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笔记（78）苏州评弹界的“钱家班”

王健生

苏州评弹界的“钱家班”

当年的钱家班在苏州的甫桥西街尼庵弄（如今凤凰街北端），钱家班班主钱锦章（拜王绶章为师学说《倭袍》），专门招收穷苦的女学员，学员最多时有美仙、丽仙、凌仙、月仙、云仙，还有凤仙、若仙、醉仙、琴仙、婵仙等，但凡进钱家班的学员都要姓钱，这就是所谓的钱家班。好比一个女子学习班，在评弹界不多见的。

钱景章自己不经常演出，也不教学员说唱，让自己下手老婆陈亚仙教或外聘先生教，也算是众学员的先生。他一天到晚东说洋,西说海,只知道到书场收钞票进账,要么就动动坏脑子,转转花念头。凡进钱家班学艺的学员好比卖给他们当丫头使唤的，签好“关书”，学三年，帮三年，生老病死均与班主无关。

据蒋云仙回忆：钱景章是钱家班的凶神，这些书台姐妹在钱家班学说书时，第一种身份是学员，其次就是给他们当丫环使唤。蒋云仙的师姐王月仙，聪明勤快，他们就拿她当粗做娘姨，什么生煤炉、买小菜、烧饭、炒菜、洗衣裳，样样全要做，连先生师母的洗脚水，也要替他们倒掉的。蒋云仙比王月仙幸运一些，当时进钱家班时随身带了笔墨砚，有空练练字，剪个短发，有点学生腔，所以他们把云仙当作细做丫头，写写书信，梳洗头发，补补丝袜等一些轻的家务活，也算发挥她们各自的特长吧。这些学员认认真真学说书，辛辛苦苦做家务，而班主给这些学员吃的又是些什么呢？这些小姑娘都在吃“三色冰激凌”。何谓“三色冰激凌呢”?因为姑娘们煤炉不会烧，所以烧的米饭，上面一层生的，下面一层焦的，当中一层熟的，名曰“三色冰激凌”。当中一层熟的饭是由师母吃、师姐吃，连包车夫也能吃好的饭。而她们就只好把焦饭、生饭、放在一起再烧一烧，烧成糊糊的粥不像粥，又不像饭，她们说我们在吃“双色冰激凌”。这些学员在生活上受尽甘苦，稍有不顺，还会遭毒打，苦不堪言。

钱景章就是钱家班书台姐妹心中的恶魔，恶人自有恶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镇反中终于遭到了人民的处决。这个人物也曾为评弹的发展促成一件好事。即1935年以钱景章为首的普余社（说书先生行业协会）向当局南京申诉成功，争取了女说书和男女拼档合法化，从此评弹女艺人能光明正大走上书台。

说也奇闻，当初的钱家班好几位学员在评弹界中都成为名家，钱家班的三位姐妹：钱丽仙即徐丽仙、钱凌仙即侯莉君、钱云仙即蒋云仙，如徐丽仙成了丽调的创始人，侯莉君也成了侯调的创始人，蒋云仙则成了云派艺术的创始人，在这评弹界并不多见，怎么会呢？也许当年她们都渴望早早脱离魔窟，坏环境成了动力，奋发学艺。

以下是徐丽仙、侯莉君、蒋云仙，晚年亲口说过的、关于钱锦章的真实回忆，不美化、不遮掩。

徐丽仙:进钱家班时家里穷，实在没办法才送去。钱锦章非常凶，骂人和打人是常事，小孩都怕他。学不会、唱不好，罚跪、饿饭、关房间都有。演出赚的钱，绝大部分都归钱锦章，艺人自己拿很少。我是苦出来的，不是他教得多好，是被逼出来、熬出来的。是钱家班给了我一口饭吃，但也给了我一辈子的苦记忆。我对钱“只有经历，没有感情”。

侯莉君:钱锦章就是“书霸”，在圈子里霸道、强势。对女徒弟管得极严，近乎苛刻。当年艺人没有自由，去哪儿演出、唱什么、赚多少，全由他说了算。他对评弹女艺人有功劳，但对我们个人，真没什么恩。功是行业的，苦是我们自己的。

蒋云仙:钱家班规矩像牢房一样严。女孩子不能随便出门、不能和外人说话。钱锦章说一不二，谁都不敢顶半句。我们那时候，是怕他，不是敬他。当然，没有钱家班，成可能当不上评弹演员，但那段日子，是真苦、真怕。

总结一句最公道的话

三位大师，没有一个深情怀念钱锦章，也没有一个把他当成“慈师”。她们统一的态度是，行业上有功：他把女评弹推上台，让女人能吃这碗饭；个人上有怨：班主作风太旧、太狠，苦了一代女艺人。

解放后钱锦章以恶霸罪镇压（处决），其罪名为

1.以剥削女艺人为核心，把学员当摇钱树+家奴。自己不教，让老婆/外聘先生教，只抽成、不担责；强制学员改姓“钱”，人身依附极强。

2.管理与体罚

非艺术体罚：拳打脚踢、掷钱砸头、辱骂威胁。让学员兼做佣人（烧饭、洗衣、倒洗脚水）；性侵害、控制人身自由玷污学员；阻止满师出走、威胁拼档者性命；搞经济压榨：抽成极高、扣口粮、逼卖唱还债。

3.对女艺人的态度

专收穷苦女孩，利用其弱势压榨。逼加唱、赶场，透支身体；用“生死文书”锁死人身，逃跑要赔巨款（100担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