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舌箴并序》《论时政记等状》 [唐]李德裕撰

望星空（蓬安姚氏）

姚波收集录出整理解读，仅供参考！

原页：李文饶文集（李德裕集）[唐]李德裕撰

李文饶别集卷第八

箴

《舌箴》是唐武宗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的一篇托物言志之作。文章借一场奇梦起兴，通过对"舌"——这一人类言说工具的吟咏，深刻探讨了言语的功用与风险。以下为原文句读、全文翻译及深度解读。

题解

箴：古代一种以告诫、规劝为宗旨的文体，通常短小精悍，富含哲理。

舌箴：即以"舌"为吟咏对象的箴文。舌不仅是言语的生理器官，更象征着人的言论、辩才及其带来的后果。李德裕借古讽今，通过对历史人物因言得福、因言招祸的剖析，阐明了"慎言"的重要性。

句读（据《全唐文》等校勘本整理）

舌箴（并序）

戊辰岁仲春月戊申夜，余宿于洞庭西，梦与中书令姚公偶坐，如旧相识。问余曰："君见仆所作《口箴》乎？"余对曰："去岁居守东周，于公曾孙谏议某处睹金石之刻。"遂莞尔而笑曰："孙子犹能记之。"

余以仲夏月达于海曲，尝窃思之：圣哲之言，上可以动天地，成典谟；次可以正人伦，明得失。默而不言，后代何述焉？《系辞》云："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在慎其所言而已矣。岂必缄其口，铭其背，以矫当世哉？

杨子称："孰有书不由笔，言不由舌？"张仪以舌存而交乱，亦善不善之效也。余感姚公之梦，乃为《舌箴》云：

粤有帝舜，洎于殷宗。龙命惟允（原注：舜命九官，自禹至龙，允以龙出纳朕命，故曰"龙命"），说言乃雍（原注：殷高宗梦傅说，其代予言，故曰"说言"）。周有良弼，王之喉舌。鼓舞而生，涣汗乃发。《传》以言旋作义，《易》以讲习施悦。天以卷舌屏谗，儒以金口驾说。伯阳之诫，柔存刚缺。言贵无瑕，辩贵若讷。则知门犹善闭，囊不在括。是以扬雄悼谗者之冤，梅福痛忠臣之结。

善乎！先圣之言，既明且清，国以之宁。人之不朽，犯无隐情。无恃尔言，驷马不及。嗟尔君子，念兹在兹。勿以寤一言而取宰相，以舌三寸而为帝师。徒见娄敬掉而获爵，不知魏其齰以可悲。虽言必有中，而适其时。子房能用其策，难以争立爱；奉春善建不拔，无以免系缧。卫武警夫莫扪，叔向哀于是出。惟敬仲之难明，由匠石之无质。杨子曰："重则有法，轻则招忧。"言能如是，可以寡尤。

译文

序言

戊辰年（公元848年）仲春月（二月）戊申日夜晚，我寄宿在洞庭湖西畔。梦中与中书令姚崇（姚元之）先生偶然同坐，仿佛是早已相识的老友。他问我："你见过我写的《口箴》吗？"我回答说："去年我镇守东都洛阳时，在您的曾孙、时任谏议大夫的某位先生那里，看到了刻于金石上的这篇作品。"姚公听后微微一笑说："孙辈还能记得它。"

我在这年仲夏月抵达海边之地（指贬所潮州），曾私下思考：圣明哲人的言论，高远处可以感动天地、成就典章大法；次一等也可以端正人伦、辨明得失。如果沉默不言，后代又如何传承记述呢？《周易·系辞》说："（言语）不善，则千里之外也会违背它。"关键在于谨慎地对待自己所说的话罢了。难道一定要像古人说的那样，缄封其口、在背上刻字铭戒，以此来矫正当世之风吗？

扬雄（杨子）说："哪有写字不用笔，说话不用舌的呢？"战国时的张仪，靠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保住了性命，却引发了各国的纷争战乱。这同样是言语运用得好与不好的证明啊。我感念姚公托梦的情谊，于是写下了这篇《舌箴》：

