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空间与文化价值

姜浴清

“何以江南：空间、文化与价值”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上林对江南地区数十年的研究成果。

在城市地位上，上海称大上海、武汉称大武汉，其他城市很少称“大” 。

在文化联系上，江南文化与楚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上海，别称申，上海市境内的黄浦江，又称黄歇浦、春申江，简称申江，凡此种种称谓，无不与战国“四大君子”之一的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发生关联。

据《史记》记,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县”，后又在春申君的请求下改封其于“江东”。据后世学者考证，春申君后期封邑以今苏州为中心，今上海属于春申君后期领地“江东”范围。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也表明， 战国晚期今上海西南部地区皆为楚地，上海青浦等地就发现有楚国墓葬和文物。另据文献记载，春中君曾在其封邑范围内开背了多条人工运河，所以后人多认为今黄浦江也属于当时春申君黄歇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之一 ，黄浦江之名也因此面来。

总之，透过上海的简称和黄浦江的一系列别名，人们看到的是楚文化在上海这个当今中国最大城市胚胎形成中的基因作用。

刘玉堂主编:《楚脉千秋》

杏花春雨、小桥流水、桃红柳绿、白墙黛瓦、吴侬软语、烟波画船、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元夕观灯、中秋赏月、苏堤春晓莼鲈之思、灯影桨声、晴耕雨读......江南一词，无人不知。江南之美，无人不晓。但如果要问江南到底是指哪个地方、美在何处？很多人可能都会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

即使一个专家，经过多年研究，好不容易给江南下了一个定义，那也一定会有其他专家找出一大堆证据，证明这个定义不对或是不全面的。

今天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江南的“形”，即江南到底指哪些地方？二是江南的“体”，即江南的文化精神是什么？三是江南文化的“用”，即今天为什么还要传承发展江南文化？为大家提供有益参考。

一、《江南》：江南的空间认知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汉乐府《江南》)

采莲曲大家都熟悉，但是，在哪里采莲呢?

有说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也有说是长江中游的荆湘地区与下游的吴越地区。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一是采莲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白然风光和生活画面。二是它们都是根据江南的行政区划来推测的。因为长江中游的荆湘地区与下游的吴越地区，都曾是“江南”的一部分。

在现代京剧中，有两个经典唱段，江苏的阳澄湖和湖北的洪湖，都是带有鲜明的江南自然环境特点的鱼米之乡：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

沙家浜唱段

“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处野鸭和菱藕啊，秋收满畈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洪湖赤卫队》唱段

一切皆流皆变。无论是江南的地理环境，还是江南的区域文明，都无时不处在变化之中。相对于前者，后者要更加剧烈。其中，行政区划的兴废和变革，对“江南”空间边界的变化影响最大。

以唐代为例，“江南”的范围与“江南道”的设置密切相关。

“道”是唐代实施的行政区划概念，相当于今天的“省”。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大唐疆域分为十道，“江南道”为十道之一，下设苏州、润州（今镇江）、常州、湖州、杭州等51个州，具体范围是“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大致包括今天的浙、闽、赣、湘四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还有湖北、重庆长江以南的部分与贵州的东北部。

这个“江南”也表现在唐诗里。如岑参曾写过一首《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这里的“江南”就是指“江南道”，所以诗人一梦就到了湘江。此外，诗中的“洞房”又作“洞庭”，此说更符合唐代“江南”的范围。

但唐代的“江南道”并不稳定，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下辖19个州，主要包括今江苏省的苏南地区、上海、浙江、福建及安徽徽州(今黄山市)，抛开福建，其与明清时期的江南、今天的长三角很接近。

综合历史地理、区域经济、行政区划及文化研究等成果，大概可画出三张江南地图。

第一张是“江东”。它的空间范围是以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东北流向为边界线，涵盖了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因位于长江以东，故称“江东”。它的年代在“汉代以后，隋唐以前”，以公元229年东吴建国并迁都建业（今南京)为起点，以“六朝”为主休形态，形成了第一张具有政治中心和相对完整的行政区划体系的江南版图。

