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高中老师及高考冲刺

苍鹭捕鱼

　　马年春节还没过完，杨雷同学来了电话，说想请六中老师出来坐坐，拜个晚年，邀我和一些同学参加。

贵阳六中，那可是45年前我读高中的学校啊！当年毕业离开后，就再没见过老师。其实说没见也不完全准确，2006年同学聚会，我回过母校一趟，印象中在那幢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苏式教学楼前，与老师们合了影。由于现场同学太多，竟没找到机会向老师问好，紧接着组织的同学就催大家去了红枫湖。即使这样算，也有20年没见到老师，听说有好几位老师已驾鹤仙去，再也见不到了。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贵州饭店，一进餐厅包房，休息区已坐了一圈人，大都不太熟悉，其实都是当年六中的同学。沙发正中坐着两位的老人，杨雷介绍是班主任吴刚老师和教物理的张启绵老师。我的天！可不是吗，吴老师都90岁了，张老师也88岁，虽然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痕迹，但风采依旧，神态犹存，这是当年我最尊敬的师长。

杨雷佯装责怪：“光明，不对哈，老师都先到了，还要老师等你啊！”我正不知如何答话，他则赶紧招呼大家入席。

主人简单的几句开场白后，重点是请两位老师发言，吴老师仙风道骨，给大家谈养生、讲做人，那都是浓缩的人生精华。而张老师依然是当年上课时的风采，敏捷又风趣。我坐在对面用手机拍摄，思绪不由自主的回到了45年前……

　　我是1980年到六中读书的，只读了一年就参加了高考。以前我在二十二中，并且已读完了高一，那年夏天参加全市数理化竞赛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考试进了六中，被分到重点班高二（1）班，算是插班生，一进校就开始高考冲刺。

由于进校晚，和我一起考进来的几个同学，包括我的同桌、后来考上北航的梁桥，考上华南理工的欧阳等，就只能坐最后一排。六中的教学楼是五十年代修的，教室窗户小，光线不是很好，我坐得远，经常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于是就眯着眼看，时间一长，慢慢的有些近视。同桌梁桥似乎比我更甚，他配了副眼镜，上课就戴上，我不时借他的眼镜用，他索性回家拿了一副旧的给我。

那时的贵阳六中是全市最牛的中学，贵阳一中、师院附中和花溪中学（即后来的清华中学）和六中比都有些差距，就更别说贵阳二中、八中、九中这些学校了。我当时读的高二（1）班，是尖子生最多的。班上六十多个同学，有近四十人考上了本科，其中一半是重点大学，是全省录取率排名第一的班级，这是班主任吴老师后来告诉我的。那时的重点大学是什么概念，比现在211强，接近985。当年的任课老师说，八一届是最牛的一届学生。此后六中盛极而衰，逐步滑落，被贵阳一中超过并远远甩开，个中原因老师没说。

当时学校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这些老师教学经验丰富，个个都有几把刷子。

班主任吴刚老师是教历史的，四十多岁的年纪，高鼻梁，长得帅气，头发吹得整整齐齐，后来才知道他夫人在黔剧团工作，难怪吴老师每天保持如此形象。由于我们是理科班，没有历史课，但吴老师每天都要来教室晃几趟，他一进来，喧闹的教室立刻安静，班主任自带他的威严。

印象最深的是教数学的三位老师，我从没见过一门课同时由三位老师讲授的教学方式，也许这正是六中不同于其它高中的地方。教几何的王老师，四十多岁的年纪，长得干瘦干瘦的，似乎总穿件白衬衫。教三角函数的聂老师 ，外号“聂三角”，梳个倒背头，豪放洒脱。他喜欢喝酒，有时上课都是微醺状态，但这完全不影响他授课，似乎发挥还更好。有一次我们在教学楼台阶上遇到聂老师并向他问好，只见他腋下夹着的不是平时常见的三角板，而是一卷白绵纸，聂老师说他的老师去世了，他写了幅挽联要去吊唁，老师伤感的神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最后是教代数的杨型鑫老师，他后来当上了六中校长。这个杨老师喜欢补课，当时是上六天，只休星期天，而星期天上午则是他固定的补课时间，只有教物理的张启绵老师偶尔“低声下气”的和他商量，才能得到一次补课时间。老师们补课完全出于义务，没收过一分钱。

我很感激这个杨老师，但也很讨嫌他。那时我住在宅吉制药厂叔叔的宿舍，每周要回甘荫塘家里一次，除换洗衣服就是改善伙食，当然还有精神充电，因此很期待。但等杨老师补完课后，我要坐二路公交到次南门，再转郊区公交，回到家已是午后了。

某次补课，杨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同济大学建筑系，世界王牌，德国人办的。清华北大在他眼里根本排不上，对此我深信不疑，因此高考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同济大学建筑系。

