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匠偽造劉汾進士身份和唐朝中書令（宰相之首）

东方墨客

弋陽新陂劉氏譜匠是怎樣偽造劉汾進士身份的？

弋陽新陂劉氏譜匠偽造劉汾進士身份的手法，是一個系統性、多層次的造假過程，其核心是通過虛構歷史文獻、篡改世系年代與嫁接他人功績，來構建一個本不存在的“唐代顯宦”形象。綜合多份史料分析，其具體偽造路徑與破綻如下：

一、 虛構早期文獻與譜序，憑空創造“進士”出身

譜匠首先偽造了所謂的宋代譜序，作為劉汾進士身份的“權威”文獻依據。

偽造《劉萬序》：聲稱是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名為“劉萬”修譜人和宋史臣劉永所作序文，其中明確寫道劉汾“十四子中十又一人登科入仕，一門三節度五大夫二郎”，並暗示其科舉入仕的顯赫背景。然而，考證指出，宋朝並無史臣“劉永”此人，該序文的文風、用詞及避諱習慣均與清朝雷同，實為清人冒名宋人的偽作。

篡改生年與及第年齡：為了讓“進士”身份顯得合理，譜匠肆意篡改劉汾的生卒年。一種記載稱劉汾生於唐宣宗戌辰年（公元848年），並在鹹通辛卯（公元860年）12歲時考中進士。另一種記載則稱其生於844年，15歲中進士。這與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進士紀錄（北宋孫奭，24歲中進士）嚴重不符，成為明顯的時代笑談。

二、 嫁接與編造官職履歷，構建“進士-高官”晉升鏈條

為了使“進士”身份不顯孤立，譜匠為劉汾編造了一整套輝煌但虛假的仕途。

竊取真實歷史人物的官職：將唐代抗巢名將、中書令劉巨容的功績與官職（如節度使、中書令等），以及另一位劉姓將領劉定的官職（鎮南軍節度副使），全部嫁接至劉汾名下。偽稱劉汾初授兵部員外郎，後官至節度使、兵部尚書、中書令，形成“進士出身，累遷至高官”的虛假履歷。

偽造皇帝詔書以“官方背書”：為使偽造的官職顯得可信，譜匠進一步杜撰了唐昭宗的七道詔書，聲稱皇帝下詔誥封劉汾官職。更為荒誕的是，還編造了“唐皇下詔書納妃劉汾之女金姑”的故事。這些所謂的詔書格式不符合唐代規範，文風類似清朝戲文，且正史《唐大詔令集》中毫無記載，被學者斷定為明清之際的偽造。

三、 偽造核心“自述”文獻《大赦庵記》，並企圖混入正統文集

這是將劉汾“進士”及功績推向學術層面的關鍵一步。

創作託名文章：譜匠偽造了一篇署名為劉汾所作的《大赦庵記》，文中以第一人稱自述抗擊黃巢、受封賞、建寺庵等事跡，試圖塑造一個文武雙全的忠臣形象。

企圖魚目混珠：這篇偽作在清朝被收入官修《全唐文》。然而，早在清代，史學家勞格就已批註該文為“偽文”，並指出“劉汾此人唐史無載”。近代學者如胡適、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方積六教授等，均從史實、官制、地理、戰役記錄等多方面考證，認定《大赦庵記》為後人偽作，成文年代在明清之際。真正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正史中，完全沒有劉汾其人的任何記錄。

四、 篡改關聯世系與年代，但漏洞百出

為了讓整個偽造的家族史自圓其說，譜匠對相關人物的世系和年代進行了大幅篡改，反而暴露了更多矛盾。

違背自然規律的年齡錯亂：在偽造的世系中，劉汾（約848年生）被編排為劉巨容（826年生）之子，劉通（865年生）則被篡改為劉汾的曾孫輩。這導致劉通比其“名義上的父親”劉義江（905年生）年長40歲，比“名義上的祖父”劉漢勝（881年生）年長16歲，完全違背倫常。

與歷史大背景嚴重衝突：譜稱劉汾有十四子，且“十又一人科舉入仕”。然而，劉汾家族若真在889年遭唐廷滅族，其子嗣在唐末五代（875-907年及之後）的持續戰亂與科舉長期停滯的背景下，根本不可能大規模科舉入仕並擔任高官。這一偽造與宏觀歷史事實完全脫節。

總結而言，弋陽新陂譜匠偽造劉汾進士身份的手法，是一個從虛構原始文獻、編造個人事跡、嫁接他人榮耀，到篡改家族世系的完整鏈條。其動機是為了在清代宗族競爭中攀附名門、提升社會地位並爭奪經濟利益。然而，由於偽造手段粗糙、無視基本歷史事實和年代邏輯，這些造假行為早已被嚴謹的史學考證和存世的早期墓誌銘（如劉通墓誌銘）所揭穿，成為宗族譜牒偽造史上一個典型的反面案例。

