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发街上:我少年老成

漠北

十一岁那年，我身高已经窜到一米七五，还有些少年老成，站在大发街上人群里，比二矿上许多下井工叔叔还要挺拔。可我确实只是矿一小四年级的小学生，书包还没背稳，离小学毕业，还早得很。

那时候的大发街，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我走在大街上，总被人拦住，问我在哪儿上班，娶了媳妇没有。他们看我的眼神，是打量一个成年人的眼神，从没有人想到，这个高高大大的少年，心里还装着一肚子的孩子气。

我们一群玩耍的孩子，最爱去二矿东山后面的城市窑。那里驻扎着一座军营，住着许多兵叔叔。我们总爱围在军营边转悠，不为别的，就盼着能捡到几枚他们打靶后留下的子弹壳。那小小的铜壳子，是我们童年最珍贵的宝贝。

有一天，我们照常去兵营附近玩，却看见几个大发街上的孩子，趁人不注意，翻墙跳进了兵营里掏鸟窝。兵营岂是能随意翻越的地方？我们几个小伙伴心里揣着小小的责任心，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相熟的兵叔叔。

兵叔叔很快就把那几个孩子带了出来，严肃地批评教育了一顿。

我们以为完成了一件正义的事，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可没走多远，一位兵叔叔快步追了上来，厉声命令我返回兵营。

我一头雾水，直到听见那个外号叫“猪扒戒”的孩子，伸手指着我，理直气壮地喊：“就是他让我们翻进兵营掏鸟的！”

兵叔叔让我说实话。我又委屈又茫然，只能小声反问：“是不是因为我个子高，就一定是我指使的？”

对方回答得理所当然：“他个高，就是他让我们进兵营掏鸟的。”

那一瞬间，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长得太高，原来也是一种错。

比被冤枉更让我难堪的，是二矿俱乐部看电影的经历。

那时看电影分大人票和小孩票，大人一毛，小孩五分。我再高，也是四年级的小学生，理直气壮地买小孩票。可偏偏，查票的人只认身高，不认年纪。

电影看到一半，一个查票员大叔径直走到我面前，我心里一慌，想躲已经来不及。他一把拉住我，声音很大，好像就是让全场人听见，满场目光都聚在我身上：“你是大人，坐小孩位置羞不羞，快去补票！”

我脸瞬间烧得通红，心跳得快要蹦出来，一遍遍地解释我还是个孩子。身边比我矮一大截的小伙伴也拼命帮我作证，说我是矿一小四年三班的小学生。可查票员倔得很，嗓子越来越高咬定我长相就是成年人，不补票就不放人。

那一刻我成了全场焦点羞得满脸红，查票大叔也成了焦点抓获坏人的大英雄。

我哪里有钱补票。

查票员大叔伸手一摘，把我头上的军帽拿了过去，冷冷地说：“不补票，军帽就没收了！”

那顶军帽，是我当兵的大爷送给我的礼物。在那个年代，在大发街上，一顶崭新的军帽，是少年人在大发街上最体面的骄傲，是藏在头顶的荣光。

可就因为我长得太高，有些老成，连这点小小的骄傲，也被人不由分说地拿走了。

很多年过去，大发街依旧人来人往，二矿的烟囱早已安静，军营、俱乐部、子弹壳，都成了旧时光里的影子。我也真的长成了大人，扛起了生活的重量。

只是偶尔想起那年，那个身高一米七五、少年老成却还在读四年级的少年，在众人目光里红着脸、攥着衣角，满心都是委屈与不甘。

原来那些因为长得太高而受的委屈、被误解的难堪、失去的军帽，都悄悄刻进了我的骨头里。它让我早早学会沉默，学会承受，学会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守住一颗孩子的心。

那段被身高拉长的童年，不风光，却格外真切。它是我一生里，最独一无二、也最难忘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