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爱故乡邵阳，那不一样的春节

陈志兴

我深爱故乡邵阳，不一样的春节

文/陈志兴

资江在腊月的晨雾里醒着，我站在赤水村的渡口，看江水缓缓北去。这条江，从父亲小时候起，就是这样一直流着，从他牺牲的那一年起，也是这样流着的。五十多年了，它还是老样子，只是划桨的渡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水泥桥。桥的后头，是我出生的地方——邵阳市新邵县酿溪镇赤水村，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山是龙山余脉，不高，却绵延起伏；水是资江水，不深，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那一年春天年我出生在这里，我没有见过父亲，他是在我出生前三个月走的。

我出生前一年的冬天，资江的水格外冷。父亲作为国营煤矿的干部，他为了挽救煤井下的事故工人，自己再也没有上来。那些活了下来的工人，如今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每年清明，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孙还会去父亲的坟前磕头。

父亲走的时候，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还在母亲怀里的我。那时候母亲怀着 我已经七个月了。 我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家里只有他的一张遗照，黑白的，很年轻，平头，看起来很威武，母亲描述过很多次：他个子高高的，肩膀很宽，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喜欢把村里的孩子扛在肩上，在田埂上走。

母亲她那时会指着远处的山说：“这是咱们家的山。”又指着资江说：“这是咱们家的水。”然后她低下头，看着隆起的肚子，轻轻地说：“你长大了，要像这山一样站得稳，像这水一样过得去。更要像你父亲一样，做个好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些话，母亲替父亲说了几十年。

父亲走后，这个家就只剩下了母亲和我们三兄弟。大哥大我十二岁，二哥大我两岁。母亲一个人，要养活三个儿子。更要紧的是，她还要活出父亲的那一份——让村里人看看，烈士的遗孀，能把孩子养好；让父亲在天上看看，他舍命救下的那些家庭，还有他自己的家，都好好的。

母亲是个中等身材的女人，却有着山一样的脊梁。生产队的工分她要挣，自留地的菜她要种，三个儿子的吃穿她要张罗。那些年，日子是真苦。冬天的风从墙缝里灌进来，母亲就用稻草和泥巴糊上；夏天的蚊子多，母亲就到山坡上割艾草，晒干了在屋里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晚上纳鞋底的身影。煤油灯的光很暗，母亲的影子投在土墙上，随着灯焰微微晃动。她纳一针，就把针在头发里划一下，然后继续纳。纳鞋底那“嗤嗤”的声音，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催眠曲。

有时半夜醒来，我看见母亲没有纳鞋，只是呆呆地坐着，望着窗外的黑暗。我问她：“妈，你在看什么？”她回过神，摸摸我的头：“没什么，看天。”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看父亲。她相信，父亲在天上，看着我们。

就是在这样的苦日子里，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过年。

因为过年，母亲会暂时放下那些沉重的日子，露出难得的笑容。因为过年，我们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可以穿上新衣服，可以暂时忘记这个家没有父亲。也因为过年，我们可以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和父亲在一起，每次年夜饭，母亲总是装一碗饭，倒一杯米酒放在桌子正位，上面插着一双筷子，我们知道，那是父亲的位置，母亲总是会烧点纸钱，点三根香，叫我们对着神龛的父亲拜一拜，像是在给父亲问好，又像是在给父亲拜个早年。

过了腊八，年味就在赤水村里弥漫开来。 先是杀年猪。那时村子里养猪的人家不多，谁家杀了猪，半个村子都能闻到肉香。母亲总是用肉票换些肥肉回来，熬成猪油，装在土陶罐里，那就是我们一年到头唯一的荤腥。猪油渣舍不得吃，攒着，等到过节炒白菜或者萝卜丝，味道特别香，用来招待客人。

接着是做猪血丸子。这大概是邵阳人独有的年货，也是母亲最郑重其事的一件事。她把新磨的豆腐挤去水分，加入新鲜的猪血，再拌入剁碎的肉丁和橘皮末。她的双手在暗红色的豆腐泥里翻飞，搓、揉、捏、压，最后团成椭圆。那些丸子被小心地搁在竹筛上，挂在伙房的横梁下，下面用谷壳和橘皮慢火熏烤。一天又一天，丸子的颜色由浅变深，由深变黑，散发出一股特殊的烟火气，也是我们邵阳农村孩子童年的唯一的奢侈品。

