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话马

新叟

2026 年是我国的丙午马年，马在中华文化里象征奋进、活力、忠诚与吉祥，是贯穿文明、民俗、艺术与精神的核心符号。

马自从传入中国后，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马文化深植于群众之中，在跨越数千年的时光长廊中里都以不同的文化形态记载在历史的长卷里。

早在公元前4000年的青铜时代，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曼德拉苏木境内的曼德拉岩画群中就出现了放牧图的情景。岩画以表现马匹、马镫、骑马及骑驼为主，反映了古代游牧民的生活面貌。 青铜器时期： 曼德拉山岩画放牧、围猎 殷商：马的形象以写实为主，虽在艺术表现上不占主流，但作为军事权力与贵族身份的实物载体，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殷墟车马坑是中原成熟养马与战车的最早实证，这些殉葬坑与实用器物，反映了马在商代社会中的功能性地位，既是珍贵的战略资源，也是等级制度的象征。在注重宗教和祭祀的商代，青铜器上也少有独立的马图像，更多是作为车饰、兵器附件、或者与牛、虎组合的纹饰诗辅助元素。
商：妇好墓出土玉马 西周：从商代到周朝，马的形象已经从“神性象征”向“现实再现”的过渡。西周确立“天子驾六” 的车马礼制；周穆王 “八骏”（赤骥、盗骊、白义等）成为后世名马的神话源头；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获封秦地，奠定秦国基业。
马的艺术形象以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蠡驹尊为代表（蠡驹尊现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蠡驹尊整体结构比例准确，头部块面关系清晰，侧腹饰圆涡纹，生动还原了蒙古型幼驹的形态，是已知最早的写实马雕塑。
蠡驹尊通高32.4cm，长34cm，重5.68kg，背部开口带盖，腹内中空用于盛酒，颈部的铭文中记载了西周贵族里“蠡”因参与周王“执驹礼”（训练幼驹的典礼）获赐两匹幼驹，遂铸此尊以纪荣宠，说明当时马作为军事、交通核心资源已被纳入礼制体系。
西周：圆雕玉马 西周：青铜器蠡驹尊 春秋战国：马在军事和交通中占据核心地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战争胜负与治理能力。当时常用“千乘之国”、“万乘之君” 以战车数量来衡量国力强弱，马匹数量成为了国家实力的硬指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推动中原从车战转向骑兵；伯乐《相马经》是早期相马学经典；北方蒙古马系开始影响中原。 春秋战国：伯乐《相马经》 秦朝：秦代养马业高度发达；全国设厩苑，保障统一战争与驿传。秉承了中原文化古典式的严肃风格，造型以肃穆稳定为主，强调骏马性格细节的刻画，如马的嘴部、鼻子轮廓、眼眶、皮肤褶皱等往往都细致雕琢。虽然躯体上对肌肉并不刻意描写，但骏马的骨架则勾勒的非常清晰，线条简洁，剪鬃束尾，额发左右分开，动作形态呈现静止站立。秦陶马造型中马体型与真马等大，写实有力，马的两耳耸立，眼睛注视，鼻孔翕张，嘴部微开，四肢健壮，在静止中隐藏着伺机而动的声势。
秦朝马尤其以秦始皇陵出土的马俑为代表。武士俑高约一米七五至一米八六，马俑的体型与真实的马相近，全高一米五，长两米，数量共计六千余件，整体大气磅礴，是世界知名的文化遗产。
秦：车马一号车

汉朝：汉武帝为对抗匈奴，派李广利远征大宛，引进汗血宝马（大宛马），作《天马歌》；设牧师苑 36 所，官马达 40 万匹；马援铜马式确立相马标准；骑兵成为汉军核心战力，支撑卫青、霍去病横扫漠北。 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是汉代马造型艺术的巅峰。飞马后足向前踏在一只飞燕背上，三足凌空，马首微偏，尾部扬起，一副向前飞腾的姿态，四足各一前一后，增加了奔腾的感觉。整体形态上，马的躯体肥壮有肉，矫健，如天马行空，张开的鼻孔和嘴巴、眼睛和尾巴恰到好处体现了气韵生动，让人联想到“关山度若飞”的诗句。

汉代艺术中的马，不再像秦马那样庄重静止，而是加入了浪漫主义色彩，形体有动作，面部有表情，常常是四足细长，表情夸张，情感丰沛。因汉武帝为求良马，开辟了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丝绸之路（又称天马之路），从此天马不再难求。

