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

春暖花开

　　我们那儿的人，记人是不记大名的。八十年代的农村，上学之前的孩子，基本上都没有正经名字，不像现在，还在娘胎里就起好了文雅的二字三字。那时每个家族都按着排行，一二三四地排下来叫，于是满村都是阿一、阿二、阿三。一个村子喊一声“阿大”，能有三五个回头的。我们家族也不例外。十八个堂姐妹，依着出生先后，从一排到十八。姐姐排行七，我排十，我和姐姐因为个头差不多，又总是一处进出，他们便把我们混着叫。叫对了算你运气，叫错了也不打紧，反正总有一个会应声，于是“七十”这个名号，就这么叫开了。我们像两粒串在一根线上的珠子，摇摇晃晃地，在八十年代的村庄里滚过来，滚过去。

那时的夏天，似乎来得格外早，也格外长。午后的热浪把蝉都逼得没了声气，只有我们睡的那张竹席，还泛着幽幽的凉意。一人一把蒲扇，轮流给对方扇风。姐姐扇三下，我扇三下，风里有青草和汗的味道，混着天井里那口大缸里晒热的水气。扇着扇着，眼皮就沉了。

也有不扇的时候。那是闹了别扭，谁也不理谁。她便把枕头往床的那一头一扔，背对着我躺下，临了还要丢下一句话：“不许碰到我。”黑暗里，她那一头一点动静也没有，她睡着了么？她不生气了？终于忍不住，把脚悄悄地，一寸一寸地，往她那头探过去。我正探着，猛地触到一个温热的东西——是她的脚踝！还没等我缩回来，她那边已经动了，一脚踢过来，不轻不重，正好蹬在我的小腿肚上。我也不甘示弱，两只脚立刻缠斗在一处，像两条打架的泥鳅，在被窝里扑腾。正闹得不可开交，母亲的声音从黑暗里传过来，带着一天的疲惫，却是那样清晰：“当心把棉被踢断了。”

棉被自然是踢不断的。但母亲的话像一道符，我们立刻就噤了声，两只脚也松开了，各自缩回自己的领地。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又会背靠着背，沉沉地睡去，彼此的呼吸声，慢慢融成一样的节拍。

龙眼熟的时节，是要赶早的。不是去摘，是去捡。西头黎家那几棵龙眼树，枝条沉甸甸地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黄。我们盼着下雨。雨越大越好，最好是在夜里下一阵，那样，第二天清早，树下准能捡到好些被风雨打落的龙眼，带着湿漉漉的叶子，沾着泥点子，却格外地甜。堂姐领着我和姐姐，天刚蒙蒙亮就出门。到了树下，我们猫着腰，眼睛像寻宝似的在草丛里、落叶底下搜寻。捡回来的龙眼，姐姐会找一个旧木箱子，锁起来。那木箱子是母亲当年的陪嫁，漆色都剥落了，却有一把锃亮的小锁。姐姐把钥匙贴身藏着，谁也不给。直到有一天，箱子里散发出一股酸腐的气味，打开一看，那一颗颗饱满的果子，都变成了黑褐色的、软塌塌的小球，上面蒙着一层细细的白毛。姐姐愣了半晌，默默地盖上箱子。后来那箱子空了许久，锁却还是挂着，仿佛锁着一个谁也不说的秘密。

农忙的时候，我们跟在母亲后头，在水田里割稻子。毒辣的太阳晒得脊背发烫，汗水流进眼睛里，蜇得生疼。母亲从不催促我们，只是弯着腰，镰刀“唰唰”地响，一行行稻子在她身后倒下去。快到晌午，她直起腰，手搭在额头上看看日头，然后回过头对我们说：“去吧，下河洗洗，凉快凉快。”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整个夏天的快乐。我们几乎是扔下镰刀，赤着脚往河边跑。那条河，我们闭着眼也能找到最深最静的河段。河水被太阳晒得温吞吞的，不像清晨那样冰人。我们扑进水里，像两条鱼，水花溅得老高。姐姐会游泳，会闷水，会仰在水面上不动。我学着她的样子，却总是沉下去，呛一鼻子水。她便笑我，笑声在水面上飘，亮晶晶的。我们在水里追逐，打水仗，直到手指泡得发白起皱，嘴唇微微发紫，才恋恋地上岸。回到田里，身上的水还没干透，又被太阳晒出一层薄薄的盐霜。

