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思亲——舅表姐

单车美景

　　舅舅家的大姐，我此生只见过一面。

一九八五年春节，乍暖还寒，院里来了一位陌生的女人。她穿着月白的的确良衬衫，齐耳短发，眉眼间与母亲有几分相似。母亲拉过我，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柔软：“这是你大姐，从南京回来过年的，快叫大姐。”

我怯怯地叫了一声。平日里常听母亲念叨她，也总盼着南京来的邮包——糖果、衣服、还有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字样的全国粮票。可当姐姐真的站在面前，竟有些恍惚。她站起来，比我高出半头，手掌温暖干燥，轻轻覆上我的头顶：“都这么高了。”南京口音软糯，与我们的胶东腔调截然不同，却奇异地让人心安。

她只住了三天。临走的那个清晨，母亲把家里攒的半袋花生、几斤红枣往她包里塞，她推辞不过，却悄悄把钱压在炕席底下。我在院子里假装玩耍，看她提着包走出院门，看母亲跟在后面抹眼泪，看那件月白的的确良衬衫在土路上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在村口。

那时我以为，还有下一个春节。一定还有再见面的时候。

大姐是二舅的长女，母亲的亲侄女。早年跟着母亲参加妇救会，做八路军后勤，后来进了南京军区后勤部招待所。从乡村走到省城，从邮局走进军区大院，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可她从未在信里诉过苦，每封信末尾总是一句：“小姑，缺什么尽管说。”

那以后的春节，家里的年味总有一半是从南京来的。腊月里邮局的包裹到了，母亲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划开缝线的布角，像在拆开一份遥远的牵挂。的确良衬衫，南京绸缎手绢，给父亲的茶叶，更多的是钱和粮票——那种全国通用的粮票，母亲用铁皮盒子收着，锁在柜子里，比钱还金贵。

一九九一年，我考取莱阳师范学校。报到那天，母亲把那个铁皮盒子交给我，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大姐邮来的粮票。“你大姐说了，师范学校伙食好，但你们男娃长身体，饭票不够吃就用这些。”

师范食堂确实好，早上油条豆浆，中午大锅菜白面馒头。我们这帮十七八岁的男生，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每月饭票不到二十天就吃光了。每当这时，我就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张粮票，去食堂换馒头。那些带着大姐手心的温度的纸片，支撑我度过了师范三年最充实的时光。

那时的我，总想着等毕业了，工作了，一定要去南京过年。我要亲口告诉她，她寄来的的确良衬衫，我穿着去相亲；她寄的茶叶，父亲舍不得喝，只在过年泡上一壶；她寄的手绢，母亲叠得方方正正压在箱底，说是南京绸缎，金贵。我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陪她包一顿饺子，听她说说军区大院的春节，是不是也放鞭炮，也守岁，也想念胶东的这方水土。

可命运从不给人彩排的机会。

一九九三年的春节，我攥着攒了几个月的工资，买了大年初三去南京的火车票。兴冲冲回家，想给父母一个惊喜——这次不写信，直接去，陪大姐过个完整的年。腊月二十八，我推开院门，母亲正在灶间蒸年糕，热气氤氲中，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手里的木铲突然停在半空。

“你大姐……”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去年秋天，走了。”

我愣在原地。灶膛里的火苗噼啪作响，像是某种嘲讽。走了？去年秋天？那今年的春节，南京的包裹怎么还来？母亲转过身去，肩膀微微发抖：“你大姐嘱咐的，提前备好了年货，让我们……过个好年。”

那个春节，终究没有去南京。我看着墙上大姐寄来的全家福——她站在军区大院门口，穿军装，笑容明亮。才想起，一九八五年的那个春节，竟没有和她合一张影。此生唯一的一面，带着遗憾，成了永恒的定格。更痛的是，她早已不在，却还在为我们备年货。那份穿越生死的包裹，成了我此生最沉重的年礼。

后来才知，大姐也有三个孩子，南京的生活并不宽裕。军区后勤部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五口，要供孩子读书，可她依然从牙缝里省下钱，接济我们这个穷亲戚。舅舅说，她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小姑一家。”

母亲常常念叨：“南京你大姐，可不能忘啊。”

我终究没能忘，却也没能报答。这是此生最沉重的债务，不是金钱可以衡量，是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钝痛，在每一个春节都会被重新撕开。总会想起一九八五年的那个春节，她微笑着看我吃鸡腿，眼神温柔得像看自己的孩子。如果那时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会吃得慢些，会多叫她几声大姐，会在她走出院门时，追上去，像对待母亲那样，依偎在她身边。

丙午新春。

城市的红灯笼挂起来了，超市里循环播放着《恭喜发财》，我却在人潮中想起那个铁皮盒子，想起那些穿越时空的包裹。一九九三年，全国粮票正式停用，那些她省吃俭用攒下的纸片，从此成了废纸。可在我的记忆里，它们依然是这世间最温暖的凭证——证明曾有一个女人，用她微薄的收入，喂养了一个少年的青春；用她无言的关爱，温暖了一个贫寒的家庭，惦记着让我们“过个好年”。

大姐走了，却永远活在泛黄的粮票上，活在腊月的寒风里，活在一个又一个春节的思念中。时刻提醒我——人间值得，是因为曾有人如此深情地活过，如此无私地爱过。

大姐，过年了。

愿你在那边，衣食无忧，笑容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