东汉：彩绘陶马 汉：车马过桥画像砖 汉：马踏飞燕

魏晋南北朝：北朝政权由鲜卑等北方民族建立，甲骑具装与名马辈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带来大量高耐力蒙古马，马种进一步融合，陶马造型中既保留草原文化对骏马的崇拜，又吸收汉地制陶技艺，形成独特的“胡汉交融”风格。

北朝彩绘陶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民族融合以及精神追求。北魏彩绘浮雕花纹带鞍陶立马采用灰泥陶胎制作。该器塑立马造型，躯体健壮，四肢挺立于长方形踏板，通体施彩绘。马肃穆挺胸，耳嘴微张，直颈剪鬃，偏尾下垂。头部及辔头装饰以红色为主，胸带塑红梅花缨子，背披红马鞍、马镫、障泥，臀部拴红鞧带并垂绿色旒须。器物整体装饰繁复工整，白色体躯与彩色轡饰形成鲜明对比，造型威严挺拔，生动再现了北魏时期战马装束特征。其既具实物器物的形制规范，又富艺术表现力。

北朝陶马雄健写实，造型比例协调，肌肉线条饱满，四肢修长有力，动态感极强，相较于汉代陶马的简朴厚重，北朝陶马更注重动态张力，色彩古朴淡雅，以矿物颜料着色，常见的色彩有朱红、赭石、石青、白垩等，局部贴金或施以黑彩勾勒细节，展现华丽而不失庄重的视觉效果，为后面唐代三彩马的华丽风格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陶俑 北朝:彩绘陶马 北朝：彩绘陶马 唐朝：马政达历史顶峰，陇右监牧养马最多时超 70 万匹；西域良马（突厥马、波斯马、大宛马）持续涌入，轻骑兵取代重骑，成为开疆拓土的主力。
唐代艺术中的马，呈现出两种风格：一种肥壮，另一种精壮。
肥壮型的唐马，以昭陵六骏为代表。昭陵六骏是指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立于陕西省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的六块大型骏马浮雕石刻，其中二骏1914年流失海外，另四骏也曾被打碎装箱，后被截获，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马上得天下”的英雄，他平生有六匹爱马（青骓、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飒露紫和拳毛騧），便命令人把这6匹名马刻成浮雕，6匹中有3匹奔驰，3匹站立，其中一匹马前立人描写的是唐太宗征高丽时飒露紫中箭，大将丘行恭为其拔剑的场景。六马头颈均立着三束鬃毛，显得英姿勃发。
而精壮型的唐马则延续了6朝时期精湛的艺术水准，肥而不肥，足长削脸，肌肉饱满，精神饱满，最典型的代表是唐三彩陶马。唐三彩是低温陶器，表面涂上绿、黄、棕的琉璃质地釉彩，因为含铝很高，不同颜色的陶彩互相融合，形成了水彩般的效果，这种工艺烧制骏马，最能表现出毛色的变化。唐马无论精壮还是肥壮，基本都属于写实派马，呈现出刚健的神骏气质，流露出唐代人乐天自信的精神。
唐：三彩陶马 唐：昭陵六骏拓片 宋朝：失去燕云十六州与西北产马地，马匹严重短缺；民间养马为补充，骑兵规模远不及汉唐；马更多用于驿传与农耕。
宋代推行“重文轻武”政策，艺术审美权转移到文人手中，马画的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剧变，由汉唐雄健彪悍的造型转向了文雅含蓄的风格。因为画坛重视具有文学修养的文人画，艺术家和匠之间有了明显的壁垒，工匠的作品遭到了鄙视，后世艺术中不再见到唐朝以前那种对实际生活亲身体验而洋溢出来的粗犷生命力。宋代艺术中的马不再强调马的彪悍勇武，而是成了具有人文人气质的优雅的马，或是借由野马、瘦马抒发创作者的胸襟与抱负。绘画的线条愈发柔和曲折，用色转向了淡雅水墨的晕染。
说到宋画里的鞍马人物画，李公麟的《五马图》绝对是绕不开的范本，甚至被后人推为“宋画第一”。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五马图》是一幅29.3厘米高、225厘米宽的纸本设色绘画作品,它描绘的不仅是北宋元佑初年西域进献的五匹名马，更是一场线条的盛宴。
