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年味儿

炎

            小时候的年味儿
                        王炎
     腊月的风是带着刀子的，刮在脸上生疼，可胡同里的孩子们却不躲。穿得像圆滚滚的棉花包，鼻尖冻得通红，呼出的白气一缕缕散开，嘴里却数着墙上的日历——还有五天，三天，一天，就要过年了。

     那时候的年，是攥在手心的期待。平时饭桌上见不到荤腥，顿顿是玉米碴子就咸菜，偶尔炒个鸡蛋，母亲也会把蛋黄全拨给我们，自己嚼着蛋白说“不爱吃腥”。可一进腊月，空气里就飘起不一样的味道：东家的窗台上晒出了冻梨，黑黢黢的像块石头，却藏着一兜子甜水；西家的屋檐下挂着腊肉，油星子顺着麻绳往下滴，在地上结出小小的冰珠。大人们路过时总会互相问：“肉买了多少？”“糖块备够了没？”眼里的光，比灶膛里的火还亮。

     最让人心跳的是赶年集。父亲会揣着一年攒下的几张皱巴巴的钱，牵着我的小手往镇上走。北风卷着雪沫子打在脸上，我却攥着父亲的衣角跑在前头，眼睛不够用似的扫过摊位：红彤彤的春联在风里招展，摊主用毛笔蘸着金粉写“福”字，墨香混着墨汁的寒气钻进鼻子；糖块摊前堆着玻璃罐，橘子味的、水果味的，裹着透明的糖纸，在阳光下闪得人睁不开眼。父亲总会咬咬牙，称上二两水果糖，摊主用牛皮纸包成三角包，递过来时还会多塞两颗：“给孩儿们解馋。”我捏着那包糖，一路都不敢松手，到家就藏进枕头底下，夜里能闻着甜味儿睡着。

    年三十的下午，村里就热闹起来。母亲们系着围裙在灶台前转，蒸馒头的白汽从烟囱里冒出来，在蓝天下连成一片云；父亲们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的声音“咚咚”响，和着远处零星的鞭炮声，像在敲年的鼓点。我家的年夜饭不算丰盛，却比平时多出好几个菜：一碗红烧肉，肥油亮晶晶的，母亲会把瘦的挑给我们；一盘炸丸子，萝卜丝拌着面粉，刚出锅时烫得直跺脚，也非要塞嘴里；最金贵的是那盘炒花生，平时只有来客人才肯端出来，过年时却能敞开吃，壳子吐在地上，像铺了层碎金子。

     孩子们是等不到天黑的。刚换上新衣服就往外跑——新衣大多是母亲用剩布拼的，袖口还缝着补丁，可穿在身上，比什么都体面。兜里揣着糖块和瓜子，手里拎着父亲做的灯笼：罐头瓶里点根蜡烛，外面糊着红纸，提在手里一晃一晃的，光在雪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我们排着队挨家拜年，推开门就喊“过年好”，主人家笑着往兜里塞花生，有的还会给一分两分的压岁钱。男孩们更野，兜里揣着“二踢脚”，找个没人的墙角，捂着耳朵点燃引线，“啪”的一声炸响，惊得远处的狗汪汪叫，他们却笑着跑开，棉袄上沾着雪也不顾。

     守岁是最熬人的，也是最甜的。一家人围着炉子坐，母亲看着添柴，父亲盘腿坐在炕上，我们趴在炕桌上磕瓜子，听父亲讲过去的年。墙上的挂钟滴答响，快到十二点时，父亲会找出那挂攒了很久的小鞭炮，在院里摆成一圈。等钟敲过十二下，他就点燃香，颤巍巍地去引引线。“噼里啪啦”的响声炸开时，我们捂着耳朵蹦跳，看火星子在黑夜里溅开，像撒了把星星。母亲早把饺子下锅了，白胖的饺子在锅里翻涌，捞上来咬一口，若是吃到包着硬币的，能高兴得跳起来——那是来年要发财的兆头。

     天亮后，雪地上满是鞭炮碎屑，红的、绿的，像铺了层花地毯。孩子们又聚到一起，比谁的压岁钱多，比谁的新衣好看，嘴里的糖块化了，甜味儿却能甜一整天。

    小时候的年就是盼头儿，是孩子们存攒了一年的“梦”，“梦”实现了，欢笑着，热闹着，也甜到骨头里。

    后来长大了，成家了，生活条件好了，走进了城市，搬进了楼房，过年时暖气烧得足，穿件腄衣便可以；外面也没有小时候天寒的冻，出门也不用穿小大棉袄、二棉裤了，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超市里的年货堆成山，糖果点心花样翻新，却再也吃不出当年那二两水果糖的甜；鞭炮不让放了，夜里安安静静的，听不到那“噼里啪啦”的热闹；孩子们抱着手机玩游戏，不再拎着灯笼拜年，兜里也不再揣着瓜子花生。再也没有小时候的年味十足了。

      每当腊月的风吹起来，我还是会想起小时候的年：冻得通红的鼻尖，枕头底下的糖纸，院子里炸开的鞭炮，还有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那时候的年，冷得清冽，却热得滚烫，像冻梨咬开时那口甜水，藏在冰壳里，却能暖透整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