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休谟》| 刘玮解读

林先生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玮，今天我要为你介绍一本学术史的通俗著作，《卢梭与休谟：他们的时代恩怨》，这本书有点像是一本“哲学八卦书”，料多、有趣，很有现场感。

我们都知道，卢梭和休谟分别是欧洲大陆和英国最有代表性的“启蒙哲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从“友爱”到“友尽”的私人恩怨史。这场纷争把当时很多著名文人和王公贵胄都牵涉其中，纷纷下场参与笔战，反响之剧烈、影响之深远足以载入史册。不过，卢梭和休谟之间的这场纷争虽是私人恩怨，却折射出启蒙运动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人性自身的复杂与幽深，更涉及我们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思想家，因此值得我们再次返回“事件现场”，一探究竟。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大卫·埃德蒙兹和约翰·艾丁诺都是著名的哲学通俗类图书作者和媒体人，他们合作过两本非常畅销的书，一本是《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另一本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卢梭与休谟》，原书的标题是《卢梭的狗：启蒙时代两位伟大思想家之争》。

接下来，我就带你走进卢梭和休谟这两位思想巨人之间的轶事，一起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卢梭和休谟同为启蒙思想家，有着相似的主张，人们对他俩的态度为什么截然不同？第二，卢梭和休谟之间的这场风波到底有多么狗血？他们到底谁对谁错？第三，我们今天该怎么评价启蒙时代的文化生态？它究竟是一个天才云集、空前繁荣的“哲人共和国”，还是一个捧高踩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文人小圈子？我希望，从这三个问题出发，能为你揭开启蒙文人乃至那个时代的一角，更具体也更生动地看到启蒙思想家身上的复杂性。

一、人们对卢梭和休谟的态度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场公案的两位当事人。卢梭和休谟都是当时文坛顶级的人物，都以反对宗教和蒙昧闻名，也都与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保持距离。总体而言，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核心主旨是破除迷信，反对宗教导致的蒙昧与奴役状态，追求科学、理性与自由。很多思想家更是认为，理性是人类最根本也最重要的能力，只有依靠理性，我们才能摆脱内在和外在的各种束缚，获得真理和幸福。这种理性主义立场是很多启蒙文人的共识，但是卢梭和休谟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卢梭更是激烈地反对理性和所谓的文明进步论，强调感性并主张回归自然状态。

今天的我们一提起卢梭，自然会想到他那些不朽的名作，比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认为他是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但是卢梭在世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善，甚至可以说十分恶劣。

卢梭于1712年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热爱自己的家乡却不得不终生流浪。虽然他总是自豪地称自己为“日内瓦公民”，却遭到当局的驱逐，放言如果卢梭“胆敢踏入日内瓦城一步，他立即就会被逮捕”，当局还焚毁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两部作品。卢梭在法国巴黎成名，但是他也因为公然挑战教会的权威，被巴黎高等法院下达逮捕令，不得不仓皇逃离。

不仅如此，卢梭在几座欧洲乡间小镇辗转旅居期间，也不断遭到当地政府和居民的仇视和驱逐。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有居民坚信卢梭是魔鬼附体，对他居住的房子扔石头。

更糟糕的是，卢梭还总是遭到朋友、同行和上流人士公开或私下的嘲讽和谩骂。他虽然被公认为启蒙文人，却遭到以伏尔泰为首的文人圈子的公然排斥，他的所到之处无不充斥着争议、流言与嘲弄。卢梭本人在自传《忏悔录》中也写道：“诅咒我的声浪响彻整个欧洲，并以前所未有的疯狂语调喝骂我……说我是一个异教徒、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疯子、一个衣冠禽兽、一匹狼……”

卢梭的这个描述或许有些文学性的夸张，但是我们不难想象，对于一个自小失去父母、长期寄人篱下因而特别渴望善意、友爱和家庭温暖的敏感心灵来说，这种处境应该是极其难熬、甚至令人绝望的。