在这张江南地图的形成过程中，孙吴政权建都建业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它不仅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确立了延续数百年的政治中心，还构建了以“江东六郡”(吴郡、会稽郡、丹阳郡、豫章郡、庐陵郡、庐江郡）为主体形态的空间结构，极大促进了江东地区资源、要素的高水平集聚与整合，为后来的江南奠定了空间基石和主体框架。

第二张是“八府一州”。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包括环太湖经济区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 嘉兴、湖州八府和太仓州，它不仅继承了江东的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划，也使区域内的资源和要素更加紧密地集聚在太湖这颗江南明珠的周围，实现了江南地区从政治地理向经济地理的飞跃。

如果说“江东”的形成主要基于政治军事需要，那么“八府一州”则是因经济和商业活动而崛起的，与前者相比，后者的经齐联系更加全面，社会互动更加频繁，文化来往更加紧密，不仅自身形成了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和良好市场机制的城市共同体，也成为支撑明清两代的国家经济核心区。

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把“ 八府一州”看作是江南区域演化的成熟形态。

第三张是今日长三角。这张最新最美的江南地图，始于1843三上海开埠，历经了三个世纪的绘制和修订，如今已涵盖江苏、 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

其中有两个重要节点：

一是1860年太平军发兵苏州，上海取苏州成为近代江南中心，开启了古代江南的现代转型之路；

二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发布，安徽全境纳入长三角区，最终完成了当代江南的空间拼图过程。

在风云激荡的区域演化中，尽管当今的长三角与古代的“江”在很多方而都发生了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不仅“八府”仍是长三角的核心区，“三省一市”与“江东”也多有叠合今天的长三角就是古代江南的新形态，也完全可以把长三角称当代江南。

江南”是不是“长江以南”？

字面上看，“江”是长江，“江南”自然是拉于长江以南的区域。但实际上，既不是长江以南的地方都是“江南”，也不是以北的地方都不是“江南”。

扬州是不是江南城市？一种观点认为不是，主要依据是扬州位于长江北岸。另一种观点认为，扬州不仅是江南城市，在古代还是江南四大名城之一。前者表面上很有道理，但实则经不起推敲，它把“江南城市”望文生义地理解、等词于“在长江以南的城市”，这是典型的“地理决定论”，完全不了解“江南重的历史、地理、行政区划和文化联系。

从城市形态、交通方式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看，扬州与江南城市可谓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与苏州、杭州具有高度的“家族类似性”，而与中原城市、北方草原城市、西北边塞城市、西南少数民族城市明显不同。

所以说，扬州不仅是江南城市，而且是具有重要影响和代表性的江南城市。

江南不单是指一个地方，更是指一种区域文化。

江南文风盛行，优秀的读书人很多。江南白古多出文人才子。其中最知名的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和徐祯卿，他们也被称为“吴中四才子”。

扬州同样如此，以唐代为例，扬州就贡献了张若虚、萧颖士、李邕、上官仪等。

在《旧唐书》中有一条记载，“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这里已经把扬州的张若虚列为“吴越之士”了。此外，在初盛唐时，贺知章、张旭、包融与张若虚被称为“吴中四士”，“吴中”是古代江南的核心区，由此可知，当时的人们就把扬州看作是江南的一部分了。

二、《闲情偶记》:江南的文化精神

杏花春雨江南(虞集《风人松》)；

“铁马秋风塞北”(佚名)。

这副名联既真实反映了南北地理环境和风貌的差别，也概括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精神性格。

江南文化的内涵和层次尽管极为丰富，但在本质上可以概括为“诗性文化”，即一种以诗意栖居和审美生活为目标，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有机交融、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同等重要、现实与理想相得益彰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历史上看，这主要经历了文化起源、 精神觉醒和审美生活方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也可成为一个“美的历程”。

1，江南诗性文化的起源

康德有句名言：“只有人，才审美”。审美机能和艺术冲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其最早可追溯到5.8万年前，在西班牙南部曾发现尼安德特人绘制的1000多件“ 史前艺术作品”。但也有美学家不承认它们是“艺术”，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当时的“作者”是“原始人”，还不具备“人的情感和审美体验”，而没有人和人的情感，当然不会有艺术和美；二是这些“作品”主要承担着原始宗教功能，充满了功利目的和利害关系，本质上只是实用性的工具，与后世的文学、艺术等有天壤之别。