日子就这么过着，像家里的挂钟，滴塔滴塔，摆个不停。直到姐姐上了初中。

镇上的中学离家远，要住校。每个周日，是她最发愁的日子。那条长长的、尘土飞扬的土路，她一个人要走一个多钟头。于是她便央求我：“十，我骑车带你，到了学校，你再骑车回来。”我那时刚学会骑那辆二八大杠，车比我高，只能从三角架里斜着身子蹬，却也很乐意跟她走一趟。

但姐妹间，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有一回，她从学校回来，脚上穿了双崭新的白球鞋，鞋底还有一粒粒钉子，那个时候都叫钉鞋，是当下最流行的款式。我那时也在完小上晚自习，周日比她先出门。鬼使神差地，我把她的新鞋穿走了。鞋有些紧，但我不在乎，一路走，一路低头看那刺眼的白。没走多远，身后就传来姐姐的喊声，急切的，带着哭腔：“十！你给我站住！把鞋还我！”

她追上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吓人。我这才看见，她眼眶都红了。我只好把鞋脱给她，她接过去，什么也没说，蹲下身，就那么在土路边上，把鞋换上，然后头也不回地往镇上走了。她脚上原来穿着的那双旧布鞋，就提在手里，一晃一晃的。

我回到家，心里像堵了团棉花。母亲正在灶前烧火，我冲着她，劈头盖脸地嚷：“你偏心！你偷偷给姐买鞋！不给我买！”嚷着嚷着，眼泪就下来了，也不知是委屈，还是别的什么。

母亲没吭声，只是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照着她的脸，忽明忽暗的。过了许久，她才说：“行了，下回给你们一人一双。”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母亲是难的。五个孩子，一张嘴，一双手，什么都要掰成几瓣用。有时候，我看着村里别家的姐妹，大的穿小了给小的，一件衣服传几个人；还有那些姐姐嫁了人的，逢年过节回娘家，能给妹妹捎件新衣裳，或是一条红头巾，我心里也羡慕过。我们班上，好些女同学都有一条雪白的毛线围巾，是她们姐姐熬夜织的，织好了绕在脖子上，又软又暖和，在冬天灰扑扑的教室里，显得那么好看。我没有姐姐给织的围巾，我只有一个和我打架、和我抢龙眼、也和我一起睡一起下河的姐姐。

可我这个姐姐，有时候也让我又气又佩服。

有一年暑假，正赶上“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秧。那天，我们帮小姨家插完秧，午饭后顶着烈日回家，浑身泥泞，累得话都不想说。我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姐姐蹬着车，两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家走。路过隔壁村的时候，田埂边的一个身影让姐姐慢了下来。是个老奶奶，一个人在水田里，佝偻着背，秧苗插得极慢。那么大一块田，才插了不到三分之一。

姐姐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支，就往田埂那边走。我站在田埂上，又累又急，可看着姐姐在水里一步一步走向她，到底还是下了田。

那块田不大，我们三个人还是插了很久。我的腰酸得像要断掉。好不容易插完了，我正要往田埂上走，却听见姐姐问：“阿婆，还有吗？”老奶奶愣住了。姐姐看着她，又问了一遍：“还有吗？我们帮您插完。”老奶奶的眼眶忽然就红了，望着远方，轻轻地说：“还有一小块，在那边……”

我那时候真想扭头就走。可姐姐已经往那边走了。我到底还是没坚持到最后，我把自行车留给她，一个人顺着田埂往回走。走了很远，回头看了一眼，烈日下，远处有两个模糊的影子，弯着腰，一左一右，慢慢地移动着。

那件事，后来在那个村里传开了。老奶奶是五保户，村里人看见两个小姑娘帮她插秧，一打听，才知道是母亲的孩子。那段时间好多人见了母亲，都要夸一句：“你这两个闺女，教得真好！”母亲嘴上说着“哪里哪里”，脸上却藏不住那点笑。那阵子，她走路都带着风似的。

可我当时想的是：姐姐这个人，真傻。

　 后来长大了，我才慢慢明白，那不是傻。那是我做不到的、另一种东西。

　 我和姐姐，就在这样磕磕绊绊的日子里，一起长大了。后来我们都离开了村子，去了不同的地方，有了各自的家。回去得少了，偶尔回去，村里的老人见了，还是会眯着眼打量半天，然后叫一声：“这是……七十吧？”我们便都笑起来，也不去纠正。谁是七，谁是十，又有什么要紧呢？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本就是一个人，是一整个、完整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