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降起伏，屠城悲歌——大同总兵姜瓖传

陀罗山人

　　姜瓖，陕西延川人，出身于世代为明将的家族，明末时期以大同总兵之职，佩镇朔将军印，驻守在战略要地大同。他的一生，裹挟在明末清初的乱世洪流中，反复于各方势力之间，最终以悲剧收场，其命运也与“戊子之变”及“大同屠城”这两段惨烈历史紧密相连。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破宁武关，宁武总兵周遇吉战死，明军防线动摇。见此形势，姜瓖迅速遣人向李自成递上降书，表达归顺之意。三月初一，李自成兵临大同城下，姜瓖毫不犹豫献城投降，迎接大顺军入城。当时，大同巡抚卫景瑗坚守气节，拒绝李自成招抚后自杀殉国；封藩于此的明宗室代王朱传㸄全家，也被李自成下令处死。有传言称，李自成起初本想处死姜瓖，幸得大顺军制将军张天琳求情，姜瓖才得以保全性命。但李自成对姜瓖始终心存疑虑，随即调遣他及麾下精锐骑兵随大军征讨北京，同时留下张天琳、柯天相、张黑脸等人，率领一万大顺军及姜瓖余部驻守大同。

　　在姜瓖献城之后，明朝边防重镇宣府、居庸关、蓟州相继不战而降，大顺军一路势如破竹，直抵北京，并于三月十九日攻陷明朝都城。然而，好景不长，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被清朝与明辽东总兵吴三桂组成的联军击败，大顺军溃败。姜瓖趁机脱离大顺军，悄悄返回大同。

北京市昌平区李自成塑像

　　回到大同后，姜瓖迅速转变立场。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十，他在大同军民的配合下，率领亲信突袭帅府，将大顺军守将柯天相、张黑脸，以及曾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张天琳全部杀死，并屠杀大顺军将士近万人。随后，为扩大声势，姜瓖拥立明宗室枣强王朱鼎珊，以“续先帝之祀”、复明为号召，对抗退守山西、陕西的大顺政权。此举得到响应，天城卫副将王大业、原明朝宣大总督驻地阳和等地，相继起兵支持姜瓖。

　　此时，入主北京的满清政权正着力巩固京畿地区，并向山东、山西拓展势力。同年六月，清廷摄政王多尔衮任命吴惟华招抚山西明朝旧部，又派固山额真叶臣领兵为武力后盾。在吴惟华的招抚下，姜瓖于六月初八再次易主，上表清廷表示归顺，清廷仍任命他为总兵，驻守大同。

和硕英亲王阿济格

努尔哈赤第十二子

　　十月十九日，清廷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统领大军出征陕西，追剿李自成。阿济格途经宣府、大同时，下令姜瓖与宣府副将康镇邦率两镇边军一同出征，还将宣大边军“搜刮无遗”。后来，阿济格因擅自绕道蒙古索取驼马导致行军迟缓，遭多尔衮斥责。进入陕北后，阿济格任命姜瓖为总督，统率唐通、王大业等明朝降将围攻驻守榆林的大顺军高一功部，自己则统军南下与多铎大军合攻西安。姜瓖等人围城半月，高一功被迫撤走，姜瓖率军追击至波罗，击败高一功。

　　姜瓖虽为清廷剿灭大顺军立下功劳，却未得应有的奖赏。当时清廷内部满人歧视汉人，且只信任辽东时期归附的“老汉军”，姜瓖不仅无赏，还因归附清廷后仍用崇祯年号、拥立枣强王之事，被召至北京，遭内阁大学士刚林严厉斥责。清廷的猜疑与不公，让姜瓖满腹怨气，他本指望凭功获得爵位或专制一方，结果却事与愿违。更让他不安的是，自己虽任大同总兵，但大同军权掌握在吴惟华手中，不久阿济格又领兵屯驻大同，监视之意显而易见。面对清廷“送亲子入朝侍卫”的旨意，姜瓖无奈将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为质，一时之间不敢轻举妄动。此后三年，清廷不断从山西征调人力物力，驻扎大同的阿济格部八旗兵军纪败坏，骚扰百姓、强取豪夺，导致大同民怨沸腾。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袭扰边境，多尔衮派遣阿济格等宗王领兵戍守大同，又命宣大总督耿焞在大同征集粮草。此时大同百姓早已不堪重负，官府催征急迫，怨声载道。对清廷心怀怨恨的姜瓖，疑心清廷会借大军进驻之机对自己不利，于是利用百姓不满、清军主力云集南方平叛的机会，于十二月初三日趁耿焞出城检验粮草时，突然关闭大同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起兵反清。耿焞逃往阳和，其留在大同的家属被姜瓖处死。

据意大利人马丁诺《鞑靼战纪》记载，姜瓖反叛或与阿济格部下抢走其部将新娘、他上门要人反被撵打有关，虽此事真实性存疑，却也反映出当时八旗兵在大同的嚣张跋扈。

和硕睿亲王多尔衮

努尔哈赤第十四子

　　姜瓖起兵后，发文号召大同周边州县共同反清，一时间响应者云集，朔州、浑源等十一城相继反正归明。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地，明朝旧将、义军纷纷起兵响应，或攻占州县，或拥立明朝宗室为号召，至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四五月间，清廷在山西的统治几乎崩溃，仅能控制太原、平阳等少数孤城，史称“戊子之变”。

　　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清廷派遣摄政王多尔衮统领官兵征剿大同。这位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亲自坐镇，却久攻大同不下。多尔衮多次射降书入城劝降，此时姜瓖见各地响应，心生“成王称帝”之念，坚决不肯投降。

双方僵持至八月，大同城内物资耗尽、弹尽粮绝，疫病蔓延，死者只能在城内浅埋，腐臭难闻。姜瓖部属杨振威、裴济中等二十三人暗中合谋，斩杀姜瓖后打开城门，向清军投降。

清军围困大同九个多月方才破城，多尔衮恼羞成怒，下令人城屠戳，除与杨振威等人有关的600余人外，其余官兵民众一律诛杀。阿济格率军入城后，士兵如野兽般烧杀抢掠，直至城内汉人几乎被杀尽才罢手。据粗略估计，当时大同城内约有十多万军民，仅两万多人从西门逃出，其余无一生还，此次“大同屠城”的惨烈程度，在人数和时间上都超过了“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屠城之后，多尔衮仍不解恨，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谕令“将大同城垣自垛撤去五尺”，还废大同府为县，将府治和总镇署移至阳和卫，降罪雁门关以北城区，三年内不允许官员任职、录用。直到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大同才复城移治。

清世祖顺治皇帝朝服像

　　尽管经历了毁灭性的洗劫，大同因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逐渐恢复繁华，依旧是北方军事重镇。后来，康熙皇帝认为多尔衮屠城暴行过于残忍，下旨在大同建立圆通寺，专门超度此次屠城中冤死的亡灵。姜瓖的一生，在乱世中反复摇摆，最终不仅自己落得身死的下场，还连累大同军民遭遇灭顶之灾，成为明末清初那段动荡历史中一段令人叹息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