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史探赜

童猫35116419

近年来，让我有心探索一段家族史，来自于山西省襄垣县政协赵永江，他提供给我了家谱和一些家庭成员档案资料。我与先生先后二次跑到“北京市档案馆”核实，证实了中国铁路史确有一段佳话。我对家史的了解大致来自二个方面：一是早年听家人说，并为“詹天佑纪念馆”捐献过照片；二是来自北京市档案馆提供的材料和山西襄垣县政府的协助。

第一次看到中国铁路史与我家的渊源，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它是⑴⑵⑶里的内容：其⑴他是赫赫有名的麻风病专家李桓英的父亲；其⑵他是李桓英的叔叔；日本投降后：1945-1946，被国民政府任命，参与了对东北铁路的接收工作，担任过“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其⑶，他是我妈的爸，就是我姥爷，1934－194？年，他是西直门外铁路“北平北站”机务段段长。北京人称外祖父为姥爷，我姥爷李法思在夏店李氏一门为十六世，家谱记录他们共有六个兄弟。注：见后面任命书。

上图：前排：右二李法端、后排：后排大女儿李桓英，

一场探索家族史的行动就此展开：
⑴ 李法端毕业于燕京大学，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交通部”致力于材料研发。机构名称：铁道部购料委员会，职务：主任委员。李法端在铁路部门的核心工作时期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正值中国铁路建设和抗战时期物资筹措的关键阶段。
⑵ 李法公毕业于北京（平）交通大学，是一位中国铁路工程与管理专家。战前经历：1937年前：北宁、平绥等华北铁路局任职。战后经历：1945-1946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政府任命，参与了对东北铁路的接收工作担任过“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长春铁路局副局长”等职务。注：北宁铁路（北平－辽宁省会），北宁铁路的前身称为“京奉铁路”，北洋政府交通部。
⑶ 李法思毕业于山西大学工学院，是张家口机车厂厂长兼张家口铁路职工学校校长，“平绥路”西直门外铁路机务段段长。（平绥铁路：北平－包头。起点北平北站，终点包头东站。从北平经河北省张家口、山西省大同、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集宁)、呼和浩特，终到包头。是通向中国北方地区的铁路干线。）
（家谱大排行记录：李法思老三、李法端老四、李法公是老七。）

上图：左三我姥爷李法思，左四我姥姥小脚皮鞋，从孩子的年龄判断（左三前舅舅，左四怀抱我姨），这张照片拍摄时间大概在1935年。

在大时代的大背景下，叙述个人史只是个缩影，但它是家史与历史记载的互相印证，它真实也很珍贵，却发生在我家。所以这篇主讲：⑵李法公的故事。
差不多是2016年疫情之前，李法公的女儿从日本回国，我们有几次见面交谈。她大我一辈，却只比我长二岁，我应称她为姨或姑，但她说这样不自在，还是让我呼她：彬。

上图：右一彬，右二李桓英，左一我

我与彬相见恨晚，她幼年时得了小儿脊髓灰质炎病，行动不便，所以，她童年一直倍受家人的宠爱与照顾，我也感到我们的见面很是难得。2016年彬通过微信，帮助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舅舅。我们的会面一直让彬很激动，我们相互畅谈到了许多家人，尤其，她想了解他家被国家“经租”的房，那三千米的大院落，与我家的房子连一起，房屋图纸是怎样的？

上图：后排李法公，前排：右一彬

说起她父母的经历，真是串联起了抗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收、日本侨民遣返的历史及遗留下的问题，以及冷战背景下跨国家庭的特殊命运。
彬：首先谈到1945年7月日本破译了三份高度相关的情报。其中日本外务省的电报课（著名的“紫码”破译团队）截获了从欧洲发往东京的日本外交官报告。这些报告汇总了来自波茨坦会议的零星信息，提到美国即将对日本使用一种“破坏力极其巨大的新式武器”。
当时日本的决策体系已陷入瘫痪和严重误判，情报未被高层充分重视或采信。军方与政府的分裂：当时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大权在握，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即美国只有一到两枚原子弹，也无法决定战局。他们对外务省和海外情报人员提供的“夸张”报告持怀疑态度。
日本也几乎没有防御原子弹的能力。他们不知道具体的投掷时间、精确的目标和方式。疏散所有主要城市的人口和工业在战争末期是完全不现实的。日本曾考虑警告目标城市，但担心引发全国性恐慌，动摇“战斗到底”的决心，同时也不知道具体哪个城市会先被炸。
彬说：日本平民百姓是在对即将到来的毁灭性打击，是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成为了战争决策的最终承受者。“各自找出路”是灾难突然降临后的极端混乱与求生的场面，而非政府有组织的疏散。许多幸存者在极度的惊恐下来到了中国东北，彬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寻求亲友帮助遭拒绝后，一个弱小年轻的日本女子，在异国它乡中国东北，无奈靠洗衣为生。
• 背景与原因
• 二战末期，东北日侨超百万，多为日本“国策移民”。
• 日本战败后实行“弃民政策”，拒绝接回侨民。
• 根据《波茨坦公告》盟国需遣返日本国民。
• 决策与组织
• 由 中、美、苏 等多方博弈协商决定。

