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粉墨登场与“四个伟大”的排序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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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人民日报首次检阅红卫兵报道发布的信号

——文革初人民日报记事（外一篇）作者：钱 江

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发表了，驻人民日报社记者团撤走了。随即开展的是“领袖检阅红卫兵”报道，从1966年8月延续到11月，前后4个月之久，调动报社编辑记者资源之多是空前的。

发布“十六条”和检阅红卫兵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的逻辑是，开展这场“大革命”的方法和步骤已经公布，接下来就要全面吸引和鼓动这场“大革命”的先锋——学生青年们投入进去。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是持续4个月之久的全国大动员。

01

从接见外地师生代表

演化出“百万人大会”

8月10日以后，几十万首都民众到中南海西门等处“报喜”，表明支持“十六条”的态度，其中包括来自首都以外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中央领导人决定接见他们。

8月16日上午（一说是晚上），北京和外地学生代表被召集到工人体育场，总共有多少外地“师生代表”？是哪些人？他们怎么到北京来的？到目前为止极少见到记载。

记载清楚的是，这次集会称作“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不称“大会”，可见人数不会特别多，但是也少不了，否则不会动用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大地方。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和刘少奇等人出席了，说明这个会有分量。

陈伯达发表讲话，欢迎师生们来到北京，他说：“你们还要经过千百万次的考验，还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要在群众的泥巴里滚过千百万次，把自己变成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

这番讲话，以《在大风大浪里成长》为题，发表在1966年8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2日1版刊登陈伯达在8月16日会见北京和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也刊登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

8月16日晚，根据这个“群众会”表现出来的热情，中央领导人当晚决定。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正式名称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表示要参加。 

02

对首次检阅红卫兵的准备

临事动议，在两三天内组织百万人规模大会非同小可。所幸有每年组织国庆节游行的经验，也有刚刚成立起来的“首都组”，负责调动部队保证秩序和安全。

人民日报的相应任务，首先是代总编辑唐平铸，他要在一天之内，起草林彪在这次大会上发表的讲话。这是林彪成为中央唯一副主席之后十余天，首次在百万人规模的大会上讲话。非但如此，林彪在8月31日、9月15日的第二、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的讲话，也由唐平铸起草，或是参与起草。

唐平铸按时完成林彪的千字讲话稿，并且获得批准，讲话发表在8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时，驻人民日报“记者团”已经撤走，早先“中央工作组”的名称也不那么响亮硬气了，但大局面还是要支撑的。这次报道，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组”、原先不显山露水的鲁瑛负责指挥协调，事先安排文字和摄影记者在各个点到位，事后分段写出文字，最后统编成文，配照片发表。

这天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是吕相友，在天安门广场的摄影记者是王景仁。他们都拍下了值得研究的历史场面，其中8月19日《人民日报》1版上方两张大照片，都是吕相友拍摄的。毛泽东身着军服招手的单人照片广泛流传。 

对“首次检阅红卫兵”，鲁瑛对本文作者叙述说，1966年6月初从上海调到北京以后，他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中央工作组和报社“文革小组”的会议上，他兼任秘书，开会记录，整理会议纪要。他分工管记者部。他说：“这个分管主要是通过当时的记者部主任李千峰来落实。李千峰是蒙阴人，我们都是山东人，比较容易熟悉一些，以前我不认识他。” 

鲁瑛回忆说：

要检阅红卫兵了，所有的现场记者都归我调动。我也穿上了从部队借来的军装，上了天安门。

我记不清的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检阅，主席接见完了，从东边过来，西边下去，下天安门没有乘电梯，他是走下来的，一边走，看到他不认识或认不准的部队首长，他会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

来到我面前，主席也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鲁瑛。

主席说：“不认得。”

我说：我是从上海刚来的。

他“哦”了一声。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离得这样近，还说上了话。这样的机会，以后再也没有过。(引自2007年8月笔者对鲁瑛的访问记录)

