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的奋斗》笔记

左岸

第二十三章 民国政府：挑战重重的十年，1928—1937

从1928年北伐战争的胜利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受到内部纷争和外来入侵的困扰，几乎没有一天享受到安宁。成立之始，国民政府就发现受国民党党内不同派系的政客和桀骜不驯的新军阀的挑战。还有两个更重大的威胁与这种混乱交织在一起：共产党在东南部地区不断壮大的对抗和日本在东北、上海和华北日益加剧的侵略。尽管时局如此不济，国民政府还是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进步——尤其以金融、交通、教育、国防和轻工业等领域。

一，“新军阀”和派系政客

北伐取得的全国统一只是表面，尽管有许多北方军阀被歼灭，但仍有一些军阀以支持北伐的名义继续享有权力。蒋中正急于实现全国统一而与这些军阀谈判，授予确认军阀地方性半独立地位的委任状，换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地位。

部分军阀其实在观念上是相当“进步”的，他们在辖区内大力推广现代化。但他们缺乏效命国家的意识，因为对国家负责就等于失去半独立的地位。只要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没有厉害冲突，他们就可以长期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军阀就将见机行事，甚至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较量。

这些军阀统辖的区域是：

1，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控制着广西、湖南和湖北等省份。

2，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华北和西北省份占有优势地位。

3，少帅张学良控制着东北和热河。

4，阎锡山在山西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势力扩展到河北、綏远和察哈尔。

军阀的军队既用来扩张地盘，也用作自保。他们抽走了大部分国家本来就很贫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国家重建迫切需要的。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强调：“一切军政军令之权，皆完全属于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握，务求军事绝对统一。”决议还规定将地方财政管理系统集中起来，以防各省挪支法律上属于中央的收入。但新军阀认为这些决议是剥夺他们的权力，故要求蒋先裁军。蒋视黄埔将佐为国民党军队的骨干，坚持从各省部队开始裁遣，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决议从一开始便注定无效。

除了军阀的麻烦外，国民党还受着派系倾轧的严重困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领导的右派，与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持续斗争；而军权在握的后起之秀蒋中正则代表了一股第三方势力。

当南京召开国民议会讨论训政时期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时，汪精卫与陈友仁等人于1931年5月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进行对抗。面对一个对立的国民政府和不利舆论，党内地位明显逊于胡、汪的蒋中正定出交替支持左右两派的权术，在南京政府中与胡汉民合作，推举胡为立法院院长，汪精卫及左派政客则排挤在外。左派因此抨击蒋背叛孙中山的原则和主张，要求按一大宣言的精神改组国民党。在这种压力下，蒋于12约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接任的是温和的元老派人物林森，孙中山之子孙科任行政院长。1932年1月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留待汪精卫接任，蒋则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与蒋的和解是因为蒋在1931年与胡汉民分道扬镳。

这次政治改组在国民党内恢复了某种和平，但并没给国家带来和平。1933年在福建发生了国民党十九路军事变。1932年5月，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寇停战后被调往福建与红军作战。十九路军将领受红军抗日反蒋的影响，在福州成立了一个“人民革命军政府”，将部队改名“人民革命军”，并于1933年11月起而反抗中央政府。他们号召对日开战，并与红军和苏联合作。“福州政变”在1934年1月招到镇压，十九路军被改编为第七路军。

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富饶的中国东北地区，自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就一直觊觎着这个地区。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更加助长了它的野心。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顺理成章被中国东北看着下一个征服目标。1912、1916、1928年，日本三次策划挑唆满蒙独立运动，均以失败告终。

1931年9月18日，晚上十点，一枚炸弹在沈阳郊外的南满铁路路段爆炸。日军以此为借口先后攻破沈阳，20日占领长春，丹东和营口，21日占领吉林。九一八事变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企图将国际视线从东北转移开来 。但在上海遇到十九路军和现代第五军的猛烈抵抗 。

为使赤裸裸的侵略合法化，日本人在1932年3月9日成立了伪满洲国作为傀儡国。

三，共产党的挑战

除了受日本的外来侵略、派系政客及新军阀的内部倾轧的威胁外，国民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共产党的更大、更根本的挑战。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由苏联归国的党员所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转入地下活动，毛泽东则在湖南和江西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与政治局遵循共产国际在城市中发动罢工、怠工和暴动的策略比，毛泽东在远离国民党控制的地方组织农民力量及发展苏区。毛泽东采取的“非正统做法”，使他最终取得了共产党采用的所有策略中最大的成功。

