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与崇明岛的缘

杉龙

　　一个甲子前，从这儿开始，今又回到这儿；崇明岛。

六十年前的九月十二日，我背着铺盖卷，站在长征农场那扇斑驳的木门前。风里裹着芦苇的清气，也裹着一点怯生生的豪情。那时的我们，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脚上是胶鞋，肩上却已悄悄扛起了“文艺战士”的名分——不是真枪实弹，是手风琴、快板、油印小报，是田埂边排练时惊飞的白鹭，是晒谷场上借着夕照念台词的年轻声音。那栋老屋还在，门框歪了一点，砖缝里钻出几茎青苔，可它认得我，像老友重逢，不说话，只把影子轻轻铺在我脚边。

　　七年年代前穿军装，从农场职工（干农活，但不是农民）转了个身，全家光荣

军装是发下来的，不是挑的。领口硬，肩章沉，照相那天我特意把帽檐压低一点，怕笑得太开，显得不够“革命”。其实心里早乐开了花——不是因为穿上这身衣裳，而是因为，从此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从崇明岛走出来的兵。那身军装，是农场给我的成年礼，是泥土与号角共同盖下的章。

　　视野宽了，世界观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站在八达岭长城上，风大得吹得人眯眼。身后是穿军装的战友们，前面是盘踞山脊的巨龙。有人喊：“看，咱们的祖国！”我没应声，只把手指插进衣兜，摸到口袋里那张从农场带出来的、折了角的崇明地图。原来世界真能变大——不是靠走得多，而是心田里，悄悄种下了一片更辽阔的滩涂。

　　一个甲子，又回到了当年的地方。

推开门，不是旧屋，是新筑的院落。浅墙黛瓦，铁艺门栏上缠着新抽的藤蔓，一辆黑车静静停在侧。我站在院中没动，听风掠过屋檐，像六十年前掠过芦苇荡。隔壁阿婆拎着菜篮经过，抬头一笑：“哟，老知青回来啦？”——她不记得我名字，却记得这岛认得的人，从来不会真正走远。

　　推门进屋，木地板温润，沙发松软，茶几上搁着半杯凉透的茶。窗帘半垂，光斜斜切进来，在地板上划出一道暖金。我坐下去，没开电视，也没翻手机，就那么坐着，听窗外几声鸟叫，听远处隐约的汽笛——是横沙码头的船，还是南门港的渡轮？分不清了。可这声音，和六十年前一样，是崇明的呼吸。

　　两位老人坐在沙发上，共同阅读一本杂志。

她把杂志往他那边推了推，他摘下老花镜，用袖口擦了擦，又戴上，手指点着一行字，慢悠悠念出来。她笑，说“这句写得不像话”，他也不争，只把茶杯往她手边挪了半寸。杂志封面鲜亮，屋里安静，连阳光落下来都像怕惊扰什么。六十年，没写进史书，却一页页，翻在了这方寸沙发里。

　　一对老年夫妇坐在户外的藤椅上，女士比出胜利手势。

她忽然举起手，两根手指朝天一翘，像当年在农场汇演后台，紧张又得意地比划着“我们一定能行”。他笑着摇头，顺手把水壶往她那边推了推。红外套在风里轻轻鼓起，像一面小小的旗。石墙斑驳，地砖泛红，可那手势一点没老——它从1966年的晒谷场，一直举到了2026年的院门前。

　　摇椅轻晃，像小时候躺在农场草垛上看云。他伸手替她拢了拢被风吹乱的鬓发，她没躲，只把脚尖点着地，让椅子晃得更慢些。砖墙静默，围栏低矮，连时光都放轻了脚步。原来所谓归来，并非回到原点，而是终于能坐在自己种下的树荫下，不赶路，只摇晃。

　　照片压在书桌玻璃板下，边角微卷。他们站在老屋门前，她衣领上那枚白结，像一朵没凋的栀子。照片右下角印着时间：5:38，2月19日——不知是哪年的晨光，也不必查。有些时刻，本就不为纪年，只为记得：我们曾那样并肩站着，站成崇明岛上，两棵不弯的芦苇

黑白、肖像、年轻、衬衫、平静，我缺乏自信，又不甘俗气，一个甲子在起伏中螺旋爬啊爬，累！一切不求回报，上天有眼。

　　一个甲子，不是六十年，是潮涨潮落间，一次又一次的靠岸。

崇明岛从不催人，它只静静等——等你把远方走成乡音，把军装叠进樟木箱，把白发梳成芦花，再轻轻，落回它宽厚的掌心。

花甲后，习油画，一生皆在变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