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随笔之十六：经院哲学（共相问题）：邓斯·司各脱

冯海89

文/冯海

谈到共相问题，还得回到古希腊哲学的源头。

柏拉图主张实在论，共相（如“善”“美”“三角形”）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理念论），个体事物因“分有”理念而存在。亚里士多德提出温和实在论，说共相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形式与质料不可分），但通过抽象被人类认识。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中提出三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共相（种和属）是独立实体，还是仅存于心灵中？若为实体，是否有形？是否与可感事物分离？”他未直接回答，却为中世纪学者留下了核心议题。

早期教父哲学将柏拉图的“理念”解释为上帝心中的思想，共相成为神创世界的蓝图，赋予共相神学意义。波爱修斯翻译并注释了波菲利的著作，将问题引入拉丁西方，并倾向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共相存在于事物中，但通过抽象成为普遍概念。

随着大学兴起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复兴，学者试图用理性工具（如辩证法）解释信仰问题，例如：三位一体，如何理解“一体”与“三个位格”的关系？亚当的罪如何普遍传递给全人类？这些神学问题需借助共相理论解决。实在论以安瑟伦为代表，主张共相先于事物存在（上帝创世前已有“人”的概念），为教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如原罪的普遍性）。以罗瑟林为代表，认为共相仅是名称或声音，只有个别事物真实存在，这对三位一体等教义构成挑战。面对这样的局面，学者们必须在信仰与理性之间作出调和。托马斯·阿奎那采用亚里士多德式温和实在论观点，认为共相以三种方式存在：1、事物之前：作为上帝心中的创世理念；2、事物之中：作为个别事物的本质；3、事物之后：作为人脑中的抽象概念。这一理论成为中世纪鼎盛期的标准答案。

如果说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是一座理性与信仰和谐统一的宏伟教堂，那么邓斯·司各脱的思想，则是用精微的手术刀，在这座教堂的基石上，刻下了一道关于个体、自由与无限的印记。

司各脱同意共相并非独立实体。但他认为，在我们进行逻辑思考的层面上，可以谈论一种“共同本性”。例如，在思考“人性”时，我们可以且必须暂时悬置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一切个体差异（如身高、长相、生平），仅关注使他们成为“理性动物”的那个共同的、中立的本质内容。这个“共同本性”在现实中从未单独存在过，但它也不是纯粹的心灵虚构，而是事物中真实、可被理智抽象把握的同一性基础。它在实在上与个体化原则不可分，但在形式上可被区分开来思考。他提出，每一个个体之所以是“这个”而非“那个”，是由于一个终极的、积极的个体化原则，他称之为 “此性”。这是司各脱最革命性的贡献。苏格拉底不仅仅是“人性”+“这些骨头和血肉”，而是“人性”被一个独一无二的“苏格拉底性”（他的“此性”）所终极限定后的、不可还原的单一实在。“共同本性”与“此性”在现实中是一个完整实体的两个形式层面，但它们之间有“形式的区分”，这不是两个事物的区分，而是同一事物内部两种不同形式原则的区分。如同水的流动性与透明性在现实中不可分，但我们的理智可以清晰地区分它们。

“共同本性”是司各脱体系的基石，它既普遍又中立。就其自身而言，它潜在地可被多个个体分享，但现实中不专属任何个体。它如同一个未被填写的标准格式，等待着未来的被个体化。如此，科学知识成为可能，能够捕捉到事物的客观结构，从而为世界提供了可理解的秩序。

司各脱认为，质料、数量等偶然因素都无法最终解释“为何此物是独一无二的”，是因为，如果“共同本性”是“一”，那么“此性”就是造就“多”的基石，这体现了一个积极的、肯定的个体化原则——它不是缺陷或限制，而是一种存在的充盈，存在的完整性与完满性。正是因为“此性”，才将中立的“共同本性”收紧、凝聚为“这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

司各脱也给出了共相的三个阶段，与阿奎那类似，但侧重点不同。1、作为被“此性”终极个体化了的“共同本性”，存在于每一个个别实体中，这是在物之中。2、理智通过抽象，剥离“此性”，把握到中立的“共同本性”，形成普遍概念，这是在心灵之中。3、作为上帝无限理智中生产万物的永恒理念，这些理念本身是单一的、无限的，但对应着可能被创造的无限个个别的本质，这是在上帝之中。譬如光的色谱，它的“共同本性”如同一束纯净的白光（人性），“此性”则是穿过独一无二的棱镜（苏格拉底性）后，产生的一道不可复制的特定光谱（具体的苏格拉底）。白光从未独立于光谱存在，但我们可以用物理学（理性）分析白光本身。再如主题与变奏，它的“共同本性”是一个音乐主题（如“人性旋律”），而“此性”是每次演奏时，演奏家注入的绝对独特的节奏、音色与情感表达（苏格拉底的独特生命），都是主题的终极实现，且不重复，因而不可替代。

阿奎那的视角如同描述海洋（普遍本质）与波浪（个体）的构成关系，司各脱则聚焦于每一滴水何以是这一滴，他发现了使此水区别于彼水的、内在的、积极的“滴性”。

共相问题贯穿经院哲学始终，看似抽象的争论实则关联着信仰的合理性、知识的本性与语言的限度，成为中世纪思想活力的标志，也为近代哲学奠定了问题意识。邓斯·司各脱以“精细博士”著称，他用近乎苛刻的逻辑精密性，论证了一个充满自由、偶然与不可化约之个体性的世界。他告诉我们：哲学的最高任务之一，不仅是把握普遍的法则，更是尊重并尝试理解那每一个无法被法则完全穷尽的、具体的“这一个”。

司各脱约在1266年诞生于苏格兰边境一个名叫邓斯的小镇。约1280年，他加入方济各会，后被送往牛津大学学习。1302年，司各脱被迫卷入一场政治与神学对抗的风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与教宗博尼法斯八世激烈冲突，要求全国教士支持自己。司各脱作为方济各会修士，只能选择流亡而非服从。次年局势缓和，他又重返巴黎。他面临一个棘手的神学任务，是为“圣母无原罪成胎说”提供严密的哲学论证。当时，包括许多伟大神学家在内，认为玛利亚也需经由原罪的赦免。但虔诚（尤其方济各会）的信仰情感渴望确认她的全然圣洁。司各脱并未诉诸情感，而是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理由：“上帝通过基督功德的预先救赎”。这个理由的核心在于维护上帝绝对的无限自由与全能力。上帝完全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玛利亚成胎时），提前应用基督未来的救赎之功，使她免受原罪的背负。虽然这并非必然性链条的一环，但可视为上帝意志的一次绝对自由、充满爱意的偶然行动。

这场辩护让他声名鹊起，也彰显了他的敏锐智慧：用最严格的理性工具，为最深刻的信仰奥秘和最神圣的绝对自由开辟道路。他因此获得了“精细博士”的称谓。

关于他生命的最后岁月，记载极少。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陷入了深沉的昏迷，弟子们以为他已逝去，正准备下葬时，他忽然苏醒，发出最后的请求：“请为我诵读《雅歌》吧……”当听到“你的爱情比美酒更甘怡”的经文时，他的灵魂终于安息。1308年11月8日，这颗思想彗星陨落，年仅约四十二岁。他被安葬在科隆方济各会教堂，墓碑上刻着简洁的铭文：“苏格兰将我孕育，英格兰承载我，法兰西教导我，科隆此刻珍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