北宋：《游骑图》局部 北宋:李公麟《五马图》 北宋:李公麟《五马图》局部 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马背民族”主导的巅峰时期，与之前我们聊过的宋朝“缺马”、汉唐“重马”不同，元朝的马文化是全方位、渗透骨髓的。对于蒙古族而言，马不仅是工具或财富，更是生存的根本和精神的图腾。
元朝更注重“以形写神”，既强调通过细腻笔触呈现马的肌肉线条、鬃毛质感。又以简练线条勾勒动态，体现“写意”精神。题材多为历史故事或文人雅趣，马的形象常与人物互动，体现“人马合一”的文化隐喻。
明万历时期烧造的青花飞马纹碗高6.3厘米，口径13.3厘米，底径5.8厘米，碗外壁绘马匹奔腾，并配以缠枝花卉为辅助图案。
元代画家赵孟頫的《浴马图》，这幅画为绢本设色长卷，画面以河岸为背景，描绘十余匹骏马在溪边沐浴的场景：有的低头饮水，有的昂首嘶鸣，有的被牵缰缓步，有的在岸边嘶嚼；马倌或牵马，或洗刷，或静坐树下休憩，人物神态生动。背景以水墨渲染树木、岩石与远山，线条简练而富有层次感，设色清雅，兼具工笔与写意之长。元代文人画强调“诗书画印”结合，《浴马图》右侧题有长诗，图文并举，书法入画，书画同源。
元:青花飞马纹碗 元:赵孟頫《浴马图》 元:赵孟頫《浴马图》 明朝：设 “马户制度”，强制民间养马供军用；明成祖长陵 “八骏” 石马，复刻其靖难之役的战马；中期后马政废弛，靠边贸与茶马互市补马；南方矮马（川马、滇马）用于山地运输。
明代的马画超越了单纯的审美范畴，成为一种承载政治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工具。帝王对马的喜爱尤为突出，明成祖朱棣曾命人绘制伴随自己征战的八匹战死骏马，以彰显武勇；明宣宗更是亲自绘制爱马，影响了整个宫廷画院。明代画马艺术延续了元代“以形写神”和“书画同源”的理念，但在技法上更趋向于兼工带写。画家们既注重马匹解剖结构的准确（尤其在宫廷绘画中），又更加强调笔墨本身的写意性与书法趣味，线条更加简练洒脱。马的艺术不再追求唐代的雄浑霸悍或元代的雍容古典，而是在写实基础上更重心象。它融合了宫廷艺术的精工与文人艺术的写意，使马的形象从“天马”“战马”进一步走入“人文”场域。
《洗马图》是了解明代画马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生动展现了95匹形态各异的马与41位牧马的奚官、圉人在河中及岸边忙碌的场景。画家巧妙捕捉了马匹的各种动态和神情，无论是活泼顽皮的运动状态，还是庄重威武的静立姿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明:《明胡骢柳荫双骏图》局部 明:《洗马图》 明:彩陶马 清朝：以满族八旗骑兵立国，蒙古马为主要马种；在东北、蒙古设官牧场；清末，现代火器普及，战马军事价值下降，马匹转向运输、农耕与民间役用。
清代民间艺术中主流仍然在延续宋、元、明时期文人画传统，侧重笔墨意趣，马多作为山水、人物画的配景，体现“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但在宫廷绘画中开始了对“中西合璧”技法的探索。以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的骏马图为代表，他以西方写实技法为核心，精准刻画马匹的解剖结构、肌肉线条与毛发质感，因为清代统治者对游牧文化的认同，马的题材被赋予特殊地位，马成了皇权叙事的形象。郎世宁的《百骏图》画卷描绘了姿态各异的百匹骏马在草原上放牧游息的场面，马匹或卧或立、或嬉戏或觅食，极具生活气息。图中马匹立体感十分强，用笔细腻，注重皮毛质感的表现，同时融合中国传统构图与笔墨韵味，形成清代宫廷独有的“新体画”风格。这种风格既满足了皇室对写意记录的需求，又承载了马作为权利与祥瑞象征的文化内涵，成为乾隆时期宫廷马画的巅峰代表。
清:郎世宁雪点雕图 清:郎世宁《八骏图》局部 近年来，我国已经培育出伊犁马、三河马、河曲马三大国产名马。
时光流转，骏马嘶鸣的历史场景或许已然远去，现代马匹的用途从军事、农耕，转向马术运动、文旅展演、疗愈陪伴。
在我们举国欢庆马年春节的时候，不禁要为马那种始终向前行的姿态、气势与力量；那种不断渴望超越的精神与品格；那种在时代洪流中既担当重任、又保有灵性的生命格调点赞喝彩。
愿我们如骏马般驰骋人生，踏平坎坷，奔向辉煌。
祝大家一马当先，马到成功！
作于2026年2月19日（丙午年正月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