母亲说，这丸子要熏到大年三十，才算成了。 我曾问母亲，为什么一定要做猪血丸子。母亲沉默了很久，说：“这是你父亲最爱吃的。他小时候，你奶奶年年做。他娶了我，就年年让我做。他说，这丸子熏得越久，味道越厚，做人也是一样。”她顿了顿，又说：“他走的那年，还没来得及吃上我做的丸子。”，母亲的眼角含着泪水。。。 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的眼泪滴在了那暗红色的豆腐泥里。

原来，每一个猪血丸子里，都有父亲。都有母亲对他的思念，都有我们一家人的盼头。那袅袅的烟火，是从人间升到天上的信。

打糍粑是整个腊月里最热闹的事。糯米是母亲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一年就攒这一回。把糯米蒸熟，倒进石臼里，左右邻舍的男人们轮流抡起木槌，“嘿——嗬——”的号子声能传出二里地。我们这些孩子围在一旁，眼巴巴地等着揪那第一团热乎的糯米。母亲总是笑着骂我们“馋猫”，却把最大的一团塞进我们手里。刚打出来的糍粑软糯香甜，不用蘸糖都好吃。

有一年，母亲看着那些打糍粑的男人，忽然说：“你父亲打糍粑是把好手。他力气大，抡起槌来，一个人能顶两个。”她说着，眼眶又红了。大哥那年十五岁，忽然说：“妈，以后我来打。”从那以后，每年打糍粑，都是大哥抡槌，二哥扶臼。母亲站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笑了。

做霉豆腐和黑豆子是母亲的绝活。豆腐切块，在稻草上发酵，长出细细的白毛，再裹上辣椒粉和盐，封进坛里。黑豆子要用陈年的卤水反复浸泡，在坛子里慢慢蜕变。等到了过年，打开坛盖，那股醇厚的香味能把整个屋子填满。

母亲说，这坛子里的东西，和时间相处得越好，味道就越好。她指着那些坛坛罐罐说：“这些东西，比人还懂时间。它们知道，急不得，慢慢来，才会有好味道。”

那时听不懂，现在才明白，母亲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教我们人生的道理。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父亲是怎样的人——他用他的一生，告诉了我们什么叫“急不得，慢慢来”。他救人那一刻，一定是来不及想的，但他活着的时候，一定是个慢慢来的人。

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会拿出三件新衣服。那是她用布票扯的布，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有时是藏青色的卡其布，有时是灰白色的的确良。衣服总是做得大一些，母亲说，孩子长得快，做大了能多穿两年。我们穿着新衣服，在煤油灯下照了又照，舍不得脱。母亲坐在旁边，看着我们笑，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她一定是想起了父亲。 父亲如果还在，这个家该有多热闹。他如果还在，过年的时候，会带着我们去拜年，会教我们舞龙灯，会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会把我扛在肩上，在田埂上走，指着远处的山说：“这是咱们家的山。”指着资江说：“这是咱们家的水。” 可是，他没有。他只能在天上看着我们。

邵阳的年夜饭不在除夕夜，而在次日天未亮时。这叫“年庚饭”。 凌晨三四点，母亲便悄悄起身。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忽明忽暗。等那锅“年庚肉”炖得喷香时，母亲会轻声叫醒我们。天还黑着，窗外偶尔有几声零星的鞭炮。全家围坐桌前，默默吃完这一餐。饭后天亮，母亲才开门放炮，迎接新春。

我曾问母亲，为什么要天不亮就吃饭。母亲说，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赶在拜年的人来之前，自家人先团一个圆。她又说：“你父亲在天上看着我们呢。让他看看，咱们一家都好好的。让他看看，他的三个儿子，都长这么大了。” 说这话时，母亲的声音很轻，眼睛看着门外灰蒙蒙的天。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顿年庚饭，不只是吃给活人看的，更是吃给去了的人看的。父亲在那边，也能闻到这肉香吧。他也会知道，他舍命救下的那些人的家，他自己的家，都好好的。

后来我读了些书，才知道这种习俗其实有更深的意义。在湘西南这片土地上，人们相信，逝去的亲人并没有真正离开，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年庚饭在黎明前的黑暗里进行，是因为那是阴阳两界最接近的时刻。我们在人间吃，他们在天上看着。这不是迷信，这是生者对逝者最深沉的告慰，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说：你放心，我们都好好的。

