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穿插部队医院军医口述参战负伤经历

杨宜玲

我是1963年高考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入伍的。五年后毕业分配到广州军区第41军121师医院任军医。我们师医院随121师部队驻扎在广西桂林市奇峰镇。1978年底医院领导在全院医务和后勤保障人员中，挑选132名干部战士跟随部队赴南疆边境参加自卫还击作战。在中越边境地区进行严格战前军事训练。

1979年1月底上级领导发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动员令。全体医护和卫勤人员情绪高涨。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们全体参战人員在中越边境中方一侧埋伏起来，等候出发执行大穿插作战任务。大约在凌晨5点左右，我军炮兵部队在中越边境地区突然发起炮击，顿时万炮齐鸣火光冲天地动山摇，等到炮声一停。我们师医院的战友们跟随师参战部队像猛虎出山一样冲出战壕，穿出国境线进入越南境内。我们按照既定方向快速穿插，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急速的脚步声，也没有一个人掉队，一个跟着一个疾走在穿插队伍当中、走在越南的山间小道上。大家只吃了一点自带的压缩餅干，走了整一天没有人掉队。虽然都很累，但还是咬紧牙关，一个紧跟一个快速的向既定目标前进。

我们师医院第一梯队队伍的后面是临出发之前配属的800名田阳民工队伍。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战前训练但带着武器扛着担架紧紧跟着，我们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走了整一天，天色慢黑了，急行军的队伍越走越乱，有的民工走进了我们医院的队伍，(实际越南特工很可能已经混进了医院或者民工的队伍)天越来越黑伸手不見五指。大约到了晚上7-8点钟，我们的队伍走到了一个三叉路口，三面环山，突然间枪声大作，有机枪的扫射声，有手榴弹的爆炸声，整个队伍瞬间大乱，尤其是民工队伍更是乱成一团。我们医院孙院长大叫：大家不要乱，不要跑，就地卧倒。我马上原地卧倒，只看到周围火光冲天枪声喊声不断，还有越南人用中国话的喊叫声：我们是越南特工部队，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只有缴枪投降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接下来又是密集的枪声，我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突然感到自己腿上被重重的打了下，接着就是双侧腿部的剧烈疼痛，过了一会儿我便失去了知觉，等我清醒过来，枪声已经听不到了。天朦朦亮了，我用手摸了一下周围的人，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地上到处都是一大滩的鲜血，有我们自己人的还有可能是民工的尸体。我想坐起来，动一下两条腿疼得撕心裂肺，只能继续躺在原地。我忽然看到离我不太远的地方站着我们二所的所长刘伟新，我叫他的名字他快步走了过来，问：盛军医你负伤了？伤得怎么样？随即他对我的伤势做了一个大概的检查；便对我说：估计右大腿可能已经骨折，当时我没有想到自己伤得这么严重。

听了刘所长的判断，我十分担心不能跟刘所长他们一起再向前线走。我请求所长一定要带上我跟着医院一起走，不要把我留下来。随后刘所长叫通信员找一匹战场上走散的马来，请二个男卫生员把我抬上马背，我的双腿时疼得撕心裂肺，立即从马背上摔下来，连试三次都没有成功。刘所长看到这种情况说你的股骨肯定已经骨折，再说：你还有那么重的伤，确实无法骑马，随后交待二所的卫生排长马国范，说：小马，你就负责把盛军医抬到这里的山洞里，保护好，等待国内派车接回。小马就立刻叫了几个民工把我抬入半山腰的山洞里，我躺在山洞的地上，小马拿了一支长枪坐在山洞口，没过多久我听到山脚下有坦克开过声音，这时候小马突然站起来对着对面大声喊叫：我们的坦克过来了，我们胜利了。随即听到二声枪响，小马瞬间倒地，我意识到小马可能出事了，马上叫民工把小马抬到我身边，只見小马右小腹有一碗口大的伤口，鲜血不的往外喷，我大声呼叫：小马！小马，他没有回音，我意识到他可能被对面山洞里的特工开枪打中，我知道这么严重的枪伤，手无寸铁的我们已经不具备医疗条件，要想抢救他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小马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盛军医我不行了。话未说完就牺牲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好战友就这样离开了我。这时候我的情绪处在极度悲痛中，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心里明白，越南特工离我们不远，一旦我们的坦克离开了，越南特工随时可以攻击我们，这时候又听到中国的坦克车正在调转炮口向对面山洞里的越南特工开炮，这时候我脑子里忽然出现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利用坦克车停车时上到坦克车，让他们带我去前线，虽然这个办法风险很大我觉得值得的，就请洞内的民工把我快速抬下山，把我放到坦克车上冒一次险。我叫来二个民工给他打手势，让他们理解我的意图，请他们帮我抬下山，我想越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越是要保持冷静，只要有一线希望，必须积积争取。我叫来二个民工让他们帮我抬下山利用坦克车暂停的间歇，快速把我抬起来放到坦克车外面，这时候坦克车驾驶员听到车外有动静，马上伸出头来，十分严厉的对我说：你是什么人？我回答：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121师医院军医盛献祥，我们医院昨晚被越南特工袭击我负了重伤，无法去前线执行任务，我想搭乘你们的坦克车去前线，行吗？这位驾驶员仔细审视了我几眼，转为温和的说：我们是去前线执行作战的，车内只有二个座位，你不能进到车内来，我说我只要坐在车外就行，对方又说你坐在车外也是非常危险的，你又受了重伤，万一摔下来必死无疑。