这就是卢梭在遇到休谟之前的处境。那么，休谟当时又是什么样子呢？虽然同为反传统的启蒙文人，休谟的境遇和卢梭完全相反，这或许是因为他具有与卢梭完全不同的身世、经历、天性与处事原则。大卫·休谟1711年出生于爱丁堡，比卢梭大一岁，他的家境殷实，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父母双方都出身名门，有贵族血统。休谟从小就以善良宽厚著称，他有很多好朋友，比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法国启蒙哲人达朗贝尔等，他们的友情十分亲密并持续终生。休谟的朋友对他评价都很高，说他温和、良善、品德高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想典范”，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个著名的绰号“好人大卫”。当然，休谟刚出道时也曾与卢梭有过类似的境遇，他的作品也曾遭到冷落、拒绝和嘲笑。比如他最重要的著作《人性论》在1738年出版时没有获得任何关注和反响，休谟自己都说这本书“刚印出来就成了死胎”。而他也因为这本书的缘故，在申请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哲学教席时遭到了拒绝。不得已，休谟只能暂时放弃哲学写作，转行去写随笔和历史著作，还当过家庭教师、军队将领的随身秘书、外交使团的秘书和助理，以及爱丁堡律师公会图书馆的管理员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休谟一直没有停止写作，在1754年到1762年之间相继出版了六卷本史诗级巨作《英国史》，这套书为休谟赢得了同行的认可、读者的好评、极高的社会地位，还有巨大的财富，直到今天依然被看作最重要也最卓越的英国史著作之一。

如果我们将1765年两个人正式交往之前的卢梭和休谟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可以说是相对而行：在事业方面，卢梭在业内的口碑已经从巅峰滑落，在文人圈里变得声名狼藉，不得不在欧洲各地流亡，而休谟刚刚凭一套历史著作获得行业认可，还在事业和名声的上升期，还没有获得与其哲学史地位相匹配的名头与社会地位。在人际关系方面，卢梭此时几乎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在欧洲大城市的社交界已经无法立足，在巴黎更是受到了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等人的排斥甚至围剿。而休谟则作为政府委派的外交官和新近崛起的天才历史学家，进入法国巴黎的社交圈并大受欢迎。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时的主流文化圈能够接受休谟，却驱逐卢梭呢？这当然与卢梭本人乖张的性情和偏激的行事方式有关，但是按照本书作者的看法，更深层的原因还要在思想层面上寻找。

虽然他们同为启蒙时代的核心人物，持有类似的思想立场，但是究其根本，二人却分属不同的哲学世界，所反对的对象非常不同。

卢梭攻击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宗教和教会的权威，另一个就是启蒙运动主张的文明进步论。所谓文明进步论，就是相信人类的生存状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且可以凭着系统性地应用理性和知识，更快、更强、更好地向前发展。而卢梭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主张人类最好也最理想的状态是尚未开化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状态，一切所谓的文明进步和成果，比如科学、艺术、政治制度、私有财产、城市生活和社交活动，全都是人性堕落与败坏的表现。

很显然，卢梭不仅将自己放在了宗教人士的对立面，同时也把自己放在了反宗教的开明人士的对立面。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教会、政府和启蒙文人圈子都反对并驱逐卢梭了。

与此相对，休谟思想的革命性更集中在哲学层面，尤其是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层面。作为一位经验主义者，休谟反对的是理性主义者在人类理性和客观事实之间建立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休谟有两个最著名的观点：第一个是质疑因果关系存在，他提醒我们，当我们言之凿凿地说一个事件“导致”了另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是在说，我们观察到一件事情发生，然后另一件事情发生，但无法证明是前者“导致”了后者。休谟的另一个著名观点是质疑理性作为行动动机的能力，他认为人类的行动总是听命于情感，而不是理性，他主张“理性是，而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

然而，尽管休谟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层面激烈地反对甚至撼动了我们对于人类理智能力的认识和信念，但他在其他方面可是要比卢梭温和多了，也更加符合且尊重大多数人的日常直觉。比如休谟反对政治上的激进变革，承认科学和艺术的价值与积极作用，最重要的是，休谟相信城市生活与社交活动对人类有益。人类因其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依赖性而格外需要与他人合作。因此社会生活对人类来说不是堕落或败坏，而是一种保护与成全。此外，休谟虽然也质疑与反对宗教的认识论基础，但是很少触及教会当局的权力根基。而卢梭则直接挑战和威胁到了法国与瑞士宗教当局的存在和统治基础。

这样看来，要回答第一个问题，说明为什么当时人们对卢梭和休谟的态度迥然不同，或许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两点解释：第一，休谟的反思与批判更加“哲学化”，至少在当时看来，在政治上和生活中影响力有限，没那么危险。而卢梭的批判主要涉及政治和文化层面，他的写作也有很强的文学性和煽动性，所以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担忧、敌意和反对。第二，休谟将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分得比较开，思想上他可以很激进，但是生活中比较懂得变通。卢梭则是在各个方面都要激烈地、饱含个人情感地控诉和对抗这个世界。因此，尽管二人在后世都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也都被看作是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家，但是在当时，两个人的境遇却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二、从友爱到友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卢梭和休谟在这场风波到底有多么狗血，这里面究竟谁对谁错？