初一的天还没亮透，村里的鞭炮就响成了一片。 我们穿上新衣服，兜里揣着几颗平时舍不得吃的硬糖，跟着母亲出门拜年。那时的路是土路，冬天的雪化了，有些泥泞。但走亲访友的心是热的。到了亲戚家门前，母亲会先放一挂小鞭炮——那是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买的。主人家笑着迎出来，递上一碗热茶，塞几块糍粑，或是抓一把瓜子、花生、爆米花。

我们最盼的是压岁钱。亲戚们给的，多是一毛两毛，崭新的人民币，还带着油墨的香味。母亲总说“我给你存着”，但从来也没存住。她知道我们馋，过两天就会让我们自己去供销社买糖吃。那种大白兔奶糖，含在嘴里，能从村东甜到村西。

有一年，公社的干部来家里拜年。他们给母亲送来一张年画，上面印着“光荣烈属”四个字。母亲把那张年画贴在堂屋正中间，贴得端端正正。那年过年，她比往年话多，总是对来拜年的人说：“他父亲是烈士，是为救人牺牲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

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那是骄傲，也是安慰。父亲走了，但他走得值得。他用自己的命，换了别人的命。他留给我们的，除了思念，还有一种叫“光荣”的东西。

过年最热闹的，是耍龙灯和舞狮子。 锣鼓声从村头响起，由远及近。长长的龙灯在夜色中蜿蜒游走，舞龙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赤着上身，油亮的皮肤在灯火下闪光。龙珠在前面引路，巨龙便跟着翻腾、跳跃。我们这些孩子跟在队伍后面疯跑，从村头跑到村尾，跑得满头大汗，脚底板生疼，却舍不得停下。

舞狮子的队伍更是精彩。那狮子时而威猛，时而憨态可掬，在八仙桌上腾挪跳跃。领舞的师傅一边敲锣一边唱：“狮子头上一点红，来到贵府拜年公。一拜你家多富贵，二拜你家出相公……”每唱一句，周围就一片叫好。

有一年，舞狮子的队伍专门到我们家门口舞了一场。锣鼓声震天响，狮子在我们家门口翻腾跳跃，足足舞了半个时辰。领舞的师傅唱道：“烈属门上狮子舞，保佑儿孙都成虎。一保平安二保富，三保年年好光景……”母亲站在门口，一直笑，一直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是父亲走后，她笑得最多的一天。

若是碰上唱花鼓戏的班子，村口的晒谷坪上必定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咿咿呀呀的腔调里，唱的是《刘海砍樵》，是《打铜锣》，是古人的悲欢离合。我们听不懂唱词，却看得津津有味——那些花花绿绿的戏服，那些浓墨重彩的脸谱，本身就是一场盛宴。母亲说，这些戏是从老辈子传下来的，比咱们的爷爷的爷爷还要老。她说，你父亲也爱看戏，每年正月，他都要带着我去看。他把我扛在肩上，一站就是半宿。 她说着，眼睛望着戏台，又像是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正月十五那天，母亲会带我们去江边放河灯。 河灯是用红纸做的，底下托着一小块泡沫。母亲点上灯芯，让我们许个愿，然后轻轻放在江面上。河灯顺着资江水缓缓漂远，一盏，两盏，三盏，像一串移动的星星。母亲说，放河灯的人许的愿，能被水神听到，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我那时许的愿，不外乎是明年过年能多吃几块肉，能多得一毛压岁钱。后来大些了，许的愿变成了保佑母亲身体好，保佑我们三兄弟都有出息。再后来，母亲老了，病了，我许的愿变成了保佑母亲能多陪我们几年。 还有一个愿，我从来没有说出来过。 我想见见父亲。 哪怕只在梦里，只看一眼。 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入过我的梦。母亲说，他是怕吓着我。她说，他要在天上看着我们，等我们都好了，他才会来。

后来我读了些书，知道了一些道理。有些人不入梦，是因为他们从未离开。他们活在你的血液里，活在你的记忆里，活在你的一举一动里。父亲虽然没有入过我的梦，但他一直在我身边。在母亲的口中，在猪血丸子的烟火里，在年庚饭的香气里，在资江的流水里。 他从未离开。

