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

得欢

图为我参军临行前和外婆合影。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走了快50年了。有种人物的形象或某种基因的力量始终在影响着你，只是你浑然不觉罢了。就像读一本好书不希望很快读完，我想写写外婆但一直没动笔。遗憾的是，我对外婆的印象过于淡薄，从我七岁到外婆去世，其间十多年光景，有限的见面次数，也不记得外婆和我这个小毛孩有什么交谈。少年的我沉浸在白日梦里，老是想着自己的情绪。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警备区大院，常德路421号，离外婆家现在看来不远。外婆家住泰兴路606弄，石库门房子，临近新闸路。底楼前厢房，一隔两，里面作卧室，外面为客堂。后门进来是厨房，几家合用。过乐厨房间，左面有一个房间，也是一分为二，外面为饭厅，里面是卧室。

外婆烧得一手好菜，浓油赤酱，本帮风格，虽然她祖辈宁波。我常常用菜碗里剩下的浓油赤酱捣饭吃，那个香啊。去外婆家我就大快朵颐了，印象深的菜有外婆亲手制作的酱鸭。外婆有五个子女，我母亲排行老三，我是外婆家的长外孙，又不住在她身边，受到了外婆的特别优待。

外婆和我大姨妈一家住。姨妈两个孩子，晓蓉，晓宏。姨夫不大看到，好像在外地工作。外公也碰不到，他在太原化工厂上班。外公的成分是资方代理人，文革中便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外婆害怕被抄家，叫晓宏把麻将牌扔掉，一天扔个几块。曾经，或者说解放前，底层的房间全是外婆家的，后来不知怎么，就住进来两家外人，一家在前厢房对门，一家在前厢房中间。外婆忍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香烟抽得多了。外婆是消瘦的脸庞，瘦长的身材，头发梳得煞清，衣着干净利落，黑色系居多。是的，那时候她也就是一个中年妇女。

我们常坐三轮车去外婆家。一部三轮车两个大人外带三个小孩，不知道怎么挤下来的。为了拉住生意，三轮车夫豁出去了，负重前行。坐北京西路上通行的24路电车也行，但得从泰兴路走进去一长段路。

我父母是1955年结婚的。父亲是营级干部，母亲是部队印刷厂工人。母亲高中文化，50年代初期参加了部队的后勤工作，当时的进步青年的“时髦”追求。这份选择在外婆家里比较另类，我大姨和两个小舅舅都读了大学。在为部队印刷厂职工上课时，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父亲没有想到母亲的家庭背景什么，母亲家经济条件在小市民中可算中等。父母刚结婚时住部队宿舍，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椅，空荡荡的。不知外婆对我母亲的婚事是否有看法，不然怎么嫁妆会没有？到了文革期间，外婆家的成分问题突出了。我父亲似乎没有多虑，还是去我外婆家，只是次数少了。我父亲的家庭成分如果严格分析属于富农，随着父亲的几个姐姐出嫁，家里的田地嫁出去了许多，后来才被评为中农，以适应我父亲在部队里的身份。我父亲一生待人处事不看对方的地位背景，唯品行性格。

到了外婆家，若要小便甚至大便，就要用到马桶，马桶在黑魆魆的前厢房卧室里。这对我们家孩子而言感到不方便不习惯也不喜欢，我们从小都用抽水马桶。前厢房的起居室里有一台华生牌电扇，铜叶片，在当时算稀罕物。梳妆台前有一只铜面盆，吃过饭后洗把脸。

我们基本是从后门进到外婆家的。外婆家的氛围和我家大不一样。在我们的部队大院，父母无暇照看我们，我和院子里的同龄小伙伴们整天野在外面奔跑玩耍，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外婆一家为人低调，说话悄声细气，好像害怕别人听到，大人这样，孩子也这样。除了我大舅说话中气还蛮足，大舅作为党员干部。那里有种压抑、克制、谨小慎微的气氛，房间里总是拉着窗帘，光线黯淡。外婆与邻里客客气气，与人为善，邻居都尊重她。

孩子们在外婆家玩躲猫猫。多在后门进来的两个房间，前面大厢房是大人们待的地方。大舅舅的两个女儿阿健阿青在外婆家生活过几年。加上晓蓉晓宏和我弟妹，就有了七个小伙伴。阿健比我大一岁，其他人都比我小。阿健长脸，长相酷似外婆，长女性格毕竟持重。阿青圆脸，简单直爽。晓宏养成了说俏皮话的习惯，大概这是他的义务，不然家里没人说笑，太沉闷了。长大后晓宏很本分，还是我们群里的活跃分子。晓蓉被熏陶成极守规矩听话的乖小孩，衬衣纽扣从上到下都完整系着。她矮小，鹅蛋脸，话语稀少，随大流。在我靠十岁少年的朦胧精神世界里，将来结婚找女人，应该像晓蓉那般恬静、温和的淑女模样。

