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塬传承》小说，人民公社部分文学评论

碧海蓝天

泥土里的史诗，烟火中的传承

一、叙事锚点：“一头沉”家庭的命运镜像与时代缩影

“一头沉”，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乡村特有的家庭形态——丈夫长期在外工作，妻子独自承担家中生产、育儿、持家的全部重担，家庭的“完整”只能在遥远的思念与短暂的团聚中得以实现。孙晓军以李德厚、田碧玉的家庭为核心叙事锚点，并非偶然选择，而是精准抓住了这一时代家庭结构的典型性，让个体家庭的悲欢，成为折射社会变迁、制度演进的最佳棱镜。

李德厚的人生轨迹，是一代基层建设者的漂泊史与乡愁史。1946年参加高家游击队，1949年因作战失利辗转陇东省怀县，在邮电系统扎根33年，从青年到暮年，他的一生都在“坚守岗位”与“思念家乡”的撕扯中度过。作为邮电所的后勤管理者，他兢兢业业，为同事张罗伙食、打理杂务，用忙碌冲淡孤独；作为丈夫与父亲，他三十年如一日与家人分居，病时无人端水，夜时无人相伴，“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执念，最终让他在1982年选择放弃子女接班的“时代红利”，提前离岗归乡。李德厚的抉择，是对“一头沉”家庭形态的终极告别，更是对“家”这一精神归宿的本能追寻。他的漂泊与归来，不仅写尽了一代异地职工的生存困境，更暗合了人民公社末期，个体意识从“集体本位”向“家庭本位”回归的时代趋势。

田碧玉，则是“一头沉”家庭中女性力量的集大成者，也是全书最具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从青年到中年，她独自扛起孙村的家庭重担：人民公社初期，她在生产队挣工分、纳鞋底、操持家务；为供子女读书，她与刘紫英联手接下无人敢干的放羊活，冒暴雨、顶冰雹，在悬崖边死里逃生，用一年辛劳让羊群新增63只羊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时，她借钱买窑洞、买毛驴，为家庭经营土地打下根基。田碧玉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农村女性最核心的品质——坚韧、务实、隐忍、聪慧。她不懂高深的政策理论，却能敏锐捕捉时代的变化；她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却从未向生活低头；她为子女谋划未来，为家庭守护烟火，更在与乡邻的相处中坚守善意。孙晓军没有将田碧玉塑造成“苦情符号”，而是写出了她的成长与蜕变：从被动承受苦难的农村妇女，到主动把握命运的家庭经营者，她的人生轨迹，正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生动写照。

李德厚与田碧玉的“一头沉”家庭，串联起李晓东、李晓西、李晓北三代人的成长。李晓东作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他的求学路与返乡从教的抉择，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注脚；李晓西的初中生活、运动会上的奔跑、学习上的天赋，书写了乡村少年的青春昂扬；李晓北的懵懂天真，则为苦难的岁月增添了一抹温情。三代人的命运交织，让“一头沉”的家庭，成为了一部微型的时代史——从人民公社的集体化生产，到恢复高考的教育复兴，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浪潮，每一个时代节点，都在这个家庭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二、群像塑造：乡村社会的“众生相”与伦理肌理

如果说李德厚、田碧玉一家是《豳塬传承》的“主线”，那么孙村的乡邻与基层干部群像，便是这部作品的“血肉”。孙晓军以彬州豳塬的乡土生活为底色，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立体的乡村“众生相”，既写出了个体的独特性，也还原了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社会的伦理肌理与人际关系。

乡邻群像的塑造，核心是“守望相助”的乡土伦理。刘紫英与田碧玉，是相伴一生的挚友与伙伴。她们联手放羊，共抗风雨；她们相互扶持，分担生活的重担；刘紫英培养出高考状元李建魁，田碧玉供出大学生李晓东，两人的奋斗相互映照，成为乡村女性“知识兴家”的典范。李双虎、王阿玲夫妇，李小海、李拴柱等乡邻，构成了孙村最朴素的邻里关系：田碧玉家有难事，众人七手八脚帮忙卸煤；生产队分牲口、分土地时，乡邻之间既有利益的考量，更有彼此的体谅。孙晓军没有回避乡村社会的“小矛盾”“小纠葛”——比如分窑洞时的分歧，放羊活的“眼红”，但这些细微的冲突，反而让乡村群像更显真实。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框架下，“集体主义”不仅是制度要求，更内化为乡邻之间的生存法则：大家一起上工、一起劳动、一起面对苦难，这种“抱团取暖”的乡土伦理，成为了苦难岁月里最温暖的底色。