教化学的周本祥老师也梳倒背头，和“聂三角”比起来，则透出一股儒雅气。周老师是化学界的大拿，牛叉到极点，听说刚恢复高考时由省里出题，有些化学题是他出的。我以前在二十二中读书时化学成绩就很出色，参加市里面竞赛是一等奖的水平，现在由周老师来教，我更是如鱼得水。教物理的张启绵是任课的唯一女老师，短发，她讲解力学原理十分透彻，尤其是电磁学给我们打下良好的基础，后来我读电子科大，一年级的电路基础课，基本都没费什么力。

教语文的老师名字我忘了，只记得有一次他布置写一篇抒情散文，我模仿杨朔的《泰山极顶》，写了一篇《登黔灵山记》。文中有许多虚构的情节描写，结果得了高分，被安排在课堂上朗读，我得意极了。

这些牛人老师不教低年级，只教毕业班，俗称“打锭子”老师。锭子是贵阳土话，就是拳头，两人言语不和，拳头相向，叫甩锭子。打锭子自然是又准又猛的意思。

我经历过最猛的一回“打锭子”，至今还记得。那是高考前一个月左右，由教政治的许文彬老师讲考试重点。政治课基本靠死记硬背，因此锭子打得准，自然能考高分。由于人多教室坐不下，高二年级八个班的学生，全部集中到学校足球场边，中间用课桌搭个台子。许老师就站在上面讲重点，周围全是学生，似乎还有往届复读的，大家只顾低头记录，哑雀无声，生怕漏掉一句。

　　我家当时住在南郊的甘荫塘，由于六中在城北，交通不便，我不能每天回家。三叔在贵阳制药厂工作，厂里有间单身寝室，我就去住宅吉。三叔这间寝室是房顶的一个阁楼，要上到这个阁楼，得穿过狭窄的楼梯，楼梯没有灯光，两边堆满煤巴，只够一人通行。这阁楼不大，放一张小床和三抽桌就没多大空间了。阁楼的另一扇门通二楼房顶的平台，那是我的私人领地，站在平台上朝南望去，隔着好大一片菜地是医学院的教学楼，这块菜地后来修成了宅吉小区。三叔在药厂销售科工作，常在外地跑业务不回来，我一个人住得悠闲自在。六中同学张纯和徐橄来阁楼玩过两次，在房间里抽烟，大家随性乱侃。徐橄是六中子弟，人长得帅气，足球踢得好，市体校的舵把子，百米短跑速度达到惊人的11秒多，全校冠军。后来我和徐橄都在成都读书，他读体院，我们不时还有些往来。

阁楼建在房顶，冬冷夏热。夏天还好些，把窗户和平台门打开，风吹进来也凉爽。到了冬天没生火，冷得要命，只能跺脚取暖。跺脚又不敢跺地面，怕楼下邻居找上来，只能蹬桌边的墙上。时间一长，墙面让我蹬出一大块黑疤疤。

中午我在学校吃食堂，一毛钱的菜，清汤寡水，吃完困了就趴在课桌上睡午觉。晚上去合群路奶奶家吃饭，吃完走回宅吉的阁楼。记得每天晚饭后，电视《新闻联播》一结束，我从热闹的上合群路、永乐路，穿过六广门体育场到北京路，沿中华北路进六中校园，再从后门出来走宅吉路回药厂，越走越僻静。

那时还没建宅吉小区，盐务街口以外全是农田，远处可看到半边街，那边有些灯火和人家。而宅吉路上黑漆漆静悄悄的，见不到行人，路边只有几户农家，不时传出猪在圈里吃食的哼哧声，伴着我独行。

回到阁楼，我把桌上闹钟调到夜里三点，然后翻转闹钟朝外，开始当晚的学习，一直到闹钟响才上床睡觉，每天如此。

　　一个学期以后，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冲到班上前几名，要知道半年前我到高二（1）班时，成绩只能排中游。为此我感到很舒坦，辛苦没有白白付出。有一天班主任吴老师来教室，让大家评选三好学生，学习成绩是硬杠杠，我自然当选了。后来这个三好学生没搞颁发仪式，也没给奖状，遗憾没留下个物证。

快毕业的一个月，学校搞了两次模拟考试，我都在前十名。那时的高考和现在不同，要先填报志愿。为此学校开了一次家长座谈会，父亲去参加的。教物理的张老师告诉他，你这个小孩可以报清华。父亲回来转述，我不以为然，记起了杨老师的话，第一志愿报了“世界王牌”同济大学建筑系。

一个月后的高考，由于化学发挥失常，政治的“锭子”也没打准，只考了430分，我很丧气。但即便如此，这分数在当年也算高分了，据白云中学教导主任黄老师说，我这成绩在全省能排进280名以内，报上说全省400分以上的只有700人。只可惜我这分数上同济建筑系恐怕有点悬，辜负了杨型鑫老师的期望。最终我去了默默无闻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来改名电子科技大学。

　　回忆断断续续，绵绵不绝，思绪又回到眼前，如今我自己也都六十多岁了，逝去的岁月已成过往云烟，终将要飘散。看到同学们在给两位老师敬酒，我赶紧上前，祝老师健康长寿！祝老师新年快乐！也祝同学们阖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