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凌晨三点多钟，我家的烟囱已冒起了袅袅炊烟。母亲起床后急忙洗衣服、煮早饭，然后就迎着天边一抹淡淡的微光，和社员们一起到地里干早工了。</p><p class="ql-block">母亲在生产队里劳累了一整天，回到家还得连轴转。她马不停蹄地忙着煮饭、喂鸡、切猪草，忙着到自留地里种蔬菜。家里的米快吃完了，她又得肩扛着几十斤稻谷，到有石臼的人家去舂米。就是到了深夜，她还是歇不下来，又在油灯下纳鞋底、缝补衣服了……</p><p class="ql-block">我十岁那年回到了父母身边，母亲已带着两个妹妹下放到了农村。看到母亲终日劳累的样子我很心疼，也想不明白：我家世居城镇，母亲又是知识女性，父亲为什么要让她下放到农村呢？</p><p class="ql-block">我向母亲抱怨过此事，她马上打断了我的话题，严肃地说：“不准这样说爸爸。”</p><p class="ql-block">母亲教育我：“你爸爸是党的干部，在国家困难的时候，怎么能不起带头作用？农村有什么不好？农村的人也在过日子呀。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靠勤奋劳动养活自己，不要怨天尤人的。”</p><p class="ql-block">1966年3月，父亲到南通县委办公室上班了。那场“运动”正在兴起，父亲又分管这项工作，每天接待群众来访，还要起草相关文件，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平时也难得抽空回家了。</p><p class="ql-block">“运动”也蔓延到了乡村，我家的门上被一伙人贴了公告，勒令我家在三个月内搬出所住的房屋，否则后果自负。母亲被吓得不知所措，只是在家里流眼泪。</p><p class="ql-block">1966那年我初中毕业了。那时知识青年都在上山下乡，我除了当农民似乎也没别的选择。那时的我也很单纯，一心只想着多挣工分，能为家庭多分担一些责任。看到这伙人蛮横的样子，我气愤地对母亲说：“太不讲道理了，我们就不搬能怎么样？总不能把我们赶到露天吧？”</p><p class="ql-block">母亲一听我说这话，吓得脸都发白了，她颤抖着说：“娃儿别瞎说了，你忍忍吧。那帮人正在风头上，一点也得罪不起呀。”</p><p class="ql-block">看到母亲在流眼泪，我忙安慰她说：“我只是在气头上发点牢骚，在外边不会说什么的，你放心吧。我明天就到金沙找爸爸，总归会有法子的。”</p><p class="ql-block">十总到金沙有十公里多路程，我步行了两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当我来到县委办公室时，父亲被一群戴红袖章的围在那里辨论着什么。父亲见到了我点点头，嗓子沙哑着说：“我这里还有点事，你先在那里坐一会儿。”</p><p class="ql-block">这群人纠缠了好长时间才离开，父亲拖着疲惫身子走了过来，问道：“家里有什么事情？”</p><p class="ql-block">我对父亲说了被勒令搬房的事。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也长大了，家里没住的地方真不行。这房子迟早要砌的，既然有人叫我们搬家，就趁这个机会把房子砌起来吧。”</p><p class="ql-block">父亲接着说：“你回家后和生产队里打个招呼，先把建房的地基落实好。我在这里想办法筹备建房的材料。”</p><p class="ql-block">三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看到我家建房材料正筹备着，那帮人也不好说什么。搬家这事一时急不起来，他们又想了个鬼主意：将邻队的一户姓黄中农打成了“漏网富农”，从他家强行划出了一间半草房，让我家搬了进去。黄家人心里自然怨恨不已，却也不敢怒不敢言，只是经常在我母亲面前冷言冷语几句罢了。</p><p class="ql-block">寄住在别人家总不是办法，唯有尽快的将房子建起来。父亲在县木材公司批了建房木材，又到小土砖窑买来了砖头。生产队里对我家也很照顾，那年收割的芦苇，都优先分给了我家。那时的建房材料都是用船运输到十总竖河边，再从河边搬运到家里。十总竖河距离生产队也有好几百米，每次来了材料，都是队里乡亲们帮助搬回来的。</p><p class="ql-block">1967年春季，我家建成了三间草房。虽说房子建得很简陋，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窝，我心里还是蛮高兴的。</p><p class="ql-block">县委机关经常遭到造反派冲击，连正常的办公也难维持了。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又不能耽误，县委的一班人承受着巨大压力。