休谟与卢梭正式开始通信始于1765年，那个时候整个欧洲大陆对卢梭都很不友好，他四处流亡，几乎已经没有了立锥之地。为了帮助卢梭，朋友们开始想办法帮他联系安全的新住处，他们认为英国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几位朋友先后请求休谟帮助卢梭，陪他前往英国。这一年的10月22日，休谟给卢梭写了一封信，提出要帮他前往英国。11月2日，流亡中的卢梭在客栈收到这封信，并给休谟回信，称对方为“我同时代的最杰出人物”，并在信中写道：“对于您的惠助，除了接受，我无以为报。我将自己置于您的庇护之下”。于是，在1765年冬天，卢梭和休谟最终在巴黎见到了对方，这时的卢梭是心力交瘁、惊慌不安的流亡者，需要休谟的庇护，而休谟这位好人则慨然应允，承诺陪伴和照顾卢梭，带他离开危机四伏的欧洲大陆，前往伦敦避难。二人会面后不久，卢梭在给朋友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休谟的感激之情，他写道：“对于这位高尚的天才如此大费周章地屈尊接纳我，除了荣幸，我更多的是感动”。而休谟则在和朋友的通信中对卢梭赞不绝口，甚至将他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说他“和蔼、温顺、谦恭而又不失幽默”，并在抵达伦敦后给兄长写信说，“我相信我可以和卢梭做一辈子的朋友”。

不过，后来事态的戏剧性发展，让休谟的这句话变成了一句讽刺：他和卢梭不但没有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打笔仗打得全欧洲的知识分子都来围观，还分成两派：支持休谟的人会觉得他过于善良乐观，被卢梭营造的可怜假相所蒙蔽，就像“农夫和蛇”的童话里那位淳朴老实的农夫一样，救了蛇之后反被对方咬了一口。而反对休谟的人则嘲笑他愚钝、虚伪、沽名钓誉，既高估了卢梭也高估了自己，这位出版了《人性论》的哲学家看来完全不能洞察和理解人性的复杂。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卢梭是完全无辜的，因为卢梭当时已经是出了名的矫情、怪异、难以相处。

事实上，休谟和卢梭之间的友谊具有复杂性，即使在“蜜月期”也不像他们自己描述的那样甜美、互信和互相欣赏，相反，他们在记录对方言行、描述对方品性的时候，用了一些文人擅用的微妙语气来“阴阳”对方。我在这里举个小例子：1766年1月4日，休谟陪同卢梭一起离开巴黎，一路乘坐马车和邮船前往伦敦。在旅途中，两人有很多时间相处，二人后来也分别记叙了其中一些“小细节”。卢梭这边讲的故事是惊悚片：他说晚间和休谟在同一个房间休息时，听到休谟在睡梦中不断地嘀咕“我抓住了让-雅克·卢梭”，吓得卢梭汗毛倒竖、彻夜未眠。而休谟这边讲的则是推理剧：他说卢梭一直抱怨自己身体很不好，但是在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时，面对寒冷的暴风雨和剧烈的船身颠簸，他却在甲板上站了一夜，就连船员都要冻僵了，卢梭却也啥事儿没有。休谟事后立刻给朋友写信，说卢梭虽然总是号称自己身体差，实际上却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最强健的人之一”。这样看来，两个人从一开始在心中就对彼此有所保留，并没有坦诚相待。不仅如此，这里说到的这个小细节后来还演变成了著名的公案：在卢梭这边，他发表公开信控诉休谟阴谋陷害自己，一个证据就是休谟连做梦都念叨着要“抓住卢梭”，这一幕经由卢梭的写作天赋渲染，成为传遍欧洲文人圈的名段子。而在休谟这边，他因为怀疑卢梭装病装穷卖惨，于是背地里委托卢梭的敌人和第三方机构调查卢梭的

状况，也因此为自己招致了“心机深重”的坏名声。由此可见，这两位启蒙哲人的友谊从一开始就有表演的成分，他们似乎竭尽全力要向当时的文化界、朋友圈甚至他们自己表明，休谟和卢梭这两位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者和思想家，是惺惺相惜、彼此扶持的“亲爱的朋友”。然而我们今天对照他们同期给各方人士写的书信就可以知道，这个故事可能从来都不是真的。