箴文

遥想远古帝舜，直至殷商高宗，
龙官受命宣达帝旨（原注：舜任命九官，从禹到龙，因龙负责传达朕命，故称"龙命"），
傅说进言使得朝野和雍（原注：殷高宗梦见傅说，让他代己发言，故称"说言"）。
周朝有贤良辅弼，充当王的喉舌。
政令如风雷鼓舞而生，又如汗水发出不再收回。
《尚书》说言语用来治理国家，《易经》说讲习学问使人愉悦。
上天有卷舌星以屏除谗言，儒家以金口传播学说。
老子（伯阳）告诫：柔弱者存，刚强者缺。
言语贵在无瑕，辩才贵在似若木讷。
由此可知，门要善于关闭，就像盛物的囊袋不能总是开口。
因此扬雄哀悼进谗者的冤孽，梅福痛惜忠臣被诬的冤结。

好啊！先圣的言论，既光明又清正，国家因此安宁。
人要名垂不朽，即使冒犯君主也应毫无隐情。
不要依仗你能言善辩，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可叹啊，君子们，请时刻牢记这些。
不要因睡梦中一句话就当上宰相（指汉武帝梦得名臣），
不要因三寸之舌就成为帝王之师（指张良）。
只见娄敬摇唇鼓舌而获封爵（指建议定都长安），
却不知魏其侯窦婴因言招祸被处死，多么可悲！
虽然说话总能切中要害，但也要合乎时宜。
张良（子房）能用奇谋，却也难谏止刘邦立爱子；
娄敬（奉春君）善于提出稳固江山之策，却仍免不了被囚禁的遭遇。
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在国家无道时便装愚（"无警"即"无闻"之意），
叔向因弟弟叔鱼受贿枉法而哀伤被牵连。
就像敬仲（田完）的贤德难以显明，只因没有匠石那样的高手来发现。
扬雄说："言语慎重则符合法度，轻率则会招致忧患。"
说话若能如此，就可以减少过失了。

解读与透析

1.时间与地点：晚年贬谪之作
时间标注：序言开篇"戊辰岁"，即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这是李德裕政治生涯的终点。此前一年（847年），他刚刚被刚刚即位的宣宗贬出朝廷，先为东都留守（居守东周），随即再贬潮州司马。同年（848年）春他仍在赴潮州途中，九月再贬崖州司户。
创作地点："宿于洞庭西"、"达于海曲"。洞庭西应是赴贬所途中的暂宿之地，"海曲"则指其目的地潮州（今广东潮州，近海）。此时李德裕年过六十，身陷绝境，万里投荒，心境极其复杂。

2.梦遇姚崇的精神传承
姚崇其人：姚崇（650-721），字元之，唐玄宗开元初年著名宰相，与宋璟并称"姚宋"，是开创"开元盛世"的关键人物，以通达政务、善于应变著称。
梦中寓意：李德裕梦见姚崇，绝非偶然。李德裕本人也是唐武宗朝的名相，素有"李德裕、姚崇并称"之誉，两人皆以才干和事功著称。此时李德裕身处绝境，梦遇这位前朝名相，很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慰藉与认同。姚崇问他是否见过自己的《口箴》，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嘱托——提醒他在人生的艰难时刻，更要谨记"慎言"的祖训。
姚崇原《口箴》：文献中确实存有姚崇的《口箴》，其词云："君子欲讷，吉人寡辞。利口作戒，长舌为诗。斯言不善，千里违之。勿谓可复，驷马难追……无掉尔舌，以速尔咎。无易尔言，亦孔之丑。"李德裕的《舌箴》正是对这一精神的遥相呼应和深化。

3.核心思想解析
李德裕的《舌箴》并非简单地重复"祸从口出"的教条，而是展现了一种辩证的、深刻的言语观。

言语的双重价值：序言开篇即肯定圣哲之言"上可动天地，成典谟；次可正人伦，明得失"，这是言语的正面、宏大价值。箴文开篇列举帝舜、傅说、周之良弼，皆是以言语成就治世的典范。这代表了李德裕作为政治家，对"言"在经世致用中核心地位的认可。

