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博“北京通史陈列展”观展记

小满梧桐🌿

　　首都博物馆的北京通史常设展全名叫做“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因为看一楼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藏的古代金器“黄金缕”特展多耗费了些时间，待走到楼上去寻玉器展没寻到，再随机走进标志最显眼的“北京通史”展厅——好吧，没有从头看起，一来就是元代了，也就是北京兴旺之开始。

　　【大都肇建 元 1271-1368年】

金代末期,蒙古族崛起,先后亡夏、灭金、克宋,建立起大一统王朝。随着历史发展与形势演变,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将首都从和林迁至金中都，1267年,又在中都东北建立新城，即大都。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光辉的城市。无论它的建筑规模、建筑艺术、科学布局和工程水平,世界上的其他城市都无法与之比拟。元大都也是当时世界瞩目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元大都的雄伟、富实与华丽,随着《马可·波罗行纪》以“汗八里”的名称被传播到世界另一端。
元人赞叹北京的山川形胜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定都于燕,开始大规模兴建新都。元人黄文仲的《大都赋》描绘了大都的壮丽,最后总结说:“惟其有大元之大,故能成大都之雄”。

【“双塔庆寿寺”石额】
　　元。庆寿寺建于金代。庆寿寺住持海云及其弟子可庵圆寂后分葬于寺内西南隅并各建一塔。修建元大都城南城垣西段时,正好经过庆寿寺海云、可庵两灵塔塔基,元世祖特命,将此段城墙南移，“远三十步环而筑之”。因此，大都城南垣在此段向外弯曲,绕开双塔,形成一段弧形墙，将双塔环绕城内。

(琉璃釉兽头,元,西城区德胜门城墙东出土)
(黄绿琉璃釉脊兽残件,元,明北京城墙遗址出土) (兽面形铜铺首/铜衔环,元,西城区德胜门豁口城墙出土) (地狮角石,元,海淀区新街口西城墙下出土)

　　礼制都城。大都总体格局遵循了方城、南向,“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儒家理想都城范式,体现了《周礼·考工记》的礼制思想,在中国都城发展史和世界城市规划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元大都完全在平地上有计划兴建,摆脱了旧中都城的限制。其外城共有十一门,各城门的命名都与《周易》卦象相关。皇城在南,以太液池为中心，四周布置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宫城正门为崇天门,北面为厚载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崇天门前有金水河,河上有周桥。在皇城之左右设太庙和社稷坛。皇城之北,对万宁桥设钟鼓楼,并有诸多市场。

(“大元上都”残碑,元) (迦陵频迦,元,元大都遗址出土)

　　两都巡幸。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朝皇帝夏冬时节在大都和上都之间两都巡幸，即所谓的“乘舆绳祖武，岁岁幸滦京”。元代的两都巡幸制度是辽金捺钵制度的延续。这种兼顾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多都空间结构，也有助于维护边疆安宁和国家统一。

(磁州窑白地黑花赭彩凤纹罐,元,元大都遗址出土)

【钧窑月白釉盘】
　　元,房山区良乡镇南街窖藏出土。瓷盘底部有墨笔书写“兀剌赤”、“王会”字款。兀刺赤指管理驿马者,亦即驿站中的小吏。此处的瓷器窖藏可能是元代良乡驿站的小吏王会所埋藏,据此也可推知元代良乡的驿站就在良乡县城南门内路西。

(“内府”铭白釉梅瓶,元,房山区良乡镇南街窖藏出土) (钧窑天蓝釉紫斑盘,元,房山区良乡镇南街窖藏出土)

　　【芦雁纹铜镜】

元。芦雁纹是宋元流行纹饰,即大雁徜徉于芦苇丛中。鸿雁是北方草原上的常见飞禽，草原上遍布的湖泊、水塘、河流、沼泽，是鸿雁主要繁殖地和栖息地。

【陶武士俑】
　　元。元朝皇帝两都巡幸中常带大量宿卫军。宿卫军包括怯薛和侍卫亲军两部分。怯薛原是蒙古大汗的禁卫亲兵,入元后基本上成为宫廷贵族的特权组织,但在制度上仍有保卫皇帝、卫戌皇宫和斡耳朵（宫帐)的职能。侍卫亲军则是元世祖忽必烈按照中原制度新建立的中央常备精锐部队,负责皇帝安全。

　　居庸关云台。坐落在关城之内,是元代过街塔的基座。居庸关过街塔始建于至正二年（1342年），至正五年建成。云台门洞券面上雕刻大鹏金翅鸟、龙子、异兽等。券门内壁和顶部雕刻有五曼陀罗、十方佛和四大天王等。其间有石刻文字,一侧为《陀罗尼经咒》;另一侧为《造塔功德记》。从整体来看,居庸关云台浮雕对人物的刻画细致入微,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四大天王是整个浮雕群中最醒目的部分，堪称元代雕刻艺术的精品之作。