常委们打算开会讨论当前的工作，可在县城却找不到一块没有干扰的地方。</p><p class="ql-block">落实开会地点是县委办公室的职责范围，父亲他们经过仔细研判后觉得，还是将会议移到农村召开稳妥些。父亲在十总公社工作过，那里距离县城不太远，地方也比较偏僻，四大队的支部书记党性强，父亲就与十总公社负责人共同商量，决定将常委会会议移到那里召开。</p><p class="ql-block">开会的那一天，县委常委各自骑着自行车，分头赶到了那里，会议终于得到了顺利举行。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传到了造反派耳朵里，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他们认定父亲是旧县委的“爪牙”，前呼后拥的赶到县委办公室，揪着他挂牌子游街，“炮轰”、“打倒”的大字报贴满了整条街。</p><p class="ql-block">父亲的“罪行”是严重的。造反派说他顽固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是旧县委压制和抗拒“运动”的“马前卒”……。于是乎，宣布将他“隔离审查”，关进了金沙粮油二厂。那些人还跑到我的家里抄了家，四处搜寻他的“反党”证据。</p><p class="ql-block">父亲被关进了“牛棚”，家里人也跟着遭了殃，我从一名革命子弟变成了“狗崽子”。1968年秋种结束后，我参加了团结河的疏浚工程。那年我才十七岁，每天都坚持奋战在工地的最前线，被民工们选为“五好民工”。可是名单报到了工程指挥部，说是“黑七类”子女不得参加评选，我最后被刷下来了。</p><p class="ql-block">这种事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我难过了一阵子也就放下了。最令我痛苦的要数上高中，我自幼喜欢读书，听说高中开始招生啦，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可是招生名额得由贫下中农代表推荐，我这个“黑七类子女”，自然被拒在了校门之外。为了这事儿，母亲陪着我一起流了好几天的眼泪。</p><p class="ql-block">那年生产队年终分配，我家透支了近两百元粮草钱。将父亲原先给的钱全凑了，还缺了好几十元，父亲还被关在牛棚里，那缺的透支款该怎么办呢？</p><p class="ql-block">生产队的乡亲们辛苦劳作了一整年了，都在盯着这些分配款，指望着拿了回去过日子。母亲左思右想，决定将猪圈里一头刚长大的生猪卖了，凑齐这笔所缺透支款。我对母亲说:“这头猪正在长膘，家里的猪饲料又充足，现在卖了多可惜啊。”母亲说:“大家都在等钱用，我们可不能影响人家呀。”</p><p class="ql-block">快到春节了，父亲还没能回来，只是托人带回了几十元钱和一封短信。父亲信中说:“我在这里挺好的，请放心。今年春节就不回来了，家里用这些钱置办些年货吧。”</p><p class="ql-block">母亲看到了信，眼泪又止不住的淌了下来。事情已过了好几天，母亲还在拿起这封信反复看。我心里明白，这是母亲对父亲的一片思念之情啊。</p><p class="ql-block">天气开始变暖了，母亲准备好了换季衣服，要我到金沙带给父亲。我约了队里一个小伙伴，乘他的自行车赶到了金沙油米二厂。我向门卫说明了来意，门卫说:“你把东西放这里吧，我们会转交的。”</p><p class="ql-block">大半年都没见到父亲了，我心里怪想念的。父亲刚关进牛棚时，我也来送过衣物，那次可惜没见到他。想到今天也见不到父亲面了，我只感觉鼻子酸酸的，站在油米二厂的门外不舍得离开。</p><p class="ql-block">过了一会儿，只见父亲快步冲到了大门口。他大声对我喊道:“建新，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这里很好。”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两个人推着押了进去。看到眼前这一幕，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p><p class="ql-block">我回到了家里，也没敢将这些告诉母亲，只是说父亲在那里挺好的，就是胡子长了些。母亲听了没作声，只见她的眼眶又红了起来。</p><p class="ql-block">父亲被关在牛棚里足有大半年，母亲不知为他担了多少心，眼泪也不知流了多少。1969年的四月，父亲终于解放了。他回到了家里，却轻描淡写的对母亲说:“我在那里心宽体胖，每天一觉睡到大天亮，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自己难道还不清楚？要你在那里瞎担心什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