言语的巨大风险：然而，言语同样是一把双刃剑。箴文后半部分集中列举了因言得祸的历史人物：
娄敬vs.魏其：娄敬（后赐姓刘）凭借建议刘邦定都长安而"掉而获爵"；而魏其侯窦婴，身为外戚功臣，却因在汉武帝面前争辩，最终被弃市，"齰（咬舌）以可悲"。对比何其鲜明。
张良vs.奉春君：张良（子房）善于谋划，但即使在刘邦欲废太子立爱时，他也难以用言辞改变皇帝的决定；娄敬（奉春君）建议刘邦和亲匈奴，是"善建不拔"之策，自己却因一句"不可"而被刘邦囚禁（"系缧"）。
叔向：春秋时晋国贤臣叔向，其弟叔鱼犯罪，他虽不赞成，却仍因亲族牵连而被贬，哀伤不已。
这些典故共同指向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使言说者本人正确、忠诚、有才华，也未必能逃脱因言获罪的命运。

"慎言"的哲学境界：
"门犹善闭，囊不在括"：此句化用老子"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之意，强调真正的慎言不是简单地封口不言，而是像善闭的门一样，懂得何时开、何时合。囊袋（囊）之所以不开口，是因为它根本不在开口的位置——这是一种"不妄言"的自觉。
"伯阳之诫，柔存刚缺"：再次引用老子（伯阳）"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指出刚硬的话语容易招损，而"言贵无瑕，辩贵若讷"，看似木讷迟钝，实则内藏智慧，才是言语的最高境界。

4.结语：李德裕的自我诫勉
这篇《舌箴》写于公元848年，李德裕已步入生命最后的风雨飘摇之中。他一生以"万古良相"自许，在会昌年间大刀阔斧改革、平定藩镇、裁抑宦官，言必行、计必从。然而，一朝天子更迭，他便因政敌攻讦、流言蜚语而一贬再贬，最终客死崖州。

因此，这篇箴文既是对姚崇《口箴》的致敬与阐发，更是李德裕对自己跌宕一生的沉痛总结。他借古人之口，反复告诫自己和后人：言语是建功立业的利器，也是招致祸患的根源。在权力与命运的漩涡中，唯有"重则有法，轻则招忧"，时刻保持对言语的敬畏，方能"寡尤"（减少过失）。这既是对现实的无奈，也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

原页：李文饶文集（李德裕集）[唐] 李德裕 撰

李文饶文集卷第十一会昌一品制集

厘革故事

题解

李文饶文集：即《李卫公会昌一品集》，是李德裕（字文饶）的文集，主要收录其在唐武宗会昌年间为相期间所作的制诰、奏议等重要文献。

会昌一品制集：会昌（841-846年）是唐武宗年号。“一品”指宰相。这部分收录的是李德裕作为宰相亲笔起草的朝廷文书。

厘革故事：“厘革”意为改革、整顿；“故事”指旧制、成例。此卷旨在论述对某些朝廷旧有制度进行改革或重申的主张。

论时政记等状：“状”是古代向上级陈述事实的文书。此篇是李德裕等人关于如何修撰“时政记”及整顿史馆记录的奏状。

句读



论时政记等状



右。长寿二年，宰臣姚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阙于纪述，史官疏远，无因得书。请自今以后，所论军政国要，宰臣一人撰录，号为“时政记”。厥后因循，多阙纪述。臣等商量，向后每坐日，圣言如有虑及生灵，事关典替，可昭示百代，贻谋后昆者，及宰臣献替谋猷，有益风教，并请依国朝故事，知印宰相撰录，连署名封印，至岁末送史馆。

译文

论时政记等状

臣等奏陈如下：

据记载，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宰相姚璹认为，帝王治天下的谋略与训诫，不可没有记录，而史官身居外朝，远离机要，无法获知这些内容。因此他奏请，从今往后，凡是君臣所讨论的军国大政要务，由一位宰相负责撰写记录，称为 “时政记” 。