另外，一路上坦克车不停的受到两侧山洞里的特工的射击，十分危险。我十分坚定的说：情况知道。我不需要你们负任何责任。就这样，我紧抓住车外的扶手，一路上我经历了许多次越南特工的枪支扫射，有几次也被击中了我乘坐的这辆坦克车，子弹打在坦克车的外壳上，发出叮当的响声，但始终没有把我击中。大约行驶了二小时左右，我忽然看到路边上有解放军在走动，而且还看到有解放军的红十字旗在飘扬。我拼命向他们招手，呼叫，他们看到后跑步靠近坦克车，大概坦克车驾驶员也发现了他们，坦克车在减慢开进速度并停了下来，我被几个军人抬下车，他们叫我盛军医，原来他们是121师362团卫生队的军医和卫生员，在师医院曾经见过我认识我，我被362团卫生队的同志抬到他们的临时诊所，他们给我检查了伤情，大家都说：盛军医你真幸运，如果没有坦克车的运送你的伤情再耽误一天，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我理解他们说话的意思。因为我身上有多处大范围的枪伤，而且伤口感染十分严重，一旦发生战伤坏疽病死亡率很高。

我到达362团卫生队临时诊所后，他们首先给我把伤口清洗包扎，口服抗菌素。但是因为没有输液的条件，我由于大量出血脱水情况严重极度口渴，卫生队无法给我补充液体，他们的医护人员带领民工到山边的甘庶地里砍下很多甘蔗，带回诊所给我们负伤人员解渴(据说当地的河沟水全被越南人下了毒不能使用)。

我到达卫生队后约3小时，上面传来好消息，说国内派出几十辆卡車即将到达卫生队要求把重伤员全部送回国内治疗，我先后从广西边境乘坐直升机到达南宁303医院。

由于我的大腿感染肿胀严重，被诊断为战伤坏疽病，303医院的骨科主任反复找我谈话要我同意马上做截肢手术，如果不做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明白我的伤情状况，及时做截肢手术是最稳妥的治疗方法，可因为我是军医了解主任说的问题严重性可又不甘心截肢成为残废，因此一直不愿表态同意做截肢手术。这时候总部派来的权威外科专家来到303医院，开展对战伤疑难重症的巡回救治诊疗指导工作，专家在仔细检查了解我的伤情后，建议让我转院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广州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做更进一步的检查治疗。这样我又被送上火车来到广州，经过军医大的精心救治，终于成功控制了我严重的左大腿中部贯通枪伤合并感染的伤情，挽回我的生命，同时也保留我负伤的大腿没有被截肢，也给我的腿部异物(取出的子弹头见下图)存留进行手术取除。

战后我伤愈归队回到了部队驻地桂林奇峰镇。由于身体原因已经不能适应野战部队的高强度要求，我就转业回到地方医院工作直到退休。这段参战负伤的经历是惊心动魄刻骨铭心毕生难忘的。可比起师医院一同上战场、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十六位战友，我又是幸运的。如果没有我负伤后坚持搭乘坦克车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没有我坚持不同意截肢和遇到总部专家到303医院巡诊并及时转院到第一军医大学诊治，我的腿根本保不住，命运可能就要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