　　京师通漕。自金代开始,京师即依靠漕运将华北平原的粮食等物资运达辇下。元代继承了金代的漕运系统,进一步疏浚、开凿河道而连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并开辟海运线路。河漕海运成为连接北方新兴的全国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的重要纽带。这两条运输线,使得中国华南及海外各地的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京城，为王朝政治中心带来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出土于元代大都城内外的精美瓷器,所属窑口分布各地,其中有一部分即是经漕运而至。

(白釉黑彩“内府”铭梅瓶,元,元大都遗址出土)
(黑釉“内府”铭罐,元,元大都遗址出土) (钧釉壶,元,元大都遗址出土)
(磁州窑白地黑花鱼藻纹盆,元)

　　运河改道。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隋朝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元代于1283-1293年间,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先后挖通了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大都城到通州的通惠河。元代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中国部分水系,加强了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对元朝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政权也起到重要作用。

(磁州窑白地黑花龙纹罐，元，西城区出土) (回纹酱釉罐，元) (磁州窑白地褐彩花卉纹荷叶盖罐,元,元大都遗址出土) (青袖刻花卉纹双耳瓶,元)

【磁州窑白地黑花龙凤纹四系扁壶】
　　元，元大都遗址出土。这种方形扁壶为元代新器形。扁壶唇口、直颈,壶身扁方形,腹部扁平微鼓，平底。颈两侧各有双系。腹部两侧分别用黑彩绘出龙、凤纹，并划出鳞片和羽毛,腹侧饰卷草纹。

　　坝河和通惠河。坝河和通惠河是大都到通州之间的两条重要漕运水道。海运、河运的漕粮集中到通州后,需要转运到大都。在金代,它们两地之间有一条旧河道,但不敷使用,于是元代相继开通了坝河和通惠河。坝河西起大都光熙门,向东到通州城北,接温榆河。为了粮船通航,河道上建有七座闸坝。后来坝河水源不足,水道不畅,在1292-1293年间,都水监郭守敬设计并主持开浚了新的运河——通惠河。通惠河建成后,从南方来的大批漕船可直达城内积水潭码头。

　　元代大都西北郊有许多泉水涌出,白浮泉即其一。在经过实地考察后,郭守敬提出导引西北郊泉水作为通惠河的水源。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白浮瓮山河引水工程开工,次年建成。河渠沿大都北部的山脚划出一道的弧线,沿途又拦截了沙河、清河上游的水源,汇聚西山诸泉,达于瓮山泊,然后由瓮山泊流入大都城,使通惠河上游水量大增,保证了漕运水量。

　　富庶都市。元代的中国空前统一,在开放包容的格局下,在航海技术进步、京杭大运河的贯通等因素影响下,大都城“四方异域之人会聚”,日益富庶繁华,其繁华恰如元诗所描绘“京师天下本,万国赴如水。珠犀从南来,狗马由西止”。都城之内,除了皇族和官僚以外,还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平民。这些普通人家的生活日常,不外柴米油盐、吃穿住行,然其中亦自有大都的风情和气象。

(白地黑花鱼藻纹盘,元,西城区德胜门东城墙出土) (铜灯，元，东城区出土) (景德镇窑青花人物纹鸟食罐,元) (酱釉娃娃瓷香插,元,西城区顺城街第三十中学出土)

【“元章”款凤字形石砚】
　　元，西城区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有“元章”铭文的砚台,目前全国仅见此一方。此砚石质极好,色紫、润泽。砚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墨痕。砚背面有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落款为“元章”二字。紫金石产于山东临朐,紫金石砚在宋以后已不多见。“元章”为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蒂的字,在其《砚史》中曾提到过紫金砚。

(铁煤炉,元，西城区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

　　权衡器是专门用来称重的器物,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元代统一全国后,颁行统一的权衡制度。《元史》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颁斗斛权衡”,《元典章》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刑部“禁私斛斗秤尺”，禁令中提到:“今体知各路官司虽南承官降式样,终不曾制造完备。有行户人等,恣意私造使用,或出入斛斗秤度不同,以致物价低昂，深恐不便”。为解决这一问题，中书省下发条令,即“遍行各路，文字到限六十日，令各路总管府验所辖司县街市民间合用斛斗秤度，照依省部元降样制成造。委本路管民达鲁花赤长官较勘相同,印烙讫,发下各处,公私一体行用。”据此可知，元代铜权为官制。

(铜权，元)

【至元通行宝钞】
　　元。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宝钞、至元钞。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登基后,发行以丝为本的交钞,并在十月进一步推出“中统元宝交钞”。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起,全国禁用银钱市货,“中统元宝交钞”成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至元二十四年,世祖采纳尚书右丞叶李的建议,改立钞法,印造至元钞。钞面分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一十文、五文共十一等,与中统钞并行,每贯当中统钞五贯,二贯易银一两,二十贯易赤金一两。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变更钞法,不再印造至元钞。宝钞下格内印有禁令。