基层干部群像的塑造，则呈现出人民公社时期基层治理的真实面貌。老队长李天明，是“经验型”干部的代表。他抽着旱烟袋，用“提工分、分羊羔”的务实办法，破解了放羊活无人接手的难题；他深知社员的诉求，既坚守集体原则，也懂得灵活变通。现任队长李建儒，则是“转型型”干部的缩影。他面对羊群减产的困境时焦虑万分，面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时积极落实，在“集体解体”的时代节点，他既留恋集体岁月的温情，也明白改革的必然。孙晓军没有将基层干部塑造成“脸谱化”的形象——既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恶意贬低。他们有私心，有困惑，有坚守，更有担当；他们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社员的“主心骨”，他们的工作与抉择，折射出人民公社时期基层治理从“行政命令”向“协商共治”过渡的演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孙晓军的群像塑造，始终扎根于彬州豳塬的地域文化。秦腔、窑洞、高粱饸饹、麦饭、放羊习俗、农耕礼仪，这些地域符号融入人物的言行举止之中：田富平凿完窑洞后唱秦腔的骄傲，田碧玉用苜蓿做家常菜的娴熟，乡邻之间用“搭把手”表达善意的方式，都让这些人物摆脱了“通用化”的乡土形象，成为“豳塬大地上独有的生命”。这种地域化的塑造，让《豳塬传承》的群像具有了不可复制的文学价值，也让彬州的乡土文化，通过文字得以传承。

三、历史书写：人民公社的“客观镜像”与理性反思

作为“人民公社”卷，《豳塬传承》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对人民公社这一历史阶段的“客观书写”与“理性反思”。孙晓军没有陷入“非黑即白”的历史评判，而是以“在场者”的视角，既写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历史局限，也肯定了其历史价值；既记录了农民的苦难与困顿，也书写了他们的奋斗与坚守，这种“辩证的历史观”，让作品拥有了超越时代的思想深度。

作品首先真实呈现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历史局限”。“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导致“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现象：两个放羊男劳力偷懒耍滑，让羊群从182只减少到148只；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中，“队长不细化任务，社员就把一天活干成三天”。这种生产关系，最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物资的匮乏、生活的清贫，也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真实写照：孙村小学的窗户糊着报纸，学生们带着罐头瓶火炉取暖；田碧玉一家为了买窑洞和毛驴，需要借钱、卖鸡蛋才能凑齐钱款；农民们盼着过年分点羊肉，却因羊群减产而落空。这些细节，没有刻意渲染苦难，却让读者清晰地看到，“集体化生产”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的问题，也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埋下了伏笔。

更难得的是，孙晓军没有否定人民公社的“历史价值”。在作品的结尾，作者借田碧玉的视角，对人民公社时代做出了公允的总结：这一时期，“农业学大寨让土地得到改良，水利工程取得新进展”；“孩子上学是义务教育，没有辅导班和培训班，半天上学，半天玩耍”；“医疗下放到大队，大队有村医，看病花很小钱，就能治好”；更重要的是，“集体主义至上，人们以生产队为核心，相互帮助、协作、鼓励和扶持，邻里关系极为和谐融洽”。这种“不美化、不苛责”的书写，让人民公社的历史形象变得立体而完整：它既是一段“缺衣少食”的苦难岁月，也是一段“集体互助”的温暖岁月；它是中国农村对“土地公有制”的伟大尝试，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文学表达：现实主义的坚守与地域化的创新

《豳塬传承》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的深度与历史的厚度，更在于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守，以及地域化文学表达的创新。孙晓军作为彬州籍作家，将“豳塬文化”融入文学创作的肌理，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让这部作品成为“陕西乡土文学”谱系中的重要补充。