两个小舅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外地，大约在文革时期。二舅分到石家庄，小舅在长春，他们都从事技术工作。由于在外地，他们的子女我们没有机会一起玩，只有小舅的儿子杰，有几年住在他上海的外婆家，来他阿奶家即我外婆路比较远。他和我们表兄妹岁数相差较大，碰面机会少，而且杰的性格内向。

1967年我四年级，文革轰轰烈烈之时。我们家从警备区机关大院搬到陕西南路的公寓，去外婆家次数不如以前那样多了。两家地理相距比过去远了，市面上也看不到三轮车了。

外婆是1976年去世的。我还在青岛部队，两年后复员回上海才出乎意料地得知。外婆走的时候大概只有六十多岁吧，太早了，之前从没有外婆身体不好的印象。外婆是肺气肿，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寰。身边的大姨药剂师，也没法挽回外婆的命。母亲说，外婆好强，在周围邻居中很受尊重。外公文革中受冲击给她带来非常大压力，从此烟抽得凶。她担心红卫兵冲到她家里来闹革命，牵连到儿孙；担心丈夫在单位里遭到迫害；害怕自己被作为四类分子家属被迫在里弄里扫地做脏活，那不是脸面丧尽吗？有段时间连我母亲都因为我外公的问题而不敢回娘家，所谓要划清界限。粉碎四人帮后外公的身份问题终于得到了公正的结论。邻居问周先生好像一年多没回上海了，外婆回答就要回来了快了。可是她没有等到外公回家就在担忧中“走了”。我大舅文革中也受到不公正对待，从市检察院调到企业，红双喜乒乓球厂。大舅能说会道，又能写一手好材料，是检察长身边的得力干将。检察长被打倒靠边了，大舅跟着背运，多半是小人妒忌而捣鬼。我父亲长期在警备区机关工作，文革前就被任命为处级副主任，之后职位停滞不前，十几年没得到提拔使用，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与其岳父的成分有关系，他作为外婆的女婿为此付出了事业无法进步的代价。我母亲老早就打入党申请报告，在部队幼儿园一直没有通过政审，70年代转业到无线电厂，最后入党已近退休年龄。看来，我两个小舅舅和大姨走白专道路，凭技术能力吃饭是聪明的选择。

我外公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呢？多年后，母亲告诉我说，外公解放前在一家化工厂由会计开始，担任管理工作，渐渐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外公家和老板的上辈子有交情，宁波老板陆辛生的母亲是个日本老太，有段时间住在泰兴路我外婆处。公私合营时，老板为了感谢他多年对企业所做的贡献，将股份分了一些给他。外公凭着这些干股可以拿年息红利。他五十年代就随工厂到太原工作了，难得回上海家里。如此，人家以为他是老板的合伙人，甚至被误作资本家，其实，他只是太原化工厂的资方高级管理人员。

1974年年底，我在农场获得入伍通知书，全家人为此欢欣。临出发前，母亲家的亲戚来我家团聚吃饭。外婆也来了，这是难得的情景。我穿着军装，和外婆两人在我家室内阳台拍了唯一的合照。想不到这是我和外婆的永诀。不知她对跃跃欲试的年轻的我嘱咐过什么？

外婆操持着一大家子的生计，包括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她作为家庭妇女然极具家庭权威，外公仿佛不存在，也确实因为分居两地而不在场。在泰兴路我不记得和外公碰过面。外公到退休年龄才回到上海家中，和子女小辈们生活，交往，那已经是80年代了。外公将家中尚存的金银细软分成了六份，给了五个子女，还包括阿宝。阿宝是我母亲的外公家当年买来的丫鬟，解放后就独立了，嫁给了一个工人。我太外公临去世前交待我外公，要将阿宝作为家里子女一样对待。后来阿宝家和我外公家一直有来往，我还认识了阿宝的儿子杨生发，一度有些交流。90年代泰兴路606弄被拆迁，大姨家搬到浦东浦电路的高层楼房。在浦电路的几次周家大聚会中，我对外公有了基本印象。他始终弓着背，好像被揪斗的姿势，脸上一副俗称啤酒瓶底的高度近视眼镜；总是沉默寡言，从没有发表过什么看法。在我心目中，外婆是大气的，坚强的，有能力的人，我敬佩她。

时代的洪波汹涌，人们随波逐流。有的人游泳技术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