因此，先有了有情感机能和审美意识的人，才会有具有超功利性质的真正的美。就此而言，江南诗性文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良渚文明时期。中华文明以良渚古城为起点，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也同样萌芽于这一时期。这不是巧合，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在距今5000年上下，在中华文明的发轫期，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北到江苏北部、南至杭州湾、西到南京等地，不仅初步划定出了江南地区的核心范围，也首次露出了江南诗性文化的曙光。以这里的玉器、丝织品、城市遗址、稻作农业等为代表，不仅展示了不同于中原地区旱作农业的物质生产方式，也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实用理性体系的精神生产方式。

与中原地区盛行青铜文化不同，玉器文化是良渚文明的杰出代表。前者推崇面目狰狞、充满压抑感的“饕餮”图案，要传达的是宗教、政治、伦理对人性的压抑和规训，后者质地温良、线条流畅、风格和谐工整，充分彰显了“视觉上的形式美”和“精神上的愉悦感” 。

在良渚文明中，隐约反映出一种新的生产理念和生活方式，即人的生活和劳作，不仅要满足生活资料和种群繁衍的现实需求，也要具有感性享受、心灵愉悦和精神解放的审美属性。

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了吗?

新石器时代大部分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基本上是并立发展的，作为两大流域核心地带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 均发展起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相互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又各自独立发展，并且在龙山时代都发展到了初期文明阶段。

但这一局面到龙山末期时不复存在。龙山文化末期，长江流域出现了明显的文化中断现象，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了，下游地区儿乎变成片空白，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也中断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发现很少，似乎人类活动稀少，处于蛮荒状态。

(杨华主编:《长江文明研究》)

明清苏州玉作的良渚文化和美学基因：

良渚时代的玉器制作，已涵盖了切割、打磨、雕刻等工艺，工匠们还掌握了阴刻、浅浮雕等技法。明清时代的苏州玉器制作，传承发扬了良渚时期的工艺、形制、纹饰等，成为一个时代最高的工艺水平和审美标准。

有“玉雕圣手”之称的陆子冈，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子冈牌”。他的玉雕以刀法细腻、构思巧妙著称，同时还将印章、书法、绘画等元素融入作品之中，形成了以“空飘细” 为特点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琢玉技艺炉火纯青，浅浮雕富于立体感和层次感，镂空透雕富于灵动感和通透感，又善于以阴线刻划勾勒细节，曾被后世弟子奉为琢玉业的祖师爷。

2，江南诗性精神的觉醒

江南第一诗：“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 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

北国第一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

前者的意境是“美人靠”，后者的形象是“牧马人”。它们很能代表南北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在美学上则是“优美”与“崇高”的区别。但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相互依存和转化融合的内在关系。

早在良渚文明时期，江南文化的诗性功能与审美特征已初步显露。随着4000年前良文明的失落，江南诗性文化一度沉入暗夜，被遮蔽了数千年之久。如《汉书. 地理志》所说： “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与后来江南盛产的才子佳人、诗词文章，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内在联系。

江南诗性文化的再度出场， 是在激烈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充分吸收了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之后, 以“玄学”取代“儒学”为思想基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的自觉”和中华美学史上的“文的自觉”为人文标志，江南文化实现了从“好勇”向“尚文”、从“实用主义”向“审美主义”的转换，把良渚的审美基因发展到极致，不仅形成了江南诗性精神，同时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最高代表。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选取三个片段:

一是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

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 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

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 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

二是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

《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儿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

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有诗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王羲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三是晋人的“一往情深”

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世说》中《伤逝》一篇记述颇为动人。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日:“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诗性和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和内涵：

