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我1970至1975年在本村小学读书，学制是五年半，母校是一所典型的“戴帽子小学”——普通村小只办到五年级，我们学校除一至五年级外，还附设初中一、二年级，那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小学期间，我还赶上了一个特殊的“过渡学期”：原本都是寒假后升年级，读到四年级（1973—1974学年）时，学制调整为暑假升级，为了衔接新学制，我们多读了一个学期，就这样，我的小学整整读了五年半。</p><p class="ql-block">学校的条件极为简陋：教室是土墙草顶，窗户又小又不规则，有的是三角形，有的是小方窗，中间插两根柳棍分隔；冬天一到，就蒙上塑料布挡风，室内采光差、通风不畅，昏暗又憋闷。黑板是在水泥墙面上刷黑漆做成，没有黑板擦，就用抹布凑合。课桌是土坯垒成，上面铺一层柴草再抹泥；凳子也全是土坯砌的，坐上去冰凉坚硬。</p><p class="ql-block">那是文革时期，校园里刮着“反潮流”的风，宣扬学习张铁生“交白卷”，考试多是开卷。我至今记得一次期末考试，题目全是书本上的例题，即便开卷可翻书，我们很多人还是做不出来，连抄都找不到地方。</p><p class="ql-block">学校大搞勤工俭学，最常做的就是拾大粪上缴。数九寒天，我们挎着粪箕，天不亮就去野外拾粪；实在捡不到，就悄悄去生产队牛棚、村民家粪坑“凑数”。那时冬天农村兴“扒大河”，民工早起常在野外随地大便，我们就揣着废纸守在旁边，等人方便完递上纸，只为等一筐新鲜粪肥。每天上学，教室外墙边都摆着一排粪箕，臭气熏天。除了拾粪，我们还割牛草、去生产队拾棉花、割草，劳动成了日常功课。</p><p class="ql-block">那时，小学生叫“红小兵”，中学生叫“红卫兵”，后来才分别改成少年先锋队、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格外崇拜解放军，人人向往黄军帽、黄军装。上学时，我们除了挎书包，还背着装《毛主席语录》的红布包；腰间扎着武装带，别着自制的木手榴弹、木手枪，肩上扛着红缨枪，一路唱着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觉得威风凛凛。</p><p class="ql-block">1975年我小学毕业，直接升入本校初中部，此时已是文革晚期，社会风气渐渐好转，“读书无用”“知识反动”的论调被否定。1976年文革最后一年，初中升高中开始恢复考试，高考也即将重启，我便铆足劲认真读书。等到1977年升入高一，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并以后从班里到年级，一直名列前茅。</p><p class="ql-block">2026年2月22日11:00</p><p class="ql-block">于苏州叶家弄</p><p class="ql-block">这段文字满是岁月沉淀的真实感，读着特别有味道。</p> <p class="ql-block">作者：文水木</p><p class="ql-block">职业：医生</p><p class="ql-block">爱好：旅游、文学、摄影……，偶尔会写一些豆腐块，自娱自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