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年

艺桥

　　故乡的年，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是刻在时光里的乡愁，无论走多远，一想起，心底便会涌起一股滚烫的暖意，漫过岁月的山川，落在童年的巷陌。

　　历来写年的文字，多是热闹的。仿佛不如此，便辜负了那满城的爆竹与红烛。可当真要提笔写故乡的年，我脑海里最先浮起的，却不是喧嚣，反倒是一种极静的意境——像是除夕夜里，守岁时分，听得见炭火在铜盆里毕剥的声响，那火光是暗红色的，温暾暾地映在粉墙上，墙上是祖母的影子，佝偻着，一针一针地纳着鞋底。

　　我渐渐觉得，年味这东西，其实是越早越浓的。冯骥才先生在一篇文字里说，儿时最快乐的日子是过年，不同的人生境遇有不同的过年的滋味，但平凡的人儿时的年总能无忧无虑，因为生活的愁苦都被大人藏在自己身上了。这话说得真好。我们怀念故乡的年，说到底，是怀念那个被庇护着的自己，怀念那些大人们默默承受了愁苦，却在我们面前堆起满脸笑意的日子。

　　故乡的年，是从腊八开始的。腊八粥的香气，如今想来，不只是五谷的香，还有一种近乎仪式的庄严。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身，把攒了一秋的各式豆子、花生、红枣，一样样地洗净，下锅。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风箱呼哒呼哒地响，那节奏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粥熬好了，第一碗却不许我们吃，要盛在碗里，让我端着给邻家的三奶奶送去。我至今记得那碗烫手的粥，记得踏着薄霜的青石板路，记得三奶奶接过去时脸上的笑纹，像极了她家窗纸上贴的剪纸。那种邻里间的馈赠，没有客套，仿佛天经地义，年味就在这送来送去间，渐渐浓得化不开了。

　　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故乡人说灶王爷是玉皇大帝的女儿，这一天要回娘家，于是家家在灶前供上灶糖，甜了她的嘴，好让她“上天言好事”。我小时候总疑惑，那糖粘住了嘴，怎么还能说好事呢？但疑惑归疑惑，糖是要偷吃的。趁着母亲转身的工夫，从供盘里飞快地捏一块，躲到门后，那糖在嘴里黏黏地化开，有一种“偷吃禁果”的快乐。现在想来，这大约是我关于年最早的“自由”的记忆——在祭祀的庄严里，偷得一点孩子气的放肆。

　　真正的忙碌，是从扫尘开始的。母亲用新竹扎了长扫帚，把屋顶角角落落的蛛网灰尘都扫下来。我则带着弟弟妹妹把家具一件件搬到院子里，用碱水刷洗。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泥土香，混着肥皂的味儿，恍如昨天。我那时并不懂“尘”与“陈”谐音的道理，只觉得把旧年的积垢扫地出门，家里亮堂堂的，心里也亮堂堂的。这种亮堂堂的感觉，一直延续到年三十贴对联的时刻。

　　写对联，在我们村是件顶郑重的事。谁的的字写得好，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家里便挤满了人，都是请写对子的乡亲。把红纸裁好，研了墨，问人家要什么内容。多数人只说“吉祥话就成”，于是便写“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也有那认得几个字的，自己编了词，无非是盼着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帮着牵纸，墨汁的香气混着屋外飘来的炖肉香，熏得人有些恍惚。等写好了，晾干了，卷起来，主人家欢天喜地地抱着回去。年三十上午，家家户户贴起来，朱红的纸，墨黑的字，把个灰扑扑的村庄，一下子点染得热闹起来。猪圈上是“六畜兴旺”，鸡窝上是“金鸡满架”，连牛栏门上也贴一窄条“槽头兴旺”。那是一种朴素的、近乎天真的祈愿，仿佛只要红纸一贴，来年的日子就真能兴旺起来。

　　最难忘的，是年三十的下午，跟着父亲去上坟。暮色四合，野地里远远近近亮起红灯，那是各家各户给故去的亲人送的年夜饭。父亲挎着篮子，里面是馒头、小菜、酒，还有香烛纸钱。到了祖父祖母的坟前，父亲把供品摆好，点了香，斟了酒，然后跪下磕头。纸钱烧起来，火光照着父亲的脸，那脸上有一种平日罕见的庄重。我跪在父亲身后，听不见他说什么，只看见他的嘴唇在动。风把纸灰吹起来，飘飘悠悠的，像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接住了。回去的路上，我回头望，那一盏盏红灯在夜色里明明灭灭，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窗户，也亮着灯，也在过年。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咫尺天涯”，只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牵绊。

　　年夜饭，照例是要团圆的。故乡有句老话，叫“有老人在，既是在天南海北，除夕夜也要赶回来聚在一起团年”。这话的分量，年少时不觉，等自己也成了天南海北的人，才懂得“赶回来”三个字里，有多少颠簸和盼望。饭桌上的菜，年年都是那几样：炸藕盒的酥脆，丸子的浓香，还有那条鱼，只看不能吃，要“年年有余”。饺子是重头戏，母亲总在其中一个饺子里包一枚硬币，说谁吃到了，谁一年有福气。我们几个孩子便拼命地吃，吃得肚子滚圆，最后那硬币往往被父亲吃到，他却悄悄地塞给最小的妹妹，说是她自己吃到的。妹妹的信以为真，举着那枚硬币，脸上的得意，比得了压岁钱还高兴。

　　守岁，是年夜里最温柔的时光。炭火盆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围着，嗑瓜子，吃花生，说些闲话。我那时最盼望的，是午夜时分那场烟花爆竹的盛宴。可往往等不到午夜，眼皮就打架了。迷迷糊糊间，听见外头的鞭炮声愈来愈密，想睁眼，却怎么也睁不开。再醒来，已是初一早晨，枕边端端正正放着一个大苹果，红彤彤的，发着亮——那是母亲夜里放的，说是保平安。我捧着那个苹果，觉得一年的甜，都在这苹果里了。

　　如今想来，故乡的年，其实是由许多规矩和禁忌织成的。初一不能扫地，不能泼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甚至不能动刀剪。这些规矩，小时候觉得是束缚，如今却觉得，正是它们，给了年一种特别的庄严。在这几天里，天地人间是有秩序的，神明在看着，祖人在守着，人不能放肆，只能恭敬。这种恭敬，反而让年里生出一种安宁——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只要照着做，日子就会平平安安地过下去。

　　可年，终究是渐渐老了。不是年老了，是我们老了，故乡老了。那些规矩，年轻一代早丢到脑后了。拜年变成了一条群发的微信，压岁钱变成了手机转账，年夜饭从家里挪到了饭店。冯骥才先生这些年奔走呼号，说年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说团圆是春节的第一主题，说这一刻，人世间所有最醇厚的情感都会一拥而来。他说得都对，可我还是忍不住想，那个在腊八粥香里送粥给邻家的孩子，那个在除夕夜里等着枕边苹果的孩子，他心里的年，和今天的孩子心里的年，怕是两回事了。

　　但故乡，是回得去的，也是回不去的。回得去的，是那条路，那个村子，那些老屋；回不去的，是当年的心境，是那些故去的人，是那个被庇护着的自己。有一年除夕，我站在故乡的村口，看满村的红灯，听远远近近的爆竹声，心里忽然浮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一刻我明白，故乡的年，不是过一个日子，是认一回根。根在那里，走得再远，心里也有一盏灯，亮着。

　　故乡的年啊，原来是一坛陈年的酒，越早越有味道。岁月把它封起来，只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揭开一个小小的口子，让那香味飘出来，熏得人心里，暖暖的，酸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