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同学》（副本）

随缘

　　一九六三年，我刚满七周岁，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孩子多，父亲为减轻母亲的负担，便把我带在身边，送我去他单位附近的文亭街小学就读，每周只许回家一次。可入学不到半年，我总忍不住在放学后偷偷往家跑，既耽误学习，又不安全。父亲无奈，只好把我转到了离家近的大坝头小学。

这所学校比文亭街小学略大，共有四排校舍、十二间教室，每个年级仅设两个班，我被分在了一班。学校坐落在故黄河畔、大坝头桥附近，因地势低洼，几乎年年夏天都闹水患。一场大雨过后，校门口必成一片汪洋。为此，每逢放暑假离校前，同学们都要把桌椅板凳高高摞起；开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淤泥、打扫垃圾，彻底大扫除。

　　常言道: “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 这话一点不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这帮老同学凑到一起，依然记得当年谁家住哪儿，家里有几口人，父母是做什么的，就连家人的长相都记得清清楚楚。更别提彼此的外号和小名了，直到现在见了面，大家还是张口就来，毫无生分。

那个年代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同学们住得都不远，串门成了家常便饭。班里无论男生女生，相处得格外融洽。每天下午放学后，一群孩子不是去这家嬉戏，就是去那家玩耍，总要等到临近晚饭时分，才依依不舍各自散去。每逢寒暑假，学校都会统一编排学习小组。我和同住一个大院的苏力，还有家住航运大楼的女同学潘学军，被分在同一小组。漫长的假期里，我常与苏力结伴同行，各自拎着小板凳，一路说说笑笑，去往潘学军家。三人围坐在圆桌前，一同伏案写作业、温习功课，简单的时光，朴素的岁月，清浅又温暖。

　　最近几年，我们初中、高中同学聚会一场接着一场，唯独小学同窗，一别经年，久未联络，始终无缘重逢。这份深藏心底的念想，成了我多年来难以释怀的遗憾。每每暗自感慨，心心念念的小学同窗聚会遥遥无期，难道真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偿所愿？

二O一六年 “六一儿童节” 这天，陈建丽同学在微信上创建了 “大坝头小学群” 。没想到短短两天，便联系上了二十八位同学，其中有人早已在外地安家落户，甚至有人远渡重洋，定居美国、日本。紧接着又传来喜讯: 六月五日，小学同窗要聚会了！我翻开日历，蓦然心头一震: 今年是猴年，农历五月正是马月，而六月五日恰好是农历五月初一——这不正是我常念叨的 “猴年马月” 吗？

　　原来，藏在心底的那份牵挂，从未被时光遗忘。这场迟来的重逢，并非机缘巧合，也非冥冥天意，而是岁月的慷慨馈赠，更是一群儿时的伙伴，跨越漫漫山海流年、依旧初心不改的温暖约定。

那天适逢周日。上午，柳建同学盛情相邀，带大家到他的办公地点——市武协，品茶叙旧；中午又在马路对面“今驿之家” 酒店设宴，热情款待诸位同窗。一别数十载，今日终于重逢，人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大家执手相望，紧紧相拥，久久不愿分开。彼此细细打量，都想从对方饱经风霜的容颜上，寻觅年少时的模样。谈及当年大坝头小学的趣闻轶事，众人更是兴致盎然，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欢声笑语里，尽是沉淀半生的思念，与久藏心底的脉脉温情。

　　柳建在班里个头最高，身体又结实；刘建身材最矮，却十分灵活。两人喜欢玩 “斗马” 游戏——刘建骑在柳建的脖子上，活像个敏捷的猴子。他俩组队与隔壁班对战，从来没有输过。六十年代初期，生活普遍拮据，孩子多的人家更是捉襟见肘。校园里，同学们大多身着粗布衣衫，色调朴素灰暗。柳建却是个例外——他是独子，家里负担轻，不仅吃得比别人滋润，穿戴也格外体面。

