找大夫问沙飞病怎么样？大夫悲观，说这脚治不了，转院吧。江一真主持会诊，说弄不好从腕下锯。沙飞很难过，掉眼泪对大夫说，我当记者凭两条腿，没脚怎么工作。他每天给政治部写信，要求千方百计治好他的脚，我每天替他送信。他转医院后，邢竹林大夫给他治脚。沙飞每天哭，对邢大夫说，我当记者，没脚怎么工作。大夫说你别着急，我尽量给你挽救，根据我的经验，冻伤没性命危险。他每天给沙飞上凡士林膏，冬天换药，味大着呢。治了一个月，脚趾能动了。沙飞叫我，小鬼，脚能动了。石少华、罗光达去看他，他非常高兴，让我给他们照相。养了一段，他能走了。我跟他开玩笑，你闹着了，要遇到冒失鬼，就没脚了。他也说，我闹着了。他出院不久，军区召开大会，他要亲自参加。我说，大夫让你好好休息，你不休息，还要出差，派个人去摄影不行吗？他说，我不是单纯去摄影，我想去看看首长们，也想让他们看我的脚没有落下残废。在大会上，他亲自上台拍照。会场点了几盏汽灯，但光线不足，闪光器又坏了，沙飞点了一只烟递给我，约定拍照时，他发出信号，我把烟头扔进闪光器里，因烟头被厚厚的烟灰包着，扔进去没把闪光粉点燃，我伸手去拿烟，突然亮了，不仅耽误了拍摄良机，还把我的右手烧出许多水泡，他很心疼，一个劲儿说，都怪我没有交代清楚。柏崖后，我发现他走路不停的摆手，自言自语。我跟李途说，沙飞有精神病。 杨瑞生1980年回忆：我只拿了一个手榴弹往外冲，鬼子紧跟在后面打枪，跑了一会儿，我身体支持不住，找了一个大石头隐蔽起来，一手攥住手榴弹，一手拉着弦，等鬼子上来同归于尽。鬼子扑上来，我用力把弦一拉，手榴弹没响，鬼子一下就把我打昏过去。我渐渐苏醒过来，一摸头，手上尽是血。头一批鬼子走了，第二批又上来了。我把流的血往脸上抹。他们哇啦叫，说我“死拉死拉的”，翻我身上，鬼子把我皮带解下，用刺刀把我外面穿的棉袄、小褂全豁开，把毛衣扒去，又踢了我几脚，就走了。8点多碰到赵银德，我脸上尽是血，他都不敢认了，我连叫了他几声，他才认出来。负责掩护沙飞的王友和与敌人展开肉搏，开始只有一个鬼子，后来一下上来好几个，他仍然坚持拼刺刀，直到沙飞安全突围。他被敌人一刀刺中脖子，倒在地上，他没死，装死，鬼子用手捏住他的鼻子，足有一分多钟，以为真的死了才撒手走。王友和事后说，要鬼子再多捏一会儿就憋不住气了。 张四1980年回忆：张志、我、曲治全、杨国治看到沙飞，他走不了路，我们把张志的棉背心撕开，我用两个救急药包包他的脚。他又饿又冷，问你的烟呢，快给我。我说没烟了，有萝卜。我们找洞，给沙飞留下两个手榴弹、一个地雷。我们上山探听情况，曲治全与沙飞留下。赵银德和我见了孙谦、陆续等人的尸体，是我埋的。扫荡时我的烟有一半给沙飞吸了。

高华亭1980年回忆：鬼子把站岗的打死了。我们全跑出来，顺山道跑，鬼子两边架机枪。何重生跟沙飞一起跑，我一人最后跑出来，爬在石头底下，看见汉奸带鬼子下来，搜山时没搜到我，我有一枚手榴弹一支枪。老百姓说日本人走了，我进村去拿东西，看到锅里两个孩子、外面一个女尸，我找了4块板收尸。日本人把身体不好的病号扔火里烧死二、三个。

