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方砚拾零（36）/“一束莲”纹金星思砚

汪海

名称：“一束莲”纹金星思砚
年代：晚清民国
产地：思州（今贵州黔东南岑巩县）
规格：23.5 x15.5 x1.2厘米
说明：这是一方“一束莲”纹贵州思砚，成砚年代大约在晚清民国时期。其砚料较薄，石质细腻黛青，内含金星。其中一粒较大金星雕在盛开荷花之心，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突出了思砚作为金星砚的特色。
　　“一束莲”是明清以来流行的传统纹饰，广泛应用在瓷器、木雕和各类石雕上。有“清正廉洁”寓意，故运用在砚雕上，有告诫读书人考取功名后要“为政清廉”的含义。
思砚，又称金星石砚、思州砚，是贵州岑巩县特产的传统名砚，历史悠久。思州石砚以岑巩县星石潭所产金星石为材，取石需深水技艺与精工雕琢。砚体通体漆亮，图案多取天然金星石雕就，涵盖动物、植物、山水等题材，结构严谨而造型多样。

　　关于思州石砚的历史，有多种说法，集中体现在岑巩县文联主席、县志办主任黄透松《思州石砚》（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一书中，有上古季仲所用说、晋王羲之用砚说、唐天宝年间说、宋苏东坡视之“珙壁”说、南宋说等等，但都缺乏科学认证和文献佐证，可能是出于对家乡砚的感情，牵强附会成分偏多。
　　岑巩县古属思州治地，古代思州为蛮夷之地，汉、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把思州划为"五溪蛮"地区，俗称"蛮溪"，唐代还设置过"蛮州"，故思砚又称蛮溪砚。 思州在唐代即有建制，比建于明朝的贵州省要早数百年，故有“先有思州，后有贵州”的说法。但元代之前，包括思州在内的贵州地区，多为羁縻之域，尚有游离于羁縻之外的“蛮夷区”，一直当地少数民族土司统治，山高皇帝远，汉文化传播影响非常小。客观上，上古，唐宋元都没有就地取材成规模生产石砚的需求。
　　不过，思州土司在元朝走向分裂，在明朝永乐年间内斗不止，被永乐皇帝平定。此后，永乐帝将思州土地和贵州宣慰司、都匀府等地合并，建立了贵州布政使司，也就是贵州省。明初朝庭就在贵州设置卫所，贵州大部分疆土被纳入明王朝直接管理之下。在此基础上，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省，从此结束以羁縻统治的主流历史。正是明初开始的卫所制度，促进了汉文化在贵州广泛传播，并造就了今天贵州多元文化并存的基础。卫所逐渐向州县系统演进，卫所城址逐渐由军事功能转变为兼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城镇；卫学教育开启民智，推行教化，逐渐形成了贵州的文化区域中心，如贵阳、安顺、思州、都匀等；卫所移民的持续输入而形成外来官员知识分子队伍及军户群体，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人一道参与边疆开拓，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共生的形态。不可否认，这其中汉文化逐渐成为官方，带主流性质的文化。　　
　　有明一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学校教育，视其为治理天下的善策之一。明代为解决庞大移民群体的教育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教化，官方先后在贵州设置22所卫学，成为全国卫学最多的地方。教育的普及，偃武修文风潮兴起，使贵州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明代贵州地区共出进士76名，其中思州府3人。从进士与人口的比率看，思州排第五；从进士分布的地理密度（人/万平方公里），仅次贵阳，排第二，故被视为教育发达区。
从贵州社会文化史的演变，汉文化在贵州的普及进程，以及思州在其中地位看，我推断，思砚在明代产生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与影响，有着合理的社会文化基础。明代万历年间的《贵州通志》也证明了这一点。
　　明代万历年间许一德、王来贤、陈尚象纂修《贵州通志》：“砚池塘，治东八里，塘中有金银星石，可为砚。”这是我们目前找到的关于思砚最早的文献记载。因此，我们可确认思砚的历史不晚于明万历年间。
清代康熙年间思州知府蒋深编写的《思州府志·区域山川》中载：“星石潭，府上东七里，产石间有金星者，坚润，可琢为砚。”
　　清代大学者檀萃，安徽望江县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生平宦游于黔粤滇三地，尤为注重采辑舆地方志，记叙风俗，著作等身。他有部《楚庭稗珠录》，其中“黔囊”部分记录有思砚，并详细描述了思砚砚石取于深潭中之艰难和成砚后夺目。“金星石，出思州之星石潭中，水涌涡旋，湾环黯黑芒，逮于潭底，星光灿烂，倒影反射，洞壁通明，必善没者，腰斧凿而下，与泪俱入……出而琢之……精光内发，如浓云郁兴，中露电影，一线倏焱闪烁，若有若无，此真金星也！”
　　其后，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地方史志和文献中陆续有大量关于思砚的记载。据上世纪三十年代《岑巩县政府施政报告》载：“特产：金星石砚，500块，销黔湘各省，每块值洋1–2元。”1942年《岑巩县乡土史·物产》中记录最为详细：“金星石砚为本县特产，其石产于城东八里沙帽山麓龙洞河之星石潭内，色黑而质坚致，用以制砚，就其所含之金纹或星颗，刻成种种动植物山水形状，非常雅观，易下墨而不粗，所盛墨汁，耐久不干，洵称文房珍品，因是远近驰名，外地文人学士之游岑者，无不各手一方！现任教员程云、聂宝善精制此砚，其他制造工人有王伯麟、周金鼎二人，第以程云所制者维妙维肖，古雅特出。城区中心学亦利用劳作时间教授学生制作。” 　
　　根据所见相关史料，进入民国以后是思砚普及和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与这一时期岑巩乃至贵州的经济发展、交通通讯的改善、特别是教育文化兴起有很大关系。民国以后思砚发展史上相继出现了聂宝善、程云、周金鼎和王伯麟四位有影响的制砚名师。其中聂宝善可称四大名师之首，最具代表性。聂宝善（1877–1964），思旸当地人，先后就读思阳书院和省立农林中学堂。民国元年投身教育，先后担任过县高等小学、女校、标准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和县实业局局长，1949年后还受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其雕刻的“青草池塘处处蛙”砚崭露头角，名满思州。民国十九年（1930）其“喜鹊闹梅”等一批代表作品参加贵州省实业展览会，荣获甲等奖章，声名远播。民国二十二年（1933）聂宝善在岑巩中学凤尾山开办砚雕平民工厂（思州石砚厂前身），招学徒20余人，亲自传授给技艺，带动思砚发展。正是因为有像聂宝善先生这样一些有文化、有艺术修养、有影响人物的参与，才使砚雕这项过去由底层工匠完成的传统手工技艺，无论在艺术水平，还是影响力方面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达官显贵知识分子内迁西南，也使砚的需求量大幅增长，客观上推动了包括思砚在内的许多西南小砚种的发展。但到了民国末年，随着经济萧条和自来水笔等新书写工具的普及，思砚曾一度陷入末路。贵州解放前夕，岑巩只有三户从事思砚小规模生产。
梳理思砚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文献资料，我认为：思砚始于明、兴于清，盛于民国，而衰于建国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曾有过短暂复兴。目前虽列入非遗传承项目，但与许多地方砚种一样，生产销售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