鲁瑛的回忆倒是说明，在和毛泽东的关系上，他和前任吴冷西似有天壤之别。

1966年8月19日的《人民日报》1版版面，上方的两幅照片，均出自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吕相友之手

03

人民日报1版

头条新闻透露出什么

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大会和游行。但次日（8月19日）《人民日报》1版的报道标题上，并没有“大会”字样。这天报道的标题分5行，第二行是主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共庆什么呢？导语没有说明白。读内文可知大会和游行主旨是“庆祝‘文革’开始”。刊登林彪和周恩来讲话的版面上，都在“大会”之前加上了“群众”2字，可见这个场面也称“群众大会”。如此看来，1版主标题有文不达意之嫌，存在缺陷。后来，对这天的广场集会和游行，通常换称“第一次检阅红卫兵”。

《人民日报》刊登的“8·18检阅”头条新闻突出显示了中央领导人的重新组合——姓名顺序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结果排列，实际上公布了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改选的结果。副总理林彪的名字排列在总理周恩来之前，表明林彪成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领导人，但在这天的报道中还看不出他已是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1966年8月18日首次检阅红卫兵的场面。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景仁摄

头版头条新华社稿提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的活动，其他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只出现在名单中，排列依次为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虽然没有标明此时他们的具体职务，但对于多年来熟悉排名顺序的人们来说，这个排名与前不同，凸显了林彪，显示中央最高层有了极重要的变动。刘少奇的位置大大后移了。

04

引用毛泽东的话支持“红卫兵”，

林彪讲话包含

“三个要打倒”和“破四旧”，

周恩来表示将有“大串联”

《人民日报》8月19日第3版通讯《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直接写出他对“红卫兵”讲的话——毛主席高兴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通讯记述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周春晓的表现——他跳起来说：“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通讯署名人民日报“本报记者”。不知道具体执笔或统稿者是谁。 

通过副统帅林彪之口，讲出了“三个要打倒”和“破四旧”——“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还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

林彪讲话确定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和方向。该讲话在报纸上刊登出来的次日（8月20日），北京爆发大规模“红卫兵破四旧”行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文化破坏。 

周恩来讲话预告了将在全国开展的“红卫兵大串联”。他说：“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首都的同学，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好好接待客人。”

首次检阅红卫兵的报道，极大地推动了青年学生们的狂热造反激情，使局势朝着天下大乱的方向迈开了大步，红卫兵运动从此推向全国。这次百万人大会和对“红卫兵”的支持，也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话进一步推向极端。

对此的历史评价只能是负面的。

2025年11月29日

外一篇

如果说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布信号，启动“红卫兵运动”，那么这天的报道还没有完全实现预定任务。“红卫兵”从天安门城楼上呼啸而下，其冲击力量是当时的人们始料未及的，以致《人民日报》在19日当天来不及发出社论。

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1版版面

01

陈伯达给人民日报

写来大字报，

通知报纸将缩为4个版

陈伯达在8月19日通知报社说，他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是陈伯达用毛笔亲笔书写，而是由接到指示的人安排，由人民日报编辑挥毫蘸墨抄写贴将出来的，内容只有短短9个字：“犯错误的，要立功赎罪。”

随后是陈伯达的署名。大字报当天就贴出来了。

1966年8月26日印刷出来的陈伯达“大字报”

紧接着，陈伯达向人民日报“转述了毛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要改出4个版，要有短社论，有吸引人的不长的通讯，有短小的新闻。现在出这么多（版），谁看？搞文化大革命，报纸也要来个革命化。”

同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担任的中国记协书记职务被撤销。

02

8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

定格和排序“四个伟大”

8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是对前一天社论短缺的弥补，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4副词连用。而8月18日林彪讲话中只说“统帅”，陈伯达讲话中称“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将林彪和陈伯达加给毛泽东称谓合在一起，就是“四个伟大”了。