无论如何，这种表面甜美、内里裂纹丛生的友谊当然经不起现实的捶打和检验。卢梭和休谟的友谊来得快，去得也快。两人抵达伦敦不过三天，卢梭就因为挑剔住房、反复无常以及社交场合的糟糕表现搞得休谟焦头烂额、身心憔悴，卢梭甚至怀疑休谟同期接待的另一位日内瓦客人是当局派来监视自己的奸细。休谟为此在写给好友亚当·斯密的信中抱怨说，卢梭“有点反复无常和想入非非”。二人之间的嫌隙不断增大，最终卢梭离开了休谟的庇护，另找住处，而休谟还在试图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联系和安排适合卢梭的房子，并为他争取经济资助。二人在伦敦分手的时候，友谊尚未破裂，但是双方都约定，以后除非讨论生活费的问题，否则不再定期互相通信。在那个以书信往来为最重要联系方式的时代，两个人如果约定不再定期通信，那么很难相信他们之间还存在多少亲密的友谊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卢梭和休谟的决裂后来愈演愈烈，从一场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演变成几乎整个欧洲文坛的站队表态，其中还涉及不少政界和商界的名流。概括起来，他们之间的这场“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765年底到1766年3月18日，是整件事情的酝酿期，我们事后回顾整件事情就会发现，这个阶段和两人缔结友谊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也难怪卢梭在“复盘”之后会认为，休谟从一开始就在对自己进行阴谋暗算。第二个阶段从1766年3月22日，卢梭离开休谟和伦敦到英国乡间居住，一直到6月23日卢梭给休谟写信正式决裂，是卢梭的主动进攻期。第三个阶段则从6月26日休谟给卢梭回信开始，直到当年11月休谟公开出版一本小册子，反驳卢梭谎言的同时为自己正名，可以说是休谟进行全面报复和反扑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二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其实是文人圈里流传许久的一个著名段子：1765年12月27日前后，也就是卢梭和休谟初次见面的时间，巴黎开始流传一封署名普鲁士国王寄给卢梭的私人信函，其中有一句非常恶毒的玩笑话：“我是一国之主，我可以让你的生活如你所希望的那样悲惨；与此同时，我会做你的仇敌们永远都不会做的事，当你不再需要迫害时，我就会停止迫害你。”这话的意思是，卢梭就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受迫害妄想症患者，他的悲惨境遇一半是自己作出来的，一半则是出于他的臆想和编造。这封信后来在欧洲的文坛和政界广为流传，甚至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报纸上也全文刊载了这封信，卢梭于是成了公开的笑话，他对此极为恼怒。他最初是从休谟口中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这封信出自宿敌、启蒙思想家达朗贝尔之手。后来当他离开伦敦、离开休谟，经过全面“复盘”，最终觉得这一切都是休谟搞的鬼，认为休谟从一开始就在背后策划了一起针对自己的巨大阴谋，带他来伦敦只是其中的一环。当然，休谟也不算完全冤枉：无论是卢梭怀疑的对象达朗贝尔，还是这封信的真正作者、英国乡绅作家霍拉斯·沃波尔，他们都是休谟的好朋友。有研究者怀疑，沃波尔的这封信源于几个朋友聚会时对卢梭的吐槽，休谟当时也在场，而其中最恶毒的这句俏皮话可能就出自休谟之口。卢梭后来为此专门给报纸写信，抗议对方刊登伪造的信件，结果反而招来了另一位宿敌、启蒙文人首领伏尔泰的攻击和嘲讽。卢梭再一次因此身陷舆论漩涡。

在“伪信事件”之后，卢梭和休谟的“战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卢梭给朋友写信怀疑休谟是幕后黑手，并向休谟非常委婉地提出控诉，以作试探。按卢梭的说法，他在信中责怪休谟对自己说谎，质疑对方的真实感情，如果休谟觉得这封信没有任何不妥，那他就是心里有鬼；而如果休谟觉得这封信非同寻常，要求卢梭进行解释，那就说明休谟清白无辜。休谟大概没能理解卢梭的脑回路，回信的口吻让卢梭觉得过于理智、甚至冷淡，于是他更怀疑休谟心中有鬼。与此同时，之前刊登伪信的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匿名攻击卢梭的文章，对卢梭在伦敦期间的各种活动了如指掌，卢梭越发相信，是休谟把自己的行踪泄露给敌人，休谟一直都在阴谋陷害自己。终于，在和休谟进行了几轮书信来回之后，卢梭给休谟写了一封绝交信，在信中卢梭控诉道：“您把我带到英格兰，表面上是为我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庇护所，实则是想借机羞辱我，将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在一套长篇大论之后，卢梭最后说“我们之间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是我写给您的最后一封信。”由此单方面宣告两人的友谊破裂。如果说这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卢梭在正面进攻的话，那么他不仅成功地终结了这段关系，而且彻底将好人大卫拖入了文人互撕的泥潭。