1946年1月，中美双方在上海会晤，决定自4月份起，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是二战后一次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行动。1946年5月7日，首批日侨离港，遣返开始。从1946年5月持续至1948年9月，约有105万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和战俘通过葫芦岛港被遣返回国。选择葫芦岛的原因，大连、营口港被苏军控制且不同意使用。葫芦岛港阔水深，冻期短，地理条件适宜。日侨从各地经铁路（如马仗房站）等汇集至葫芦岛。截至1948年9月完成，共遣返约105.1万人（含战俘1.66万），创单个港口遣返纪录。
李法公曾任职于“东北铁路总局”主管技术业务。遣返工作中，铁路是日侨从东北内陆（如哈尔滨、沈阳等）向葫芦岛港大规模集结的关键运输通道。作为当时铁路系统的高级官员，他的工作与保障这条遣返运输线的运转密切相关。
彬说：母亲知道遣返消息太晚了，日侨离港遣返已结束。无奈情况下，经人介绍与李法公相识。李法公因第一个妻子不能生育，彬的母亲小他父亲二十几岁。战争结束后，母亲留在中国大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中国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以法律形式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该条约于同年10月23日正式生效。彬的母亲于1980年代得以返回日本，彬后来随母去了日本。
这段历史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在残酷的战争末期，尤其是在一个非理性的决策体系下，即使拥有情报优势，也无法弥补战略误判和政治顽疾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原子弹的落下，最终成为了压垮日本“最终抵抗”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天皇直接介入并做出了“终战”决定。
查阅民国档案：
李法公于1945-1946年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结合历史背景，三方（国民政府、中共、苏共）对东北铁路的接管情况可以概括如下：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铁路的接管是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法律框架下，由苏、国、共三方协力的结果。 最初，苏联红军控制铁路干线，国民政府拥有法理上的接收权，而中共则迅速在苏军未驻防或撤离的地区展开了实际接管。

上图：彬

三方接管情况概览如下：
• 国民政府 (国民党)
• 角色与法理依据: 国际承认的合法接收方。
• 主要路径与行动: 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尝试“行政接收”，但军事力量进入缓慢。
• 控制区域与结果: 初期短暂控制部分大城市及中长铁路干线，但因失去民心和军事失败，接收最终失败。李法公就是在此阶段被任命的官员。
• 苏联 (苏共)
• 角色与法理依据: 条约规定的共管方及实际控制者。
• 主要路径与行动: 战后即控制长春铁路（原远东、南满铁路）及主要城市，初期按规定向国民政府移交，但后期也默许中共在部分区域活动。
• 控制区域与结果: 1945-1946年间是东北铁路的实际主宰者，后根据条约及中国内战形势变化逐步撤出。
• 中国共产党
• 角色与法理依据: 抢占先机，建立根据地。
• 主要路径与行动: 迅速派兵和干部进入东北，在苏军默许或撤离地区（尤其是北满、西满）发动群众，接管路局。
• 控制区域与结果: 至1946年中，已建立起北满、西满的铁路管理系统，并于1946年7月成立了自己的“东北铁路总局”，与国民政府的系统并存竞争。
结合上述背景，我们可以对李法公的经历做以下分析：
1. 历史定位：他属于国民政府系统任命的接收官员。国民政府的“东北铁路总局”是其为接收整个东北铁路而设立的行政机构。然而，这个机构所能有效管辖的范围，可能仅限于苏军移交、且国军能实际控制的少数点和线（如长春、沈阳等大城市及附近铁路），这与中共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的铁路管理体系形成了对峙。
2. 面临的挑战：他的工作会极其艰难。一方面，铁路在战争中损毁严重；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接收失民心，且中共领导的力量（如护路军）会积极阻止和破坏国民政府的接收与运输。他可能空有职务，却难以施展。
3. 最终结局：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其在东北的铁路管理体系也迅速瓦解。到1948年辽沈战役前，东北铁路已基本被中共领导的东北铁路总局及其下属管理局统一管理。李法公作为国民政府体系的官员，其职务很可能随着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而自然终结。

上图：李法思是我姥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