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乡村，时间好像走得特别慢，又特别急。慢的是日子，急的是长大。</p><p class="ql-block">那时候，上学年龄卡得像生铁一样死，差一天都不行。可这生铁也有“韧性”——那是专门给老师和校长的孩子准备的。我们这些没背景的娃，只能按规矩入学，由于是腊月生日，8岁上学前班，9岁上1年级，现在儿子9岁了，上3年级。</p><p class="ql-block">我属猪，老师的孩子属牛。在那个没有幼儿园的年代，学前班就是我们踏入“学府”的第一站。那年头孩子多，那一年学龄儿童竟然有七十多个，教室却只有一间。学校的解决办法很粗暴也很现实：分班。</p><p class="ql-block">白老师主管上午班，刘老师带下午班。</p><p class="ql-block">白老师是真的“狠”。她的教鞭是枝条，带着风声打在手心上是一道红棱子，打在身上啪啪响。我在上午班，每天伴着晨露去，顶着大太阳回，心里总是悬着的，生怕背不出“a o e”，生怕那根枝条“亲”手心。</p><p class="ql-block">刘老师她总是笑眯眯的，说话温声细语，哪怕孩子调皮，也多半是讲道理。</p><p class="ql-block">最让我困惑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下午。那天我跟母亲去地里，路过小学操场。正是下午上课的时间，下午班的孩子在操疯玩。可我偏偏一眼看见了和我一起上上午班的同学，他和下午班的同学追着、跑着，玩的好开心！</p><p class="ql-block">我脑子“嗡”的一下，心里慌得厉害：是不是我记错了？今天其实是全天上课？还是我逃课被发现了？可看看周围，只有他和老师的孩子是熟悉的上午班同学，其他都是下午班的。后来，带着满脑子的问号，我去问那个同学。他一脸淡然，甚至带着点习以为常的优越感说：“我上的是全天啊。”那一刻，虽然才九岁，但我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腰。</p><p class="ql-block">他家就在白老师家附近，两家隔着一条路。而和他一起上全天的，还有其他老师家的孩子。原来，那间只有一间的教室，在上午班和下午班之外，还藏着一个“隐形班”。那是属于“自己人”的特权。他们可以从早晨坐到傍晚，可以在别的孩子放学回家喂猪打草的时候，继续在教室里待着。至于他们学了什么，没人知道，但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心里。</p><p class="ql-block">那一年的学前班，我过得浑浑噩噩。家里没人管我的学习。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数字都不会写；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没人教我握笔，没人教我笔顺，没人教我写名字。升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写名字。我想着那三个字，信心满满，在纸上写了三只小虫子。</p><p class="ql-block">那段时光我并不觉得苦。那时候的快乐太廉价也太纯粹了。下课铃一响，我们就冲出教室，在土场上丢沙包、跳房子、跳皮筋。虽然只上半天学，虽然还要回家割草喂猪，虽然手上偶尔留下白老师留下的红印子，虽然羡慕那个能上全天的同学……但只要不坐在教室里，外面的世界就是我们的。</p><p class="ql-block">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浑浑噩噩”的时光，其实是我人生中最自由的日子。没有学业的重压，没有对未来的焦虑，只有对一挂鞭炮的渴望，和对“为什么他能上全天”的一点点不服气。</p><p class="ql-block">那个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小孩，终究是长大了。而那道横在上午班和“全天班”之间的无形门槛，成了我对那个时代最深刻、也最无奈的注脚。原来，人生的第一课，不是拼音，也不是算术，而是那天下午，操场上的快乐和不属于我的那张课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