母亲是在二十年前走的。那年春天特别冷，资江都结了薄冰。母亲躺在床上，已经说不出话了。1997年那一年二月底的某个下午，她突然精神好了些，挣扎着要起来。我们以为她好转了，连忙扶她坐起。她颤颤巍巍地指了指伙房的横梁——那里，还挂着她冬天做好的猪血丸子。 她是想告诉我们，别忘了。我们隐约感觉到母亲快不行了，像是在交待后事。 那一年的二月，是我们家一个悲痛的日子。母亲的丧事办完，已是三月初了。从那以后，赤水村对我来说，就成了难忘的故乡。

如今，我也五十多岁了，两鬓飘起了雪花。 三兄弟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孩子的孩子。日子比以前好太多了，好到母亲当年想都不敢想。大哥的儿子读了大学，在省城工作。二哥的女儿当了建筑预算师，在上海打拼。我的两个女儿去了海外读书，说要把邵阳的猪血丸子卖到海外去。

只是，那个用瘦弱肩膀扛起一个家的女人，那个替父亲活了两份人生的女人，没能等到这一天。

今年的春节，我又回到了赤水村。 村子变了。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变成了小洋楼，供销社变成了超市。孩子们在院子里放烟花，手里拿着手机，对着天空拍照。他们的新衣服花样更多了，羽绒服、冲锋衣、运动鞋，颜色鲜艳得晃眼。

我走进老屋。屋子空了多年，墙皮有些剥落，但格局没变。伙房横梁上，还隐约可见当年挂猪血丸子的钩子。土灶还在，只是灶膛里再不会有母亲的烟火了。 我在灶前站了很久。 恍惚间，仿佛又看见母亲蹲在那里，往灶膛里添柴。火光照着她的脸，那些深深的皱纹被光影填平了一些，显得年轻了些。她转过头来，对我笑了笑，说：“过年了，快去叫你哥，回来吃饭。” 我揉了揉眼睛，灶前空空的，只有一地的灰尘。

堂屋的墙上，那张“光荣烈属”的年画早已不见了。但我知道，那份光荣还在。在父亲的墓碑上，在政府的慰问里，在村里老人的口口相传中。也在我们三兄弟的心里。

大年初一，我沿着小时候拜年的路，走了一遍。有些老人还在，见了我，还能叫出我的小名。他们的手粗糙而温暖，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那些年轻一些的晚辈，我反而不认识了。他们客气地叫我“叔叔”或“爷爷”，然后低头看手机。我知道，我也开始变老了。穷则思变，为了改变一穷二白，当年我下海了，出去那年，我在家乡做了一年中学语文老师，然后去了深圳打拼。一去就是几十年，“乡音无改鬓毛衰”，再回来就已经是鬓角飘雪了。

村里的龙灯还在耍，但舞龙的都是些陌生的面孔。锣鼓声还是那个节奏，龙灯还是那样蜿蜒游走，只是跟在后面的孩子少了。他们更愿意坐在家里，用手机抢红包，用视频通话给远方的亲戚拜年。

我去江边放了一盏河灯。 河灯还是红纸做的，底下托着泡沫。我点上灯芯，默默许了一个愿。 愿母亲在那边过得好，和父亲在一起。 这个愿，我替母亲许的。她一个人，太久了。

河灯顺着资江水缓缓漂远，我目送它，直到变成一个红点，消失在夜色里。江水无声地流着，流过了多少人的一生。它见过母亲年轻时的身影，见过她一个人扛着锄头下地，见过她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发呆。它也见过我，一个烈士的儿子，在这江边长大，放河灯，许愿，一年又一年。 资江的水声依旧，和五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我突然想起了父亲。那个我从未见过的人，那个用生命换回别人生命的人。他的血在我身上流着，他的骨在这片土地里埋着，他的精神在我们三兄弟的身上延续着。母亲用一生，替我活出了他的那一份。她替他说那些话，替他做那些事，替他把这个家撑起来。她是一个人，却活成了两个人的样子。

那些年，她每年过年都让我们穿上新衣服，哪怕自己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她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自己吃的是剩饭剩菜，还笑着说“妈不爱吃”。她用一双女人的手，把我们三兄弟拉扯大，供我们读书，看我们娶妻生子，看我们的孩子长大。 她一个人，活出了一个家。活出了一个时代的灵魂。

现在想来，哪里是不爱吃？是舍不得吃。哪里是不累？是不敢累。她身后没有依靠，她只能靠自己。她是我们三兄弟的母亲，也是父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也是一个烈士的妻子。她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那份光荣，也守护着这个家。