这天，他穿着一件崭新的驼黄色灯芯绒夹克衫来上学。往灰暗的人群里一站，那鲜亮的颜色格外惹眼。虽说小小年纪的我们，尚不懂何为 “奢侈品”，可那一刻，全班几十双眼睛都直了，目光齐刷刷黏在那片软茸茸的驼黄色上，久久不肯挪开。打那以后，他原先的外号 “柳大胖子” 没人叫了，大家都改口叫他 “黄夹克” 。

有一回，柳建把同桌女生朱丽君惹哭了。老师一怒之下，想出一个特别的惩罚方式: 让全班同学轮流上来打他，就想给他个教训。轮到我时，只是轻轻拍了一下，他反倒冲我咧嘴一笑: “使劲儿啊！” 瞧他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挨打是一件趣事。可见他生性皮实得很，巴不得大家下手重一些。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 已进入 “斗、批、改” 阶段，“破四旧、立四新” 的浪潮依旧汹涌。然而，刚上初中的柳建却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极不合时宜的事——他邀上几位同窗，效仿 “桃园三结义”，焚香磕头，歃血为盟，结为拜把兄弟。这段年少轻狂的经历，后来竟引领他走上了习武之路。经过数十载勤学苦练，如今的柳建已是江苏省武术协会副会长、徐州市武术协会党委书记，成为本市武术界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柏继雨同学打小就淘气，加上柳建总爱撺掇他，两人便成了逃学的 “黄金搭档”。刚学拼音那会儿，柳建就忽悠他：“学这玩意儿干什么？别那么认真！以后上学的日子还长着呢，从小学到中学，什么字学不会？根本用不着学拼音！” 这番歪理邪说，没想到柏继雨还真信了，结果直到现在，他在电脑上打字，还得一笔一画手写，常常急得直冒汗。

记得有次课堂上，柏继雨因调皮被罚站。站了大半节课，老师怒气渐消，示意他坐下。谁知他牛脾气上来了，偏赌气不坐。老师上前硬是把他按回座位，可刚一松手，他就像装了弹簧似的，腾地一下又站起身。如此反复几回，老师累得没辙了，只好指着他的鼻子叹道：“你呀……简直就是个弹簧！” 自此，“弹簧” 便成了柏继雨的专属绰号。

另外，他还有个颇为别致的绰号—— “不能改”。只因上课总爱讲话，老师常拿粉笔头砸他以示警告，可这毛病始终改不掉。他生性调皮，胆子也大，头脑又十分灵光，中学时就尝试过 “倒买倒卖”的行当。他后来常感叹，年少时满脑子奇思妙想，甚至连将来要从事的职业都规划好了，谁知世事难料，最终那些美妙的设想悉数落空。更让他想不到的是，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竟阴差阳错成了一名法警，从此被戴上了 “紧箍咒”。

　　在老师眼里，王金承同学始终是个好孩子。虽说偶尔也会犯错，但他机灵，又会来事，学习也棒，因此很少挨批评。那天正上着课，老师忽然点他的名字：“王金承，我问你，现在谁该坐到前边来？” 教室最前排一直空着一张课桌，因为离黑板太近，没人愿意坐，后来便成了老师惩戒调皮学生的专用座位。

此时，王金承心里虽有些发慌，脑子却转得飞快。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张新立，可转念一想: 张新立虽然调皮，学习却很好，就怕说了老师也未必信。那就夏令宏吧，全班公认的调皮大王，怎么罚都不为过。怎料他刚说出夏令宏的名字，老师便摇了摇头，缓缓道：“依我看，今天该坐到这个位子上的人，是你。” 话音未落，王金承顿时羞得满脸通红，一时语塞，狼狈极了。一旁的夏令宏乐得手舞足蹈，不停地朝他挤眉弄眼，还故意扮了个大大的鬼脸。

　　那个年代，学校尚无统一校服。同学们身上的衣衫，多半是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有的袖口磨破了，母亲便寻一块颜色相近的布头，用绵密的针脚补好，远看像一朵朴素的小花。裤腿和袖子不是接了一截，就是窝了一道，少有正合身的。可这已经算是不错了，还有个别男同学，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小时候夏天在家根本不穿衣服——也没衣服可穿。我听说，一年级刚报到时，我们班有位男同学就是光着身子来的，懵懵懂懂地站在队伍里，像一棵刚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小野草，倔强又茫然。