然而，自从这项制度建立以后，因循苟且，大多时候并没有认真记录。臣等商议认为，往后每次皇帝临朝听政的日子，如果圣上的言论涉及民生疾苦，关乎典章法度的兴废存亡，足以昭示千秋万代、为后世子孙留下谋略的；以及宰相在朝堂上对国事的建议与谏阻、提出的谋略与规划，有益于风俗教化的，都请依照本朝旧例，由当时轮值掌印（主持政务）的宰相负责撰写记录，几位宰相共同签名后用印封存，到年底时送交史馆，以供修史之用。

解读与透析



1. 时间标注

长寿二年：即公元693年。这是文中提及的“时政记”制度的创始时间，处于武则天称帝（690-705年）时期。

本文撰写时间：根据李德裕在武宗会昌年间执政的经历，此状应上于会昌年间（841-846年）。搜索结果中有资料将此文系于843年（唐武宗会昌三年）十月左右，当时李德裕正大力整顿朝纲，修撰《实录》等史书工作也是其关注重点。



2. 核心概念解析

时政记：由宰相本人亲自记录皇帝与宰臣们“军国政要”的议事内容，每月（或岁末）封送史馆。这是一种不同于“起居注”（由起居郎、起居舍人记录皇帝每日言行）的新型史料。它的诞生背景，正是因为唐高宗永徽年以后，起居官无法参与“仗下”（退朝后）的密议，导致军国大事的决策过程无法被记录。姚璹首创此法，是为了弥补史官“疏远”的缺陷。

知印宰相：指在某一时期内，由宰相们轮流执掌政事印信、主持日常政务会议的那位宰相。李德裕建议由他来执笔，明确了责任主体，避免了相互推诿。

献替谋猷：“献可替否”的简称，意思是进献可行的计策，废止不可行的事情。这是对宰相进谏和提出建议的褒义描述。



3. 历史背景与李德裕的用意

李德裕在会昌年间重提并整顿“时政记”制度，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考量：
纠偏救弊：文中直言“厥后因循，多阙纪述”，点明了姚璹创立此制后，并未得到长期严格地执行。时间一久，记录便中断或流于形式。

确保信史：在李德裕看来，史书记载必须真实可靠。如果不记录原始决策，仅靠日后传闻，必然导致“三事犹两事虚谬”的失真情况。他主张“其日知印宰臣撰录，连署名封印”，这种严密的流程设计，旨在确立责任，确保所记内容的原始性和权威性，防止“得于传闻，多出邪妄”。

文官责任：此举也体现了李德裕作为政治家，对历史记载的敬畏和对文官责任的强调。他希望宰相的嘉言嘉行（有益风教者）以及皇帝的圣明之语（贻谋后昆者）能够被如实记录下来，既为当代立则，也为后世垂范。



4. 其他文献补充

除了李德裕本文，其他史料对“时政记”及唐代史官制度有更详细的记载，可互为印证：

《旧唐书·姚璹传》：“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璹始也。”

《新唐书·百官志》：详细描述了唐代史官制度的演变，指出在姚璹建议之前，“起居郎、舍人”本应记录皇帝言行，但自永徽后，“仗下”密议史官不得闻，导致了信息断层。

《资治通鉴》卷二○五：亦记载了长寿二年姚璹奏请修时政记之事，肯定了其制度首创的意义。



综上所述，李德裕这篇《论时政记等状》不仅是一篇简单的行政建议，更是中晚唐时期政治精英试图通过制度重建来规范权力运行、保证历史真实性的重要文献。它反映了李德裕“法度修明”的执政理念，以及他对“垂法将来”的历史责任感。