资江的水还在流，赤水村还在，只是那个在灶前忙活的女人不在了。 但我知道，她还在。在这老屋里，在这灶台前，在这条我走过无数次的土路上。在每一个猪血丸子里，在每一个糯米糍粑里，在每一碗霉豆腐里。在春节的每一个细节里。 她把自己，活成了我们的年味。

父亲也在。在母亲讲过的每一个故事里，在母亲替他说的每一句话里，在每一个没有他的春节里。他活在母亲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的血脉里，活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也活在他救下的那些人心里。

我终于明白，我不是遗腹子。 我有父亲。他从我出生前，就在天上看着我。他用母亲的手，抚摸我的头。他用母亲的嘴，告诉我那些话。他用母亲的肩膀，扛起这个家。他一直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邵阳人有句话：恰得苦，霸得蛮，耐得烦。

母亲的一生，就是这九个字的注脚。

父亲的一生，也是这九个字的注脚。

他用他的方式，霸得蛮——在最危险的时候，他没有犹豫，钻入了那个煤井。他用他的方式，恰得苦——他生前吃的那些苦，我们无从知晓。他用他的方式，耐得烦——他用自己的命，换回了哪些人的生命，如今他们也已经儿孙满堂。

这就是邵阳人。山多地少，生存不易。正是因为不易，才更要讲义气，才更要为人豪爽，才更要乐于助人。

父亲救那些人的时候，一定没有想过什么光荣，什么烈士。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他只是做了任何一个邵阳人都会做的事。 这就是我爱着的邵阳，我出生的赤水村，我流淌的资江水。

这里的春节，有腊月里猪血丸子的烟火香——那是父亲爱吃的味道，是母亲思念他的方式。有除夕凌晨年庚饭的静默仪式——那是吃给在天上的人看的，是生者对逝者最深沉的告慰。有正月里龙灯狮舞的热闹欢腾——那是村里人对好日子的全部想象，是对来年的期盼。也有微信群里的红包雨，有视频通话的隔空团聚，有非遗舞台上的年轻面孔，有国潮市集的古今交融。 它既有古老的乡愁可以安放，又有新时代的脉搏可以触摸。在每个邵阳人的心里，这年味从未淡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温暖着我们。

而我，一个在赤水村出生、在资江边长大的孩子，一个从未见过父亲却又从未失去父亲的人，一个烈士的儿子，一个自己也当了父亲的人，在这个春节里，终于读懂了母亲，也读懂了父亲。 母亲给我留下的，不只是那些年的新衣服、压岁钱和好吃的，更是一个邵阳人的根——像山一样站得稳，像水一样过得去，像猪血丸子一样外表朴素内里丰厚，像糍粑一样柔软而有韧性，像霉豆腐一样经得起时间的发酵。

父亲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名字，一脉血，一片土地，和一个永远在远处看着我们的人。还有一份用生命换来的光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 母亲，父亲，过年了。 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我替你们看了，赤水村很好，资江很好，邵阳很好。

年味，还是那个味道。 只是灶前，没有了你们。 但我知道，你们在天上看着我呢。看着我，看着哥哥，看着孙子孙女，看着重孙子。看我们吃年庚饭，看我们放河灯，看我们把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父亲，你看见我了吗？ 你从未见过的那个儿子，今年五十多了。 他站在你当年站过的江边，看着你当年看过的水，想着你。

他一切都好。 他也会像你一样，做个好人。

母亲，新年好。 资江水，还在流。 流过了多少人的童年，流过了多少人的青春，流过了多少人的一生。它见过母亲年轻时的身影，见过父亲扛着别人的身影（那是他最后一次救人），见过我放河灯时稚嫩的脸，见过我如今鬓边的白发。

它什么都记得。 资江记住了赤水村，记住了赤水村的人，记住了他们的悲欢离合，记住了他们的春节，记住了他们的年味。

就像我一样。 就像所有邵阳人一样。

这，就是邵阳的春节，不一样的春节，不一样的品格。

作者简介：陈志兴，出生湖南邵阳市新邵县，户籍广东东莞市东城，北京师范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美国科罗拉多国际大学荣誉博士，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政府参事工作研究会文化建设研究院成员，安徽省政府咨询机构对外交流合作协会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宣传顾问，苏州市儒学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影响力网总编辑，《长江文学艺术》微刊主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全媒体运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