康熙皇帝有一句诗：“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示江南大小诸吏》）经济富裕、人才辈出，代表了人们对江南的认知。但如果仔细推敲，它们都不具备“最江南”的特征。一方面，与经济落后的区域相比，又称“鱼米之乡”的江南当然是富饶的，但后者却并非江南独有，如历史上的山东、河北，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巴蜀地区，都曾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富裕区。

另一方面，与文教落后的地区相比，江南当然是文人荟萃之地，但也不能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汉唐时期的中原，包括宋代以后的江西，它们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并不输于吴越。由此可知，经济富庶和人文荟萃，并没有概括出江南文化独一无二的本质特征。

关于江南文化精神，主要被归纳为务实、聪慧、崇文、尚艺、重商、重教、精致、开明、包容、开放、灵活、机敏等。但都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未能探骊得珠。以“务实”为例，江南人当然务实，但“务实”却非其独有。与西方的思辨哲学和宗教信仰不同，中华民族以实用理性著称于世，因此应把“ 务实”理解为中国人的普遍精神特点，况且其起源地在中原, 而非江南的原创。再比如开放，同样也不是江南所独有，在岭南、京津、巴蜀等区域，均可以举出足够的历史事实，证明其开放度绝不亚于江南。如元代北京，汉唐的长安、洛阳，北宋东京汴梁,其开放性一点也不弱于苏州、杭州。

3，江南审美生活方式的形成

如果要从正面去为江南文化找一种哲学基础，那么，再没有比李渔的《闲情偶寄》更适合充当读者的一个入门读物了。

《闲情偶寄》主要讲了两件事：一是哲学，二是技术。

在哲学上，北方文化的理念是“先质而后文”，一般的秩序是“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在北方人看来，人生最重要的是艰苦奋斗。即使你努力奋斗了，有了享受生活的条件，但也必须“偷着、掖着、藏着”。

但在李渔看来，不应该把事情搞得如此对立。比如他非常赞同女性创造条件打扮自己。富贵之家可以用名花，寒素之家也可在屋旁隙地“种树栽花，以备点缀云鬓之用”。而且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既悦妇人之心，复娱男子之目，便宜不宜多乎?”

在北方生活观念中，很容易把生活和艺术完全对立起来，尽量压低一切非实用性的审美消费开支，以使有限的生活资料获得更大的利用价值。与之相对，在江南诗性文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应该向艺术看齐，而不是为了生活而牺牲艺术需要。

以莫泊桑的《项链》为例：小公务员的妻子玛蒂尔德。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持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

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

李渔说吃蟹是“饮食中之痴情”。但由于经济拮据，为了每年秋天一饱口福，从春夏就开始储备“买命钱”。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反对红烧而要清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品尝到“至味”。

关键在于，你肯不肯在日常生活细节上动脑筋、花时间和下功夫。一碗普通的面，他也要反复实验，并发明了“五香面”和“八珍面”等。这种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极端重视，北方大汉必然觉得“没劲”或“没意思透了”。

工艺美术或技术美学思想，也体现在普通人的家常便饭上。

比如煮粥。

煮粥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火候不均”，结果必出现“上清下淀，如糊如膏”的“粥之大病”。

煮粥的第二个问题是“挹水无度”，许多粥煮不好的原因在于做饭人不懂得“粥水忌增”，即用水有定数，不能想加就加，否则不仅煮出来的粥不好喝，营养成分也流失了。李渔打比方说，“入水于粥，犹入水于酒也。水入而酒成糟粕，其味尚可咀乎?

如果说，由于肯在日常生活细节上下工夫，使江南人的审美感觉越来越精细和敏感，那么在只有衣食饱暖理想的北方人，则必然在审美趣味上出现严重的异化和退化，不再有关心实际生活之外事物的闲情和逸志。一般人都想着奋斗成功之后再坐下来享受，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一旦完全磨损了审美机能，最后必然是“恰似暴富儿，颇为用钱苦”。

这是古典江南生活对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启示。

以李渔《闲情偶寄》为最高代表的江南生活理念与日常实践方式，对当代人提高生活品质无疑是极为珍贵的精神资源。

三、《核舟记》:江南的人文经济价值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南的美，有口皆碑。但也一定会有人问，江南诗性文化好固然好，但在今天还有什么用？在初步解决了“江南在何处”和“江南美在何处” 之后，“江南文化有什么用”，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发达的地方，经济也繁荣，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现象。”同时指出：“苏州和杭州可以研究一下人文经济学。