弋陽新陂劉氏譜匠的其他造假手段有哪些

根据搜索结果，弋阳新陂刘氏谱匠在伪造刘汾进士身份之外，还实施了一系列系统性的造假手段，其核心目的是为了攀附名门、窃取他族世系、提升本宗族地位并争夺现实利益。这些手段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伪造工程。

一、 系统性篡改与嫁接世系

这是谱匠最核心的造假手段，旨在将本族与唐代名将刘巨容家族强行关联，并窃取其他显赫支系的荣耀。

削减并窃取刘巨容子嗣：谱匠将正史及德安老谱中明确记载的“刘巨容有十七子”这一事实，强行篡改为“只有三子：汾、迥、迪”（或“汾、济、渭”）。随后，将刘巨容原本其他十四子及其后裔的“汉字派”支系，整体转移、伪造成新立始祖“刘汾”的十四个儿子，从而凭空创造出“刘汾十四子汉字节”世系。

嫁接德安刘氏名人世系：为了充实虚构的“刘汾世系”，谱匠直接窃取德安刘氏（刘巨容第九子刘通的后裔）的族谱内容。具体手法包括：

将德安始迁祖刘通（刘巨容之子，生于865年）篡改为刘汾的曾孙（刘义江之子），并荒谬地将其生年改为公元942年以圆其说。

将德安刘氏在北宋考中的第一位进士刘日章兄弟（刘通的六世孙）等人，嫁接篡改为刘汾之孙刘义洪的后代。

更离谱的是，将刘通的四个儿子（定、练、靳、晖）冠以“日”字派名（如日盛、日美），与他们的六世孙刘日章兄弟编造为同辈的“堂兄弟”关系，造成了“祖、孙同字派”的乱伦现象。

二、 伪造官方文献与历史叙事

为了给篡改的世系披上“权威”和“真实”的外衣，谱匠伪造了从皇帝诏书到个人行状的一系列文献。

伪造唐朝皇帝诏书：杜撰了唐昭宗（文中误作“韶宗”）的七道诏书，声称皇帝下诏诰封刘汾官职，甚至编造了“唐皇纳刘汾之女金姑为妃”的戏剧性故事，以强化刘汾的显赫地位。这些诏书格式、文风均不符合唐代规范，且正史无载。

伪造个人传记与碑记：托名刘汾创作了《大赦庵记》一文，以第一人称自述抗巢功绩。此文后被收入《全唐文》，但经清代学者劳格、近代学者胡适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方积六教授等多方考证，被认定为明清之际的伪作。谱匠还伪造了所谓的“刘汾碑记”。

伪造早期谱序：冒充北宋人物作序，如伪造所谓雍熙三年（986年）史臣“刘万”所作的谱序，以及“刘永序”。这些序文言辞夸张（如称刘汾“一门三节度五大夫二郎”），但文风、用词、避讳习惯均与清朝雷同，且宋代并无此二位史臣，被断定为清人伪作。

三、 虚构显赫官职与功绩

为了塑造一个完美的“开基始祖”形象，谱匠为刘汾编造了一整套辉煌但虚假的履历。

窃取真实人物的官爵：将唐代名将刘巨容（官至节度使、司空、中书令）以及另一位刘姓将领刘定（镇南军节度副使）的官职和战绩，全部张冠李戴到刘汾头上。伪称刘汾是“进士、节度使、兵部尚书、开国公、中书令”。

编造荒诞的个人履历：在谱中记载刘汾“十一岁（或十二岁）考中进士”，初授兵部员外郎。这与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进士纪录（北宋孙奭，24岁中进士）严重不符，成为明显的笑谈。

四、 篡改历史背景与年代

为了强行弥合伪造世系中的矛盾，谱匠不惜篡改关键人物的生卒年代，结果导致更严重的逻辑漏洞。

制造违背人伦的年龄倒置：在篡改后的世系中，刘通（865年生）被安排为刘汾的曾孙，其“父亲”刘义江生于905年之后，导致“儿子”比“父亲”年长40岁；刘通比其“祖父”刘汉胜（881年生）也年长16岁，完全违背常理。

无视宏观历史背景：谱称刘汾有十四子，且“十又一人科举入仕”。然而，刘汾家族若真在889年遭灭族，其子嗣在唐末五代（875-907年）战乱频仍、科举长期停滞的背景下，根本不可能大规模科举入仕并担任高官，这与历史大环境严重冲突。

总结而言，弋阳新陂谱匠的造假是一个多层面、系统性的工程，从虚构核心祖先、窃取嫁接他族世系，到伪造官方文书、个人事迹，再到篡改基本年代逻辑，手段繁多且相互勾连。其根本动机是清代乾隆年间宗族斗争、地域利益与提升社会地位的需求。然而，由于伪造手段粗糙、漏洞百出，这些行为早已被严谨的史学考证和存世的早期墓志铭（如刘通墓志铭）所揭穿，并对被窃取谱系的家族（如德安刘氏）造成了伤害，最终导致宗族决裂并成为学术界的反面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