休谟读到卢梭这封绝交信之后气疯了，完全丧失了理智和一贯温和有礼的做派，他决心报复，哪怕是以最恶毒的方式。于是就来到了“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卢梭和休谟之间形成了一个反转：休谟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到处跟人说卢梭策划了一场大阴谋来抹黑自己，他联系各方朋友，给他们寄送卢梭信件的副本，逐条反驳卢梭的谎言，还扬言要把这些材料公开出版。而卢梭则在英国乡间优哉游哉地隐居，开始写作他的《忏悔录》，准备不仅清算自己的过往，也要揭露这群小人的丑恶嘴脸。在这段时期二人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我们看到休谟称卢梭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龌龊、最凶暴的恶棍”，而卢梭称休谟为“黑心人、无赖”。对照两人交往初期的赞美之词，我们这些读者可能都会替他们觉得尴尬。

不过，当时的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对此都兴奋不已，并纷纷站队表态。和休谟比较亲近的朋友在看了卢梭的信之后，都认为卢梭疯了，休谟不必理会，更不必公开回应。在他们看来，休谟无论是出于对自身名誉的考虑，还是为了做个名副其实的好人，都应该对卢梭这个一看就有心理问题的可怜人给予同情和宽容，而不是动用全部资源对其穷追猛打。巴黎那些反对卢梭的启蒙文人还组成了一个顾问班子，为休谟出谋划策，商量该如何对付卢梭。而当时从报刊媒体到政界名流再到普通读者，无一不抱着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每天等着看事态的最新进展并对此津津乐道，据说巴黎的一位宫廷大臣甚至提前下班回家，就是为了一口气读完休谟寄给他的全部书信副本。这场闹剧从6月卢梭写信给休谟宣告绝交开始，直到11月休谟出版《大卫·休谟与让-雅克·卢梭之间纷争的简要说明》为止，持续了将近半年。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在后来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吸引着历史学家、传记作者、哲学学者和八卦作家反复阅读、揣摩和评价，并将其作为研究和写作的主题。

那么，我们今天该怎样去理解和评判这场风波呢？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此复杂、琐碎、牵涉众多，简单地评价卢梭和休谟谁对谁错、谁更应该为友情的破裂负责，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今天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研究者不断重读这个故事，目的大概也不是要分出个是非对错，而是想从中获得一些更普遍也更深层的、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卢梭和休谟看作两面镜子，从中照见人性最深的层面：卢梭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内心能有多么复杂、矛盾和分裂；而休谟则让我们看到，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有多么艰难。

我们先来看卢梭。其实无论是卢梭的同时代人，还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几乎没有人认同或赞许卢梭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大多数人都同意他行为乖张，心理阴郁，敏感多疑，把自己看得过分重要，是典型的受迫害妄想症。

不仅如此，卢梭的自我矛盾、言行不一也是出了名的。思想史上的卢梭歌颂平等、自由、自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终生辗转于上流社会的权贵和有钱人之间，仰仗他们的房产和人脉生活，对底层人民并没有表现出关切和同情，经常打骂自己的女管家。

卢梭强调儿童教育，赞美孩子未经污染的纯良天性，并大力主张母乳喂养。但是他自己和情人黛莱丝生了五个孩子都被他送进了育婴堂，而且看不到他为此感到丝毫难过或愧疚。

更让人意外的是，卢梭宣称自己热爱人类，但是他对人远不如对狗有耐心。他对自己的小狗宽容溺爱，不离不弃，对朋友却没有同样的宽容或怜惜，因为他相信人不如狗，狗不会欺骗和背叛自己——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们解读的这本书，英文标题本来叫作《卢梭的狗》。也正因如此，卢梭的一位朋友曾经写信质问他：“一个自称是全人类朋友的人，怎么就不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朋友呢？”现在看来，这句话相当精准地揭穿了卢梭的自我伪装，令我们意识到，一个在作品中宣称热爱世界和人类的启蒙思想家和浪漫主义者，也有可能在生活中厌恶并远离人类同胞，并成为他人痛苦的根源。