在叙事风格上，作品坚守“朴素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孙晓军摒弃了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情节、刻意的煽情，以“白描”为主要手法，用最朴素的文字，还原生活的本貌。写豳塬的寒冬，“北风跟扯破了嗓子似的吼了几天，跟着就飘起了大雪，一下就是两天两夜”；写田碧玉放羊的艰辛，“雨水打湿了眼睛，眼睛几乎睁不开。她抓起地上的树枝就去赶羊，脚下忽然一滑，整个人顺着坡滚了下去”；写乡邻的互助，“众人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把车上煤担到了后院柴棚，把车上的东西都搬进了堂屋”。这些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充满了画面感与感染力，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践行的，“用朴素的文字，写平凡的人，讲平凡的事”。这种“朴素性”，让作品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生活高度契合，也让读者能够迅速进入故事，产生情感共鸣。

在结构安排上，作品采用“章回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方式，脉络清晰，层次分明。75章的内容，以时间为轴线，从1982年的“返乡”开篇，回溯人民公社的岁月，再到1982年的“分队”收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闭环”。每一章都有明确的核心事件——《取暖》写乡村少年的求学温情，《放羊》写女性的奋斗与担当，《短跑》写教育复兴与青年成长，《离岗》写个体的抉择与乡愁，《分队》写时代的转型与告别。这种“以事串人、以人写史”的结构，让30.4万字的篇幅，既宏大又细腻，既完整又紧凑，避免了长篇小说常见的“结构松散”问题。

在地域化表达上，作品将“豳塬文化”做到了“融于骨髓”。孙晓军没有将地域文化作为“装饰性符号”，而是将其融入叙事的方方面面：地域地理上，豳塬的塬面、沟壑、窑洞、泾河，构成了故事的物理空间；地域民俗上，贴春联、纳鞋底、放羊、秋收、分牲口的抓阄习俗，成为了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语言上，“白雨”“硷地”“搭把手”“磨洋工”等彬州方言，让人物的对话更显真实；地域精神上，豳地先民“公刘教民稼穑”的农耕传统，融入了田碧玉、刘紫英等农民的血脉之中。这种地域化的表达，让《豳塬传承》跳出了“通用乡土小说”的框架，成为了“彬州的，也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它既书写了豳塬大地的独特性，也写出了中国农村的普遍性；既传承了彬州的地域文化，也丰富了陕西乡土文学的版图。

此外，作品的“作者有话说”，成为了文学表达的重要补充。开篇的“创作初心”，中段对田富平的致敬，结尾的“创作总结”，三者形成了“创作—叙事—反思”的完整闭环。这些文字，不是“多余的附言”，而是作品精神内核的直接表达，让作者的“历史观”“价值观”得以清晰呈现，也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创作意图。

五、结语：“传承”的内核与文学的使命

《豳塬传承》“人民公社”卷的价值，最终落脚在“传承”二字之上。孙晓军在作品中所书写的“传承”，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级、多维度的：它是土地的传承，从入社时的集体所有，到分队时的家庭承包，土地始终是豳塬人赖以生存的根基；它是家风的传承，田富平的奉献、田碧玉的坚韧、李德厚的坚守，通过血脉传递给李晓东、李晓西一代；它是乡土伦理的传承，乡邻之间的守望相助、基层干部的担当尽责，跨越了制度的变迁，成为豳塬大地的精神底色；它更是时代精神的传承，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奋斗”，到改革开放后的“自主拼搏”，中国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向善向美”的精神品质，始终未曾改变。

作为彬州籍作家，孙晓军用《豳塬传承》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使命：为父辈立传，为故土留痕，为时代存真。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人民公社时期豳塬乡村生活的“文学存档”，更是对中国农民精神的“深情礼赞”。在当下，乡土文学面临着“脱离现实”“地域弱化”的困境，《豳塬传承》的出现，无疑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它证明，乡土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扎根土地、书写人民、敬畏历史”；在于用朴素的文字，记录平凡人的命运，书写时代的变迁；在于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现实主义的坚守中实现创新。

孙晓军在作品中写道：“愿翻开这页的你，能读出共鸣与滋味。”当我们翻开《豳塬传承》，读到的不仅是李德厚、田碧玉一家的苦难与奋斗，不仅是孙村乡邻的悲欢与温暖，更是我们父辈的一生，是中国农村的一段历史，是藏在泥土里的史诗，是融在烟火中的传承。而这份“传承”，必将跨越时光，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让《豳塬传承》这部作品，拥有了穿越时代、永远流传的文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