关联解析

《论时政记等状》与《舌箴》是李德裕文集中两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前者是他在会昌年间（841-846年）身为宰相、权倾天下时呈递的公文奏议，后者是他在大中二年（848年）身陷绝境、垂垂老矣时写下的抒情箴铭。将这两篇看似体裁迥异、创作时间相隔数年（实则心态巨变）的文章进行对读，恰如同时审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一体两面：一面是经世致用的理性与权威，一面是穷途末路的反思与悲鸣。

以下将从时间坐标、主题关联、思想张力三个维度进行深度综合解析。

一、时间坐标与人生轨迹：从权力巅峰到死亡深渊

|维度|《论时政记等状》|《舌箴》|

|创作时间|会昌年间（约841-846年）|大中二年（848年）|

|作者处境|唐武宗朝宰相，深得信任，主持朝政，外御回鹘、内平泽潞，成就“会昌中兴”。|唐宣宗即位后被牛党排挤，先贬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行至洞庭湖时。|

|心态特征|自信、强势、责任感，以整顿纲纪、垂范后世为己任。|惶恐、反思、悲凉，对命运无常的感叹和对“慎言”的领悟。|

|核心动作|向上建言，要求改革制度（宰相必须如实记录时政）。|向内自省，以箴铭形式告诫自己和后人（言语须谨慎）。|

二、主题关联：关于“言语”与“记录”的辩证法

两篇文章虽然体裁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核心命题：“言语”在政治与人生中的力量与风险。

1.“言”的崇高使命：建立信史与治国安邦
在《论时政记等状》中，李德裕作为当朝宰相，强调的是帝王与宰臣“谟训”、“谋猷”的正面价值。他认为这些关乎“生灵”、“典替”的言论，必须被如实记录下来，以“昭示百代，贻谋后昆”。这是对“言”之公义性的极致追求——言语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是历史评判的依据。
在《舌箴》的序言中，他同样开宗明义：“圣哲之言，上可以动天地，成典谟；次可以正人伦，明得失。”这与状文中的理念完全一致，可见李德裕一生都坚信正确的言论能够成就治世。

2.“言”的巨大风险：因言得祸与慎言保身
《论时政记等状》虽然未直接论述风险，但其制度设计的背后，正是为了防范另一种“言”——即传闻、虚谬、不实之词对历史的扭曲。他要建立的是权威的、官方的“时政记”，以对抗民间的、不可靠的“流言”。
《舌箴》则全篇围绕“言”的风险展开。他列举了娄敬、魏其侯、张良、奉春君（娄敬）等历史人物的遭遇，感叹“徒见娄敬掉而获爵，不知魏其齰以可悲”。这与状文中追求“信史”的自信形成鲜明反差，此时的李德裕，已经深刻体会到：即使“言必有中”，也未必能逃脱因言获罪的命运。他在《舌箴》中引用扬雄之言：“重则有法，轻则招忧”，正是对自己一生宦海浮沉的血泪总结。

三、内在思想张力：公共责任与个体命运的碰撞

将两文并置，可以清晰地看到李德裕思想中深刻的矛盾与统一：

1.“必须言”与“不可言”的张力
《论时政记等状》体现了李德裕作为政治家的公共责任：作为宰相，他必须言、必须记录、必须留下信史，这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对“会昌中兴”功业的自信。据载，他主张史书记载必须“昭然在人耳目”，反对只载“密疏”。
《舌箴》则体现了李德裕作为个体的生存智慧：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在“善人少，恶人多”的现实下，言语成了招祸的根源。他引用老子“柔存刚缺”、孔子“讷于言”的教训，反复告诫“无恃尔言，驷马不及”。这是他晚年对“言语风险”的刻骨铭心之痛。

2.制度与命运的碰撞
在《论时政记等状》中，李德裕试图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知印宰相撰录、连署名封印、岁末送史馆）来保证历史的真实。这体现了他的自信：只要制度合理，人就可以掌控历史叙事。
而在《舌箴》中，面对自己被贬崖州、昔日功业即将被政敌抹黑的命运，他意识到，即使有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法对抗政治的翻云覆雨。文中“惟敬仲之难明，由匠石之无质”的感叹，以及末尾对“勇退”之难的论述，流露出对命运无常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