不过，尽管卢梭身上有这么多问题，人们还是对他抱有一种同情，觉得他是一个终生受到内心折磨的可怜人，于是不忍心对他要求过高或者责怪他言行不一。这样，道德压力就给到了休谟这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这样。他们在全书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休谟一贯被称为“好人大卫”，但是在卢梭这里，他的所作所为就如此令人大跌眼镜呢？按照作者的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休谟太在意外界的评价和他人的眼光，所以才会接受朋友的委托和卢梭来往，但他本人从一开始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欣赏卢梭。这就不符合卢梭对朋友的基本要求——真诚。第二，休谟其实看不起卢梭，也不信任对方，所以他才会暗中调查卢梭的经济状况，而在两人闹翻之后，休谟并没有努力去理解卢梭的心情、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而是飞快地下了结论，认为卢梭不是心理有问题，而是人品有问题。这说明休谟并没有真正拿对方当朋友看待。第三，作者认为休谟一贯虚假、狡猾、遮遮掩掩，他在两人闹翻之后给各界朋友写信，用谎言抹黑卢梭，残酷而疯狂地报复卢梭，甚至已经“由一个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施害者”。这说明他其实并不像自己表现的那样人畜无害、温和良善，也会露出锋利的爪子和牙齿。休谟的言行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他的学说：理性确实是激情的奴隶！

本书作者的这个评价对休谟或许有点过于严苛了。这就好像是在说，作恶的人但凡有一丝良知未泯，或者心理上有异于常人的隐疾，那就更值得同情和怜悯，而不是责备与惩罚。对于这桩公案，直到今天不同的读者还是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站卢梭，有的站休谟，谁也无法完全说服对方。不过，读过这个故事的人可能都会承认一点：即使是那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也都只是有缺点的普通人，也会有阴暗的、无法公开示人的心理。所以我们今天不必将启蒙思想家神化，而不妨在欣赏他们非凡的思想和文章的同时，也接受他们身上世俗的、普通的一面。

结语：如何评价启蒙生态

听完了整个故事，你或许会问：为什么启蒙思想家之间会发生如此激烈的争斗？那个“天才成群到来”的启蒙时代，为什么走近了看也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一地鸡毛？我们最后就来简要谈谈启蒙时代的文化生态。

我们今天想象中的欧洲17和18世纪，是一个充满激烈变革和进步气象的时代，而它之所以给我们留下这个印象，是因为当时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他们善于思考，更善于表达和写作，不仅投身政治和经济活动，对上流社会的王公贵族、富商大贾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也愿意走上街头，通过发表公开演说、写文章登报以及咖啡馆闲谈等方式，去介入和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在这样一种相对自由和宽松的思想与言论环境下，一方面，启蒙思想逐步取得了反对封建和宗教权威的巨大成果，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内部也产生了多元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声音。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些启蒙文人，比如卢梭和休谟，他们虽然拥有类似的立场，但是具体的观念和表达方式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很容易发生分歧和争论，外界对他们的态度也会有极大的差别。不仅如此，这些启蒙文人虽然努力用理性来认识世界，并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毕竟是人，在追求并运用理性能力的同时，也受制于人性中非理性的部分，尤其是一些负面的情绪或品格倾向，比如嫉妒、虚荣、伪善、自我中心等等。当这些文人共同对抗一个目标，比如封建王权或宗教权威的时候，他们可以团结一致、迸发最强大的力量和最耀眼的光芒；但是当他们转过身来面对彼此的时候，强烈的个性和“以笔为刀枪”的文人习性也会促使他们在内部发动斗争，互相诋毁、谩骂且闹得尽人皆知。

这样的一种文化生态的确是多元的，充满个性与活力，而且也能结出文化上的累累硕果，但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具体个人来说，恐怕就不是那么美好了。无论是卢梭的高度敏感与受迫害妄想症，还是休谟的八面玲珑与拉帮结派，以及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对休谟的拉拢和对卢梭的排挤，或许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说这本小书在提供了一段生动鲜活的“学术八卦”之外，还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的话，那或许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耀眼的天才背后也有其不为人知的暗面，而天才成群的黄金年代也并不是超越世俗和人性的、和谐美好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