书包样式也很难统一。只有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才能背上那种商店里买的帆布书包——军绿色，方方正正，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惹人羡慕。大多数人的书包，都是母亲用粗布手工缝制的，样式五花八门。可无论是打了补丁的旧衣衫，还是用碎布拼接的书包，在那个清贫的年代，都被母亲洗得干干净净，晒得暖暖软软，满是阳光与皂角的清香。

女孩子大多梳着两条麻花辫，辫稍扎着鲜艳的红头绳；男孩子则留着清一色的学生头或平头，天冷了便戴帽子。脚上，女孩子的布鞋还算整洁，男孩子穿的解放鞋却寒酸许多，有的鞋帮磨出了破洞，露着脚趾，竟也毫不在乎。那时，似乎只有班干部和少先队队委，才比较注重仪表。班长刘忠生是我们班的“焦点”: 他身兼班长与大队委两职，臂上戴着象征荣誉的 “三道杠” 袖标。他本就长得高大帅气，一双眼眸炯炯有神，人送外号 “刘大眼儿”。他再配上一身干净利落的衣衫，那份神气劲儿，总让我羡慕不已。

后来上初中，我和 “刘大眼儿” 又分到了同一个班，还坐过同桌。他数学成绩平平，考试时经常抄我的，这让我心里多少找回了一点平衡。他记性极好，时至今日，还能绘声绘色地讲起我们小学时许多趣事，唯独提起当年那段青涩懵懂的情愫，始终守口如瓶。任凭大家再三追问，他总是摆摆手，一笑置之。我只想隔空问 “刘大眼儿” 一句: 如今再见到当年那位让你心动的女生，哥们你能不能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坦然说一句—— “嘿，好久不见，我们可以握个手吗？” 或者，像多年的老友那样，给她一个轻轻的拥抱？

　　那年月，生活清苦，校舍简陋，可同窗之间的情谊，却纯粹又真挚。最难忘的是夏天雨季——学校门口地势低洼，常积水没膝。上下学时，无需老师叮嘱，班里的大个子同学便会主动背起小个子同伴，一趟趟地蹚水往返。裤腿沾满泥浆，汗珠顺着脸颊滚落，却没人叫苦抱怨。那情景，至今回想起来，心底依旧暖意融融。

那时候没有保温杯，大家都揣着茶缸子去上学。负责看大门和烧水的程师傅，同学们背地里都喊他 “老程头”。他脾气特倔，每天上午只烧一炉开水，用桶接了倒进旁边的一口大缸里，任由大家拿茶缸子舀着喝。这样水凉得快，大家喝得也就快，往往还没等放学，缸就见底了。我们班孙祥德同学的家，就在学校大门外。但凡课间缸里没了水，或者人多挤不上，班里同学不分男女，都会经直跑到他家，随手抄起碗瓢，有开水就喝开水，没开水就喝凉水，一点也不见外。

当然，同学之间也难免闹别扭、起争执。有一回，张新立不知何故惹恼了班里的高个子女生刘铭，被她拎着竹条子在操场上追着打。他跑得气喘吁吁，却怎么也甩不掉身后那根呼呼作响的竹条。直到现在，他仍记得当年那副狼狈相，可究竟为什么挨打，却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件事，让他懊恼了好多年。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 “光屁股惹马蜂——能惹不能撑”，如今想想都觉得丢人。

　　那时，幼儿园还很稀少，许多小学都附设幼儿班，也称学前班。我们班的陈建丽、杜平、李中杰、王金承、夏令宏、张新立等人，都上过大坝头小学的幼儿班。据陈建丽回忆，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平日里根本见不到水果，偶尔能分到一粒糖果，已是难得，足以让孩子们欢喜半天。有时厨房会煮上一锅胡萝卜或是红薯，每人分得一份，就算是加餐了。尽管物资匮乏，孩子们心里却甜滋滋的。那间小小的幼儿班，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整日充满欢声笑语。