但是，怎么先后排列这“四个伟大”呢。

根据曾在“中央文革”担任过一段时间“组员”的穆欣回忆，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将“伟大的导师”放在最前面，主要是康生的功劳。在检阅红卫兵之后，他带着几本词典来到中央文革办公室，经过翻查、考究、推敲，认为应该把“伟大的导师”放在最前头。这就把“四个伟大”的排序定下来了。这样的排序在《人民日报》连续出现，看来毛泽东本人是认同的，而且对“导师”的提法最为认同。（见穆欣《劫后长忆》书稿第267页）

这样，8月20日的社论把“四个伟大”说全了，定格了，而且排列为标准的格式。

再看这篇社论，除了确定“四个伟大”及排序外，社论内文并无特别之处，没有理论阐述，主要是语言鼓舞，重点强调“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是领袖确定的“文革”方针。

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1版发表的社论，第一次在重要社论中说全“四个伟大”，排列定格

03

首阅红卫兵的跟随报道

定格“红卫兵形象”

首次检阅红卫兵中有一个突出情节，一个名叫宋彬彬的中学生女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标志性佩戴——红袖章。

《人民日报》8月19日1版刊登的新华社18日电讯没有写出献戴袖章者的名字，但将这个情节写入新闻，电讯写道：”“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    

1966年8月18日上午宋彬彬给毛泽东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时的照片。这张照片定格了红卫兵的形象

宋彬彬的名字首次被公众广泛知晓，缘于8月20日《光明日报》第2版刊登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尾署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要武（宋彬彬）”。

 8月21日《人民日报》在第2版同样位置转载了《光明日报》这篇约1400字的文章。

1966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2版同样位置上转载了《光明日报》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

文章主旨是：“我满怀激情，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我们伟大领袖的臂上。”

文中有领袖和作者的对话：

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文章作者对“彬彬”和“要武”这两个词汇作了诠释：“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通篇文章里并没有提及“宋彬彬”是否已经改名“要武”，但在文尾以作者署名方式表达清楚了。“要武”用作名字比较男性化，从“彬彬”到“要武”转意很大。 

 后来宋彬彬在多种场合表示，文章是光明日报记者（她曾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他是“实习记者”）代笔写的，发表前没有給她看过，没有征得她的同意。

到目前为此，没有见到光明日报对此事的文献或回忆文字记载。按照见报程序，这样一篇重点稿件上版，光靠一位“实习记者”（甚至是一位正式记者）动笔是不够的，其身后必须有逐级审签者。    

这篇文章由《光明日报》首发，《人民日报》转载是对原文的肯定，影响范围倍增。“宋要武”的名字出现后，北京许多中学和大学里殴打老师和“黑五类”学生的情况愈演愈烈。红卫兵以“要武”和“破四旧”为名，冲出校园在社会上打人抄家，在历史记载中留下恶名。 

1966年8月18日的天安门城楼一角。毛泽东扬起军帽致意，刘少奇跟在最后面，已经和前面的人拉开了距离。人民日报记者王景仁摄

04

保定“文革”拥戴者的小闹剧

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本报记者吕相友拍摄的毛主席左臂戴红卫兵袖章、高扬右手的大幅照片。刊出后即有保定的文革拥戴者声称，“这张照片有问题”，并宣告已经集中数百人，要进京找人民日报“算账”。报社得知消息后很紧张，马上跟保定有关部门联系，希望劝阻，让他们派若干代表来京见面即可。

一番联系产生效果，若干代表来京到人民日报接待室称，他们认为那张照片左下方有一只脚在踢主席的肚子。

负责接待的人松下一口气，解释说：那不是一只脚，是毛主席手里拿的帽子。

这些代表们很好打发，听了报社方的说辞就说，那就没事了，你们送一人一张照片吧。

这个要求容易满足，报社摄影组给一人送上一张照片。来自保定的代表得手，逛了一趟北京，心满意足地走了。

202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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