沙飞见到我时就掉泪说，小高，你还在呀，没死呀！我回答说，我还在，没有死！他问这个那个死没死。他握住我的手说，好！你在，老杨在，底片在，我们的画报就还能出版。在场的有杨瑞生、赵银德、白连生、曲治全等，听了沙主任的话，都哭了起来。沙飞让张四、张志等下山到村里清点牺牲了的同志，并掩埋他们的尸体。杨国治、赵华堂、董寿延等相继回到柏崖，借老乡工具把9位烈士掩埋。后来军区政治部又买棺木把在柏崖牺牲的100多位烈士全部重新安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第13节.“你们的爸爸叫沙飞”（节选） 王辉一行5人在路上走了一个月，7月（1945年）到达阜平，先到军区政治部所在地柏崖村，这是1943年沙飞负伤的地方。潘自力给画报社打电话。 很快，沙飞和通讯员赵银德就去了。第一眼见到他，她觉得他老了，但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她刚伸出手，已被丈夫拥在了怀里。她跟他骑着一匹马“回家”，一路上，沙飞问妻子的身体、工作，问两个孩子的情况。傍晚他们到了画报社驻地阜平坊里村，探信的人跑回来报告：沙主任和夫人到村口了。石少华、裴植等马上迎出来。他们先到社部——沙飞、石少华的办公室兼宿舍。“沙主任夫人来了！”有人大喊一声，院子里一下子挤满了人，有画报社的，也有当地老乡，妇女抱着小孩往人群里挤，大孩子从人缝往里钻。 管理员准备了一桌便宴，还有阜平特产枣酒，石少华副主任致欢迎词。正吃饭，赵银德进屋来，很委曲的样子，沙飞问他，你这小家伙怎么了？他们问我，你和王辉同志在路上都谈了些什么。那你怎么说？我离你们那么远，一句也没听见！所有的人大笑起来。晚饭后，白田野陪沙飞夫妇到他们的住处，就告辞了。 他们紧紧地拥在了一起。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一切痛苦都成为了过去，他俩都不提起那不愉快的一段，他们的感觉都是分别8年，而不是离婚8年。 赵银德：日本投降，沙主任把我叫去说，我们准备进北平，你派人买些木料做成箱子，把贵重的照相制版、印刷器材装箱待命。不久画报社奉命向北平进发，行至紫荆关时得到军区政治部命令，因国民党抢占了北平，要画报社改道向张家口进发。沙主任根据上级命令，调整行军路线，队伍渡过拒马河，向张家口挺进。 赵银德2002年回忆：1946年9月画报社奉命随军区领导机关（从张家口）迅速撤出，向河北涞源县转移。满载照相制版、印刷材料的20余辆马车先行，沙主任率领画报社、印刷厂所有人员带着满载机器设备的10余辆马车最后撤出。40余辆马车，组成庞大运输队伍，途中不断遭到敌机扫射轰炸，牲口受惊，行军受阻，沙主任当机立断，兵分两路，贵重物资改用牲口驮，走小路，其他车辆昼宿夜行。涞源一带山高地险，人烟稀少，土匪猖獗，队伍行到“十八盘”（从山顶到山脚，要拐十八道弯）时，遭到四架敌机轮流俯冲扫射，队伍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达涞源县龙虎村。在龙虎村宣布分家，画报社单独，印刷厂改为军区政治部印刷厂，新时代图片公司改为军区政治部总务处材料科。我到材料科。 赵银德：1947年11月解放石家庄时，沙飞一直随军进行战地采访，我随军进城搞印刷器材时遇到他，任务紧，无暇畅谈。后来跟随沙主任奉军管会命令，在石家庄查抄敌伪资产——欧亚照相馆，我们没收了一批120胶卷、印相纸、放大纸和药品等。 赵银德1981年、1999年回忆：1949年9月初我和爱人到北平前最后一次去探望沙飞，他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对我十分冷淡，他在走廊搭的一块门板上躺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空气好。我问您的病好些吗？他摇摇头不说话。我说我的事办完了，准备到北平去，您有什么事要办吗？一会他低声说，医院住不了，有特务，给我治病的大夫是日本人，他经常换医生给我检查，换一个，一个说法，有的说病已经基本好了，可以下床到户外活动，有的却说病情还不稳定，没有脱离危险期，必须卧床休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折腾我，这不是要整死我吗？你们到北平后，立即找到我大儿子，告诉石副主任，让画报社赶紧来接我，到白洋淀找个医院休养，那里空气好，不然几天后我就要死了。我和他呆了一个多小时，他车轱辘话没完没了地说。当时是供给制，什么都发，他对我说，小鬼有钱吗？我说有，就给了他。 赵银德1980年回忆：1950年我到石家庄出差时，用了好几个小时跑遍了军区保卫部旧址周围的每个角落，才在一个小树林柳树下，找到一块写有“沙飞之墓”的普通木牌，离烈士陵园不远。我总念叨沙飞真惨，工作那么好，贡献那么大，落这么个下场。 《中国红色摄影史录》顾棣日记载 1945年1月21日　在神仙山下洞子沟 国际朋友今日要来参观，听说还有白求恩卫校与国际和平医院的几位领导作陪，画报社要请他们吃饭，准备了3桌菜，领导决定王友和、曲治全、赵银德、孔宪芳我们5个人做接待工作。