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嗓门

任保国

任保国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说话大嗓门成了习性。在北京当兵那会儿，当营教导员给几百号人作报告不用麦克风，声音从头排到尾座全覆盖。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用大嗓门说话，因时因地自觉设限，到政府机关办事，跟领导汇报工作，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压低嗓音，轻声细语，方显自已有文化，有修养。

凡是伪装的都是假的。到了上海女儿家，自然豪无顾忌，说话还是高声敞亮的，遇到小孙女不听话狂吼怒叫。隔别邻居王奶奶对我女儿说，没见你家老爷子，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来你这儿了。女儿善意地提醒我，平日说话声音小点儿，免得人家小瞧你。

大嗓门，是农民的本质，它是与大自然对话中孕育的，说话大嗓门无论中听不中听，它的基因是纯正优质的。常听一些城里朋友说，你们农村人，嗓门太高，叫一声，恨不得十几里之外都听得见。有时站在你们旁边说话，耳朵都被刺得生疼。每当这时，我总会用带些骄傲的语气回一句：“对，就是这样，刺耳朵的声音。”农村和城市不一样，打心里来说，农村人也不愿意一样。城市里说话要压低声音，电梯里、走廊上、餐桌前，处处都得提着气，仿佛声音一高，就会惊扰了什么似的。可在农村，广袤的田野和开阔的天空，给了我们一副天生的大嗓门。这份天赐的宝贝，没人愿意丢弃“挺好的，亮堂！”

大嗓门，是农村人在与大自然打交道过程中养成的习惯。更是率真性格的典型标志。挑担子的号子声：“嗨呦”或“唉嗨”。扁担颤悠时发出的短促有力的气息声，用来统一步调、缓解压力。拉纤的号子声：“嗨——唑”或“嘿——拉”。节奏感极强，由纤头领喊、众纤夫齐和，对抗激流时沉闷而苍凉。用牛耕地的号子声：“哞——叱”或“哇——犁”。催牛快走会发出短促的“哧哧”声。这些号子都源于劳动，是人与自然对话的方式。

我时常在琢磨渐渐明白，这嗓门的大小，还是由土地的距离决定的。在乡下，天地是宽的，人心也是敞亮的。站在田埂这头，要跟那头的人说话，不用喊的，风就把声音吹散了。非得起高腔，用足底气，才能把那意思，囫囵个儿地送过去。这声音里，有对抗天地的豪气，也有与人相亲的热气。而在城里，人与人的距离，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再大的心事，也只能用低语来传递了。这大约是一种文明的、精致的活法，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精致的底下，少了些叫人踏实的、热腾腾的东西。

广袤的环境给了农村人大嗓门，这嗓门里藏有最藏不住的情分。小时候，奶奶的笑声总是最响的。有同学来家里玩，我们正在屋里说说笑笑，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声音，很响，就像开到最大功率的音响在嘶吼，生生刺进耳朵里。同学微微皱起眉：“什么声音这么吵？”我不好意思地挤出一个微笑：“是我奶奶在笑啦。”随即跑出门，压低声音对奶奶发牢骚：“小声点，很烦人。”奶奶不解地看着我：“为什么？我笑我的，我开心便好，装什么？又不是在演戏。”不知怎的，竟被奶奶这句简短的话噎住了，有些哽咽。回到屋里，和同学的交谈继续着，奶奶的笑声也继续着。那份情，暖了心窝。是啊，有些事，何必怕人知晓？有些话，何必怕人听到？大声一点，分享自己的心思，分享自己的朴实，分享自己的热爱，让对方听到这有什么不好呢？

还记得，傍晚时分，村头常传来这样的声音：“老婆子，我回来了！”远远的，从黑暗那头传来一丝声响，似一把利剑，穿透密密匝匝的房屋、人群，在焦急盼夫归的妇女耳畔缠绕。妇女脸上闪过一丝欣喜，随后又恰当地收住，回一句：“诶！知道了！”声波在湿寒的空气里优雅地打个转，旋即转向黑暗的那头。夜都被这呼应惊住了，那嘹亮的声响里，是嘹亮的思念，嘹亮的爱，嘹亮了整个夜。

农村人用大嗓门说话，用大嗓门笑，用大嗓门喊村那头的亲人回家吃饭。这嗓门里，装的是广袤天地给的敞亮，装的是邻里乡亲的热络，装的是一辈子都改不了的——真心。这大嗓门里，哪里只是声音呢？分明是这土地的灵魂，是庄稼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最朴素的生命的呐喊。它粗糙，它不雅，可它真实，它有力，它能把人与土地、人与人，牢牢地捆在一起，是人世间最美最响亮的声音。

2026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