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

似曾相识

　　好像寻常冬日的风，无声地滑过冰面，了无痕迹。又一个春节就这样在无数的日常缝隙里溜走了。可儿时的春节啊，是盼望了三百六十五天才姗姗而来的啊！那时春节的一切细节，都像底片一样在脑海里被反复冲洗、定影、放大。

那时的春节，我最盼望的是新衣服，那盼望是很早就开始在心底酝酿的。有一年，姑姑给姐姐和我各做了一件喷胶棉的红色外套——喷胶棉可是那时最新的材质呢！那是终于能脱下又厚又重、姐姐穿过的旧棉猴时，最轻盈的喜悦。还有一年突然兴起了击剑服，我白天心心念念这款衣服，以至于夜里这款衣服都出现在了我的梦里。当然是不敢和爸爸妈妈要的，家里的条件，可根本买不起这样时尚的衣服。可后来事情居然有了反转——我竟然得到了一件击剑服，还是浅浅灰色镶着白边的，终于不用穿妈妈安排的那些色彩艳丽的衣服了。早就忘记得来这件衣服的原因了，但肯定不是爸爸妈妈给买的。尽管还是要和姐姐共享，可那欢喜却一直持续到衣服小得再也穿不上。那是梦境成真的喜悦。

那时的春节，尽管条件非常拮据，妈妈却想尽办法打扮姐姐和我。上初中以前的每个春节，妈妈都会给我俩梳起两个小辫，紧紧地盘了起来，在盘绕好的发髻上再缠上一圈红色的小花。尽管头皮被勒得转头都疼，可是心里却美得不行。妈妈下面的手艺就有些“恐怖”了——她把火筷子放进炉子里烧热，然后用火筷子迅速地给我俩卷刘海。因为滚烫的火筷子就在额前晃动，我心里怕得不行，更不敢动一下。可为了美，硬是忍了。只听“刺啦”一声，一缕烟就顺着眼前冒了出来，看着镜里的头发卷了，心满意足了，只是发丝都被烧得有点黄。姐姐和我的眉毛都浅，没事，这可难不住妈妈——只见妈妈点燃一根火柴，我又被吓着了，这是又要遭什么刑啊？好在妈妈很快就吹灭了火柴，然后用火柴被烧黑的头给我俩描眉毛。尽管那黑道道更像小虫趴在眉毛上，却让我俩感觉自己美得像天仙似的。直到小学快毕业时，我才抗拒这种装扮——太“垮”了！

那时的春节，比起现在要冷得多。可那些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们都不怕冷：她们穿上笔挺的大衣，领口围着亮丽的围巾，大衣下面是熨得中线笔直的裤子。她们只是一边站着一边跺脚，因为脚上穿着的是露脚面的船鞋，鞋里面就是裹着单丝袜子、快被冻僵的双脚。

今年春节，我和先生外出，看着周围的人们，着装都变得极为随意了。只有一些上岁数的老人穿着正装，一看就是压在箱底的老衣服，衣服都见棱见角，颜色和款式都带着年代感，连带着举手投足都不自然了。年轻的孩子们大多一身黑，酷酷的。也有几个小女孩穿着肉色的打底袜，假肢般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竟怀念起那些穿着单丝袜子冻得直跺脚的女人们，还有那满街跑的、头上戴着或红或粉花的女孩子们。

　　那时的春节，吃是头等大事。爷爷奶奶早早地就开始盘算年夜饭的菜谱，在有限的收入和副食本里精打细算。每次去奶奶家，都会看到奶奶抱着个硕大的生猪头，像她平时写小楷字般认真、仔细地拔着猪头的毛。一个猪头，会变成年夜饭桌上好几道菜。奶奶准备很早的还有一只缸，缸里养着几只河蟹。奶奶每天观察它们的安危，准确地计算着它们的存活日期，直到春节近了，才把它们蒸了。奶奶会用同样精细的态度把它们剥开，析出蟹黄、蟹肉，这些都会放到年夜饭的饺子馅里——这是永远无法超越的饺子馅的“天花板”。

负责切松花蛋的任务一般会落到姐姐和我的头上。我们先准备一段线，线头一边用牙咬住，另一边用手拽紧，松花蛋就从线上穿过。用线切的松花特别整齐，最重要的是几乎没有浪费——用刀切，会在刀的两侧沾满松花蛋的精华：松花蛋黄儿。这样的切松花蛋的方法后来告诉女儿，她当时是惊掉下巴的表情。

终于等到了大年三十吃年夜饭了，是等待一年的馋虫终于能伸伸腰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和几个姑父都坐大屋一桌；姑姑们都坐在外屋一桌；所有的小孩子在中间的小屋开一桌。我们这一桌的桌子是矮的，凳子是拼凑的，可美食是一点不打折扣的。孩子们没有大人在身旁，吃得安静、踏实、满足。

刚结婚时，我曾对先生说，以后有钱了，打开冰箱，里面都是酸奶和可口可乐。贫穷，真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结婚多年后的一个春节，条件有所好转。我们买了好几箱饮料，那一个春节过后，拜这些饮料所赐，我春节前的裤子竟然穿不下了，蹲下都成了吃力的动作。这时代的变化就在眨眼之间。近十年的春节，我是一不喝酒，二不喝饮料，近来酸奶也上了黑名单。

那个怎么打扮都觉得美不够的春节，那个怎么吃也吃不胖的春节，终究留在过去了。不过，幸好，这一路是从无到有的变化，是从简到奢的变化。

总有回忆等在那。

总有珍惜存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