江南文化的价值很多，今天重点谈一下江南文化中的人文经济价值。

在明末文人魏学洢的《核舟记》中，生动描写了“奇巧人”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的核雕技艺。凡是学过这篇课文的人，特别是读到“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时，多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发出叹为观止的感慨。这枚“芥子中见须弥”的核雕，只是江南优秀传统工艺的一个缩影。

这不只是一枚小小的核舟，而是深藏着江南人的生命和文化密码。马克思曾说，弥尔顿写诗是出于他春蚕吐丝般的天性。在江南人的生命基因和文化性格中，也蕴含着最适合从事艺术劳动和审美创造的禀赋和特质。

如马可·波罗曾说苏州人：“这里的人生性谨小慎微，他们只是从事工商业，并在这个方面确实表现出相当大的才能”。(《马可·波罗游记》)“谨小慎微”的天性，固然有其短处，但由于“注重细节”“生怕做不好”，也容易把任何一件手中的事情做到极致，培养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追求完美”的艺术家人格。这是古代江南人善于把普通的生产变成高级的创造，以及把各种传统工艺发展到尽善尽美的主要原因。

在《核舟记》中，可发现一个江南人文经济的基本原理。核雕是江南传统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古代江南人运用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实现“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缩影。

核雕取材于普通的日常日用之物，在经过人的巧妙构思和创作流程后，成为兼备实用性、艺术性和市场效益的“奇货”和“名牌”。如有“鬼工”之称的明末清初艺人杜士元所刻核舟，每枚都可卖到50两银子。(《履园丛话》)而当时一个普通农民的年收入不过三五两，以此可见其利润之丰厚。

在一枚果核从废弃物到艺术产品的升华过程中， 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物料的稀缺和昂贵，而是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勤劳、审美能力乃至于个人的天分，这与今天理想的文化产业可谓高度一致。

文化产业的基本原理在于：“以‘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为主体基础，文化产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形式或审美外观’的再生产，真正理想的文化产业决不是以投资数量、拆迁面积、空间规模以及项目收益来计算的， 恰恰相反,它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和社会已有的物质条件，通过最少的投资和最少的工程体量，主要是在对象的形式和外观上动脑筋、做文章” 0山此可知，以核雕为代表的传统江南工艺，展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理想模式。

书法家的故事。

在江南历史上，王叔远不是个别现象。在古人的笔记中，苏州是能工巧匠荟聚、大师从生的大本营，他们创造的苏式、苏工、苏器、 苏服、苏食等，代表了中国古代工艺最高的技术水准和美学境界，是“业精于勤”和“技近乎道”的生动实践。

如张岱说：“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

《陶庵梦忆》

古代苏州的手工业和手工艺，不仅有超功利的审美鉴赏价值，也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实现了艺术与市场、审美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完美融合。如王士性曾感慨说：“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壁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广志绎》）依托工艺精良、器物精美的生产和市场体系，苏州当之无愧地成为古代江南人文经济的高地。

进一步说，这并不限于苏州一城一地，而是古代江南城镇的普遍特征。如马正林先生说：“自从两宋时代我国经济重心南移以后，江、浙一带不仅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也是文化最先进的所在，无论在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都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譬如苏州的刺绣、杭州的织锦和嘉定的竹刻、无锡的泥人等都大放异彩，在我国工艺美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中国运河历史地理》) 事实也是如此。

自唐代以来，以苏杭为中心，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国潮”和“ 江南潮”，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持续引领着美学的潮流

江南诗性文化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影响广泛、创新能力强，是古代勤劳聪慧的江南人民留给我们的一笔厚重文化遗产，深入究江南区域文明基因和特性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价航、地方特色的文化座标提出来、展示出来，为长三角准区高所量一体化发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厚涵养，江南文化有很多事情要做，让我们一起来为之探索和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