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清高

西子

什么是真正的清高

作者：南山子

图片：网络

什么是清高？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错吧孤傲当成了清高，“清高”成了一个暧昧的词。真正的清高，不在形貌，而在风骨；不是对人的冷漠，而是对某种精神的坚守。那是一股深植于灵魂的傲气，是人格精神上始终站立而非跪着的君子姿态。

我们从历史上看看哪些人都属于清高之士。第一个要说说庄子，当年楚王派人带着重金去请他出来做宰相，地位高、俸禄厚，放在一般人眼里，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可庄子却笑着跟使者说：“宁曳尾于涂中”。我宁愿像乌龟一样，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摇尾巴，也不想被供在庙堂之上，失去自由。

第二个是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梁武帝派人给隐居山林的他送去诏书，召他回朝廷做官，诏书说“山里有什么呀，快回来做官吧”，陶作了那首著名的《诏问山中何所有作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婉谢帝王美意。

除了这俩，还有个唐朝的赵蕤、明代的陈继儒都是屡辞皇帝之邀而不出仕。孔子的学生闵子骞，坚决“不食污君之禄”，宁愿不做官，也不给品行不正的君主效力；最有名的陶渊明，更是不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向小人低头，干脆把官印一挂，回家种田去了。

他们不是讨厌做官，而是害怕一旦戴上那顶官帽，自己的良心会被扭曲，自己的主张会被妥协，最后变成自己最看不起的那种人。

清高走到更深一层，就不再是躲起来不做事，而是变成了敢担当、不低头的勇气。当原则与权贵冲突，清高者选择的不是妥协，而是坚守，哪怕代价惨重。

范仲淹，一生因为敢说真话、敢批评弊政，三次被贬官，一次比一次远，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留下一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宁愿站着说话被害死，也不闭着嘴巴苟且偷生。

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因为“乌台诗案”差点丢了性命，可不管流放到多偏远的地方，其赤子之心与磊落之言从未更改。

王阳明，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龙场，在穷山恶水、生死边缘，依然坚持探求真理，最后开创了影响后世的心学。

这种清高，这样的“傲骨”，绝非负气之举，而是源于对读书人“志于道，依于仁”之大道与真理的深信，源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这份勇气，甚至化作了李白笔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浪漫长啸。

他们的腰杆为何如此之硬？只因他们饱读诗书，浸润的不仅是学问，更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儒者的精神和风骨。

可惜呀，古代读书人的这份“清高”与“傲骨”，也已经成为“古代”和“历史”了。今天的所谓读书人，早已经没有了腰杆，在许多人那里，对“高位”与“厚禄”可以无限趋奉，有点好处就可以“折腰”，什么官都敢做，什么人都敢跟，只为换取那一道向上攀爬的阶梯。当“站着”的成本显得高昂，便不惜“跪着”前行——溜须拍马成为“情商”，站队投靠名曰“智慧”，递交投名状则被美化为“抓住机遇”。脸面与尊严，在赤裸裸的功利计算中，成了可以最先舍弃的东西。

这个社会也是病得不轻，居然有“笑贫不笑娼”之说，推开来说，你只要是个官，大家都瞧得起你，也不问这官是怎么当上的。

孔子曾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理想中的君子人格，应如浩荡之风，引领社会文明的走向，为万众树立精神的标尺。反观当下，许多本应承继此风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却成了随波逐流甚至助长浊流的“草”。社会风气的某种败坏，固然原因复杂，但与部分知识精英丧失清高风骨、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难道毫无干系吗？当知识的载体不再承载道义，当思考的大脑只用于计算私利，文明的进步又从何谈起？

因此，重提“清高”，并非号召人们退回书斋，故作姿态。它恰恰是一种最勇敢的入世——是在喧嚣中保持独立思考，在诱惑前坚守道德底线，在压力下不泯是非之心。 它呼吁今天的读书人，擦亮被功利蒙尘的初心，修养那份久违的品德，挺直那根精神的脊梁。唯有当知识的殿堂重新由站着的人守护，当“傲骨”不在于否定一切而在于肯定正道，知识分子方能重获引领风尚的资格，我们的文明之河，才有希望涤荡污浊，再现清流。

真正的清高，终究是灵魂的标高。它不蔑视众生，只蔑视卑污；不拒绝世界，只拒绝同流。在这亟需风骨的时代，愿我们都能在内心，为这份“站着”的骄傲，保留一方不容侵犯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