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牟定趣事多】

阿牛

（一）澡堂在哪里？

1968年8月底，按约定的日子带着行李，到昆明宝善街吴亮家集合，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坐上一辆解放牌平板货车，一路灰尘滚滚来到了牟定县城。

由于从钱粮桥到牟定县城这几十公里是碎石路面和土路面，下车时一个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一下车我就冲着早就来报道的同班同学杨建国嚷道：“这里哪里有洗澡堂？赶快带我去洗个澡。”我带上毛巾。杨建国带着我走到了街上，没看见哪里有洗澡堂。接着往前走。走着走着走到了城外。我奇怪的问杨建国：“这里的洗澡堂怎么在城外？”他回答：“马上就到了。”走了好长一段路，又走过一段田埂，眼前出现了一个大水塘。杨建国说：“到了。这就是牟定城的洗澡堂！”我惊愕的问：“诺大一个牟定城难道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洗澡堂？”。杨建国回答：“有是有一个，在县委招待所。那是给领导专用的”。我无语了。回来的路上我问杨建国：“牟定城大不大？“杨建国回答我：“非常大！憋着一泡尿可以绕三圈“。

（二）小心被猪拱倒

经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牟定城还有两个与别处不一样的地方：城里没有一家回族饭馆；每家饭馆门口都有一尺多高的栏杆一样的门槛。问了别人才知道，那是为了防止猪进馆子。牟定城的猪是放养的，可以到处逛街。还警告我：“街（gai）子天人多，不注意小心被猪拱跌倒”。我虽没被拱跌倒过，但也确实被拱过几次。

（三）茄子与吊瓜

我们住的地方叫大新仓，估计是个空闲的粮仓。有上下两层，每层再隔成一些小间，每间住一到两个人。有家眷的就多住两间。当时住在这里的理由是矿山才上马，没有足够的房子安顿这些人。这些人都是为建设滇中铜矿而来：有部队转业的军官，如李金池（少校）、吕秀仁（少校）、温广华（大尉）、刘俊源（大尉）、其他还有李家义、陈开智、袁金海 等几位上尉中尉，他们都带有家属。有的家属有工作如：陈碧珍、李玉萍。另外有来自有色系统的一些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如朱运太（指挥长）、官伊秀（政治部主任）、侯一人；技术人员有刘翔、刘富如、李潜；管理干部有李德善、吴亮、王逸姿；张长生等；昆明工学院65级的有石占祥、张颖、董蓉祯、李培山等；采选系66级学采矿的有艾增祥、何贤、王世德、李生德、杨新民；机电专业的有黄嘉祥、杨建国、张智、陈黔生；学地质的韦开鸿。后面来的还有张廷安、陈大举，（其他还有几位已经记不全了）。

大新仓的小食堂由陈若蓝（侯一人的夫人）一人掌勺，雇了一个姓速的小工打杂，负责大家的伙食，其他人则轮流帮厨。

一天，轮到我帮厨。陈若蓝叫我去买几个茄子。到了菜市场，看到一个农妇摆了一堆茄子在卖。我问：“茄子多少钱一斤？”农妇答：“我只卖吊瓜，不卖茄子。”我说：“我只买茄子，不买吊瓜。“农妇还是那句话：“我只卖吊瓜，不卖茄子。”“我只买茄子，不买吊瓜。““我只卖吊瓜，不卖茄子”……

那天也怪，只有一个卖茄子的。我只好空手而归。陈若蓝问我：“怎么没买到？是不是没卖的？“我说：“不是，明明有一堆茄子，她就是不卖给我。她说她只卖吊瓜不卖茄子，我说我只买茄子不买吊瓜。所以没买成。”周围的人轰然大笑：“茄子就是吊瓜，吊瓜就是茄子。牟定人就是把茄子称为吊瓜。”原来吊瓜就是茄子，我理解的“吊瓜”指的恐怕是洋丝瓜。活该再跑一趟，还落下个笑柄。

（四）原汁原味猪杂汤

食堂里杀了一头猪，大家都怕洗猪大肠，因为又臭又脏又难洗。“叫朱老大来洗“，因为朱运太那时正在接受批判。朱运太拿了两个大盆，在水管边洗过来洗过去，洗了好几遍。陈若蓝问：“洗好了没有？”朱运太说“洗好了”。“洗好就赶快拿来下锅”。