（一）共产国际的政策

1927年8月1日，一批共产党人在一支新建的约两万工农军队的支持下在南昌发起起义。

1927年8月7日，中共领导层在汉口召开一次紧急回忆，陈独秀因提倡“投降主义”被罢免了领导权，瞿秋白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接替。

毛泽东则进入湖南，充分发动当地群众，孕育成了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第一次起义发动后不久，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毛泽东被迫退往湘赣交界处的井冈山整顿队伍 。瞿秋白在11月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持通过了一项决议，撤销毛泽东等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随着广州起义和其它城市起义的失败，1928年4月28日，朱德和陈毅前来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他们合并后的部队组成了红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7月，他们他们将司令部迁至江西瑞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在陕西，刘志丹和高岗也创立了另一块共产党根据地。

（二）毛泽东的根据地的斗争

在井冈山根据地活动的毛泽东和朱德，没受党内斗争的影响。他们在江西和湖南腹地，开展独立的组织农民和创建苏维埃政府的活动。他们采取游击战术，发动“平均主义”的土地革命，将重新划分的土地一视同仁地分配给富裕和贫穷的农民。他们在不依靠共产国际和上海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帮助和指导下，发展了一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这一时期，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中共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供出共产党名单。使得向忠发于1931年6月24日被捕，随即被处决。

（三）国民党围剿

1930—1934年，蒋介石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从1930年10月到1933年3月，均告失败。1933年9月，蒋在与德国顾问商讨后，采取一种“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的态势，命令部队步步为营，依靠封锁和进逼的经济扼杀手段，直至切断红军的所有外来补给。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和李德开始实行军事冒险主义 。

（四）长征和遵义会议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失败主要由于李德的战略错误；以阵地战取代毛泽东的经受考验的游击战；1934年上半年，红军一直蒙受着难以计算的损失；到了年中，几乎要被打垮，迫使红军离开了创建17年之久的江西根据地。毛泽东想让部队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李德控制着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整军突围。身体强壮者获准参加突围，而伤病者则命令留下。1934年10月，长征正式开始，参加者86000余人。红军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留下来保卫根据地，其中有陈毅和瞿秋白。毛泽东的两个孩子也被留下来。1934年11月，瑞金落入国民党之手。

最初指挥长征的是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部队士气非常低落，国民党军队的狂轰滥炸，促使一些军政领导人逐渐对李德和博古的无能领导感到失望。大家强烈感到必须把这两人赶下台去。

红军总组织部主任王家祥，率先表达这种感受，并向毛泽东透露了他的忧虑。毛泽东表示赞同，但竭力主张谨慎行事，先仔细做好准备再最后摊牌。随后王家祥与几个重要干部进行了沟通，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这些人中有人民委员会主任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付主席周恩来，他们全对李德的领导怀有相似疑虑。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党的领导人在会上决定不久后将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军事形势。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两天后，中央机关进入该城。1月15日—17日，在前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共有18个正式成员和两个列席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主持人博古首先发言，周恩来作补充军事报告。随后毛泽东发言，指出李德和博古的军事错误。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一份决议总结了会议议程。

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并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3月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家祥。不久，在张闻天的帮助下，毛泽东取得对军事的领导权，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1935年10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红军陕甘宁支队在经过一段极其艰难的跋山涉水之后，到达了宝安县的吴起镇。在这场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之时，红军第一方面军只剩下八千人。此后，贺龙、张国焘和朱德率领的其他队伍陆续到达。

四、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

红军长征胜利后，从1936年起，中共开始提倡与各党派、团体和军队结成一个反日大同盟。在中共的倡导下，各种民间抗日组织应运而生。民众向政府施压，要求停止内战，将枪口转向日本人。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

蒋介石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掉红军，自信地下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对红军发动进攻。但张扬思念家乡，厌恶内战，到1936年夏季，张扬二位统帅也被争取到统一战线一边。

12月3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希望稳定那里的不安局势，并加强围剿力度 。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发动兵变，蒋被囚禁，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扬分任正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