我分管供开水，我把画报社各办公室和工厂各房间的水壶都动员起来，共8个，全装满水在工厂的火炉上烧开，又准备了4个洗脸盆、4条毛巾、4块肥皂……大家忙活了一阵子，一切都准备好了，厨房炊事员杀鸡、宰羊，饭菜也备齐了。 1945年2月10日　回家 大年快到了，大家都忙于新年文娱活动的准备工作，我们的高跷队也在紧张排练，准备到大台和平医院演出。摄影训练队排练京剧《打渔杀家》，也需要我拉胡琴配乐。我本打算过完年再请假回家看看，可赵银德一再动员我和他一起到阜平城收集群众过节材料。我想在社里搞文艺活动，又想跟赵银德去拍照，心里很矛盾，一时定不下来。 早上沙主任叫我，我不知道有什么事。一进社部门，沙主任对我说：“你今天回家去吧！把欠人家的菜钱都还了，快过年了，老百姓急钱用……”回家是要向领导请假的，没想到还未请假领导就让我回家了，我得到和赵银德一起学习收集材料拍照的机会，心里很高兴，但不能参加高跷队活动也有点可惜。 饭后我和赵银德一起从洞子沟出发往家走去，一路谈着各自的经历，还谈到1941年我们在华北联大群工部学习的情况，他们住在李家庄，我们住在讲里，四个大队在树林子里上课……40里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晚上都住我家里。父母对我们回来过年非常高兴，对赵银德非常欢迎。 1945年2月11日 吃过早饭，赵银德一人走了。他先到县城联系拍照事，我到柳峪村去和王绍、罗建德几家结算买菜和运送菜的钱，他们对于我亲自把钱送来非常的感谢。正如沙主任说的，快过年了，老百姓急用钱，如时间拖长，他们肯定会有意见，军民关系就会受到影响。还是领导想得周到。 结完账，我又到家北边区政府大礼堂看抗敌剧社排戏——《俄罗斯人》，韩塞、林苇、张明茹（后改名张非）、何岩等主演，我已看过演出。就是因为不久前在群英会上抗敌剧社演出这个戏，赵启贤给我起了个绰号“瓦丽”，剧中女主角名叫瓦丽，和我家凹里村谐音。赵启贤这么一叫，这个绰号很快就在画报社传开了。 1945年2月13日　大年初一　在阜平城 一早我以飞快的速度从老家凹里赶到阜平城，在县政府找到赵银德，他告我，今天的主要活动是城关群众向县政府、县抗联会、抗日军人家属拜年，晚上是村剧团演戏。我们商量了一下，今天重点项目是收集拜年活动的材料。我们刚走出县政府大门，听到一阵锣响，只见城关的人都走出大门，都穿着新鲜的粗布衣服，脸洗得亮亮的，唇边带着微笑，各自站在自家门口。街道打扫得格外干净，好像是在等待什么。忽然间从西街走来一支队伍，前边是锣鼓乐队，后面跟着村干部和男女青年抗日先锋队，队伍整齐威武而雄壮，最后是由小学生组成的霸王鞭，边走边打边歌边舞，大家兴奋而愉快地向县政府走来，街道上的群众也跟着走过来，县政府的干部齐集大门口，前边桌子上摆着花生、红枣、茶水，准备迎接拜年的群众。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抗先队中队长李尚忠一声口令，拜年队伍马上排成两行，整整齐齐地站在县政府门前。“敬礼！”又一声令下，大家都把右手举向眉梢行军礼。吴振县长和全体干部向群众还了礼。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手捧一双布鞋和五盒九龙枝牌香烟、一条毛巾，恭恭敬敬地献给吴县长，这是群众向深受人民拥护爱戴的县政府领导拜年的高潮，这时全体群众热烈鼓掌，场面十分热烈。在赵银德的指导下，我抓拍了这个献礼的镜头。紧接着是城关干部宣读贺年信，吴县长讲话表谢意。最后是武术和霸王鞭表演。拜年活动结束后，我又给吴县长和全体县政府干部拍了一张大合影。 给县政府拜完年，这支队伍又沿着旧路转向小街去给抗联会拜年。抗联的干部同样站在大门口迎接大家，因街道狭窄，围观的群众又多，比在县政府拜年活动更显得红火热闹。抗联会李主任接受（收）献礼后（也是一双布鞋和五盒纸烟、一条毛巾）又讲了话，鼓励大家积极工作，努力生产，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他的话多次受到热烈鼓掌欢迎。因我早把相机还给赵银德了，许多精彩场面不能拍照，觉得很遗憾。 下午是给抗属拜年，我有事没有参加，赵银德一个人去了。听说要给每家抗属送肉送白面，保证抗属过个好年。

1946年10月8日　在涞源窦君湾，东龙虎村量体重（16两老秤）王德怀 86斤　刘克己　92斤　马天喜 105斤

赵银德　105斤　顾　棣 103斤　　　　　　

　　　　

　

顾棣与赵银德是阜平老乡，在一起有着说不完的话。 (图片提供：王雁、顾棣、顾小棣、司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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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方军，看了这篇文章感觉到沙飞同志和八路军摄影部的同志们真是不容易呀，不是这些文字传达下来，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抗日战争的年代如此之艰苦卓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