猪大肠是整根煮一段时间，拿出来切小，再放回锅里放作料，接着再煮，直到出锅。

吃饭时间到了，每人拿个大碗，打一碗猪杂汤开始吃饭。吃得快的人，饭吃完了开始喝汤。喝到碗底只剩下一点点汤时，发现碗底怎么会有一些渣渣，既不像作料也不是碎骨头。接连几个人都发现碗底“有不明沉淀物”。

疑窦丛生，到底是什么东西？看来看去，突然有人轻轻地说：“有点像糠！”“是的，就是糠！”有人经过反复仔细品尝进一步进行了确认。汤里怎么会有糠？是不是猪大肠没有洗干净？朱运太说：“我洗了好几遍了，有好几个人都看见了”。有一个人突然发问：“你翻过来洗了吗？”朱运太大吃一惊：“什么？猪大肠还要翻过来洗吗？”

真相大白，朱运太吃过猪大肠，可从来没洗过猪大肠。这碗猪杂汤吃得真是五味杂陈“回味无穷”啊！几个女同胞蹲在阴沟边，张大了嘴巴“啊！”、“啊！”、“啊！”，无论有多恶心，想吐已经吐不出来了。

吃了有猪屎的猪杂汤，让人又好气又好笑还带着恶心。可是把这件事上纲上线到“是走资派对造反派的迫害“，可就有点小题大做牵强附会了。

　　事后吕秀仁讲了一段他的亲身经历：有一次，部队长途急行军，天快黑了才到达宿营地。为了犒劳部队、补充能量，先头部队杀了一头猪。煮了一大锅红烧肉。喷香的红烧肉对又累又饿的战士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急不可耐恨不得立马张嘴就开干。可是一时找不到装肉的盆子怎么办？周围看了一下，发现老乡的屋檐下有一个大瓦盆，看上去也不脏。用水涮了涮，盛了满满一大盆红烧肉往院子中间的空地上一放。饥饿难耐的战士们对盆里的红烧肉发起了猛烈进攻。一阵狼吞虎咽后，盆里的红烧肉眼看就要见底了。

这时房东老乡准备睡觉了，出门来拿尿盆，尿盆不见了。老乡问：“谁拿了俺家的尿盆？”正在狼吞虎咽的人们谁也没注意到老乡的问话。老乡提高嗓门大声的再问:“谁拿了俺家放在屋檐下的尿盆?”。这一下大家总算都听清楚了，伸向盆里捡红烧肉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嘴里含着的红烧肉停止了咀嚼。四面八方大家不约而同的目光都射向了那个装肉的大瓦盆。原来喷香的红烧肉瞬间变得不再喷香，似乎还有了其他的味道。

（五）机关设在矿山外

刚刚从昆明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脱离出来的我，人离开了，可心没能闲下来。每天吃饭、睡觉、看书、读报，无所事事，非常无聊。大新仓似乎成了个世外桃源。这里的一些人，似乎要等到牟定铜矿完全建好，住房完全盖好，才肯移驾牟定铜矿。

我来这里，是来参加“三线“建设的，不是来吃闲饭的。经过多方了解，知道矿上正处在紧张建设施工阶段。矿上驻有昆明冶金设计院现场工作组，负责井下工程的十四冶十二井巷公司，负责机械设备安装的安装公司，负责地面生产、办公、住房等土建工程的第三建筑公司，还有勘探公司的309队。这里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工停产。整个矿区“八派”观点的占了绝大多数，“炮派”观点的只有极少数。因此矿区社会秩序安定，建设工作仍然得以正常进行。除上述单位外，矿山还有一部分矿属的工人和干部：有58年大战钢铁后留下的留守人员，有66年后重新上马从多个单位陆续调入的工人和干部。

矿上的人和大新仓的人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我看来，这简直是灼灼怪事，不可思议。坐立不安的我经过几天的考虑，决定给有色局军总代表李天和写信反映大新仓的情况。信的核心内容围绕我总结的“滇中铜矿有三怪”：矿机关设在矿山外；当官的都是“造反派”；看书看报就是不搞“斗、批、改“。信发出去没有多久就有了反应，有色局下令: 大新仓的全部人员立即搬进牟定铜矿，住房不够，就是住“干打垒”也要搬进牟定铜矿（外面糊了一层泥的草棚）！派驻的军代表很快就到。

（作者 陈黔生，标题由钱锋添加，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