有一次，陈建丽的母亲回老家，父亲又要出差。承老师得知后，便把她接到家中，与自己的女儿同吃同住。如今谈起这段往事，陈建丽动情地说：“那时候，老师对待学生，就如同父母对待儿女，关怀无微不至！同学们也格外淳朴，相互串门走动，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再看现在的师生、同学关系，还能找到那种纯粹的感觉吗？”

　　我上二年级那年，学校为参加市教育局组织的文艺汇演，精心编排了一出话剧，名叫《儿女风尘记》。剧中，父亲由王永彬校长饰演，母亲由我们的语文老师王桂兰扮演，姐姐是幼儿班的小刘老师，而妹妹一角，则由陈建丽同学出演。能和各位老师同台演出，全班同学都为陈建丽感到骄傲——小小年纪便能担起这么重要的角色，实在了不起。每每看到她在台上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的我们也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抹眼泪。

此剧不仅在我们校内演出，还先后走进火柴厂、商业局的礼堂巡演。那时候，“文革” 尚未爆发，“样板戏” 还没有出现，人们的思想相对自由，校园文艺活动多姿多彩，一派生动鲜活的氛围。师生们常在一起排演节目，内容大多改编自当时流行的戏剧与文学作品。

依稀记得，二班班主任宋宝珍老师曾饰演过旧社会的女老板，剧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我，大金牙！” 演出后，不少调皮的同学便纷纷模仿宋老师的样子，手拿粉笔当香烟，一边假装喷云吐雾，一边怪腔怪调地复述这句台词， 往往逗得师生们哈哈大笑。

　　一九六六年初，电影《收租院》上映，里面的插曲《不忘阶级苦》很快响遍全国：“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班里迅速成立了宣传队: 柳建扮演地主，夏令宏扮演狗腿子，孙祥德扮演账房先生，张新立扮演贫农父亲，李中杰扮演贫农母亲，潘学军扮演贫农女儿，韩加文扮演解放军。每天下午放学后，大家便聚在潘学军家里排练，然后赶到东站广场，为往过市民义务演出。

不料，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七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夺走了潘学军同学年轻的生命——她在徐州三中防空洞塌方事故中不幸遇难，年仅十五岁。正值豆蔻年华，却遭此横祸，令人万分痛惜。

　　几年前，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张合影。纵然时隔多年，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王桂兰老师。细看之下，里面竟然还有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刘康宁老师！后来得到证实，这是原大坝头小学、大马路小学、东站小学的退休老教师，自发组织的一次聚会活动。

印象中，王桂兰老师也当过我们的班主任。她个子不高，身材微胖，声音却格外洪亮。有一阵子，她住在学校传达室隔壁的一间小屋里。那时她正怀着身孕，挺着日渐隆起的肚子，依然坚持为我们讲课。偶尔，她会在房间里炖条鲫鱼、煲一锅鸡汤，用来调养身体。那诱人的香气四下弥漫，我们坐在教室里，隔着老远都能闻到，馋得我直流口水。

时光荏苒，对王老师的牵挂，却如陈酿般在心底愈发醇厚，从未消减。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打听到了她的住址。二O一六年四月的一个周末，我与陈建丽、冯莲君、耿京玲、张新立、韩加文、柏继雨等几位老同学，手捧鲜花，一同登门看望已八十岁高龄的王桂兰老师。我们本打算邀请她出席这次同学聚会，但见老师身体欠佳，只好遗憾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从离开大坝头小学算起，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那群生龙活虎的男孩、眉眼含笑的女孩，如今都已饱经沧桑，成了含饴弄孙的爷爷奶奶。但值得庆幸的是，那份纯真的同窗情谊，像一粒埋在心田的种子，任凭世事更迭、岁月流转，始终未曾枯萎。分别几十年后，在茫茫人海中，我们竟又寻回了彼此，重新聚到了一起。

于是，那些尘封在记忆深处的校园往事，那些散落在时光褶皱里的模糊片段，又渐渐串联起来，清晰如昨。恍惚间，仿佛真的穿越时空，回到了当年——我们这些住在大坝头的孩子，每日清晨背着书包，迎着朝阳，一路蹦跳着奔向学校，嘴里总情不自禁地哼着那首《上学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歌声里，藏着我们最初的梦想，也有那段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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