　　青花世界。元代交通的便利、异域工匠的涌入、中外交往的频繁,催生了元青花的出现。青花瓷有两类:一类器型高大,纹饰繁密,如大盘,大罐,梅瓶等,多发现于西亚等地区,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另一类器型小巧、纹饰疏朗,多为元代宫廷及贵族使用或行销国内。元代青花呈现两种色调,一种呈灰蓝色,较浅淡。一种是深蓝色,使用进口钴料(即苏麻离青)。进口钴料成分是低锰、高铁,含硫和砷,无铜和镍，所绘青花纹饰呈色浓艳深沉,并带有紫褐色或黑褐色较光润的斑点。元青花瓷器在器型、纹饰、色彩上,都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创新与开放。

(景德镇窑青花鸳鸯卧莲玉壶春瓶，元) (景德镇窑青花束莲纹梨式壶，元) (景德镇窑青花菊花牡丹纹盏、盏托,元,西城区旧鼓楼大街豁口元代容藏出土) (景德镇窑青花龙纹盘,元,元大都遗址出土)

【青花凤首扁壶】
　　元,西城区旧鼓楼大街豁口元代容藏出土。青花凤首扁壶是元青花器中的珍品,目前发现的同形器仅两件。壶体扁圆，直颈小唇口，浅圈足，底足在沙胎上挂一层很薄的护胎釉。该壶以昂起的凤首作流,以卷起的凤尾作柄，凤身绘在圆形壶体上部，双翅垂至壶体两侧，壶体下部则装饰盛开的莲花,呈现出凤鸟飞翔于莲花丛中颇富情趣的情景。凤首扁壶采用多种制作工艺,壶流采用模制成型,壶柄以手捏塑成型,壶体为雕镶成型法，最后琢成整体。

【景德镇窑青自袖戏剧舞台人物纹枕】
　　元。瓷枕雕镂成戏台形式,戏台上珠帘漫卷,众多演员正在演出一场戏剧,反映了元代戏剧流行的社会风尚。元代戏曲最具时代特征,分为杂剧、戏文和流行各地的传统小戏。杂剧的成就最大，杂剧作家约200人,创作剧目600 余种，现存一百五六十种。杂剧作家在当时被习惯称为“才人”,他们的组织称为“书会”。在大都等城市内,都有书会。

(景德镇窑青白釉磨,元)

【景德镇窑青自釉水月观音菩萨像】
　　元，西城区广安门外出土。水月观音的形象最早是唐代画家周舫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观自在菩萨创造的造型，之后广泛流传。菩萨像头戴宝冠，宝冠上有小化佛，已残。额头宽阔，双目微闭，端庄慈祥，气质高雅。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臂放在右膝上，神态优美。观音上身穿袈裟，下身着长裙，胸前及衣裙上饰联珠躞珞，手腕戴臂钏,全身装饰十分繁缛。通体施青白釉，釉色白中泛青，胎质洁白细腻。水月观音菩萨像的制作采用了模印、刻划、贴塑等多种工艺相结合的手法,充分表现出元代瓷塑的特点。

　　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个家长领着孩子从旁边过：“来，我们来看这个瓷娃娃……”

接着像一阵风，不停留地掠过去……
哈哈哈，也对，“这就是个瓷娃娃”。

(景德镇窑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元) (梵文莲瓣纹铜镜,元)
(铜准提观音菩萨铜镜,元) (梵文铜镜，元) (梵文铜镜，元) (铜鎏金梵文双塔圆形造像铜镜，元) (八思巴文钱币,元) (三彩琉璃釉道士像,元,元大都遗址出土)

【昭惠灵显真君石碑】
　　元，元大都遗址出土。昭惠灵显真君即二郎神,又称二郎显圣真君、灌口二郎、二郎真君、灌口神、赤城王、昭惠显圣仁佑王、清源妙道真君等等,是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神祇人物。宗教典籍《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开山宝卷》(简称二郎宝卷)、文学作品《西游记》《封神演义》中均有其形象描述。

　　四方会聚。元代疆土广袤,域内民族众多,还有很多从中亚、西亚迁徙而来的色目人,“四方之民,风俗不一”。大都是元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多民族杂处融合、多元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体现。

　　耶律铸，(1221-1285年）,字成仲，是辽太祖长子耶律倍九世孙,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孙,耶律楚材次子，其母为苏轼四世孙威州刺史苏公强之女。耶律铸家族是契丹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

【陶俑】
　　元，海淀区耶律铸夫妇墓出土。《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古代天子以至庶人墓中西北角均置“蒿里老翁”。汉代送葬时所唱的挽歌称《蒿里》:“蒿里谁家也?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歌中解释了“蒿里”的含义,即阴间,指人死后灵魂所归之处,故墓中置蒿里老翁,北宋时又称蒿里老人。耶律铸墓出土一男性俑,应为蒿里老翁。

【陶龙】
　　元，海淀区耶律铸夫妇墓出土。《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上至天子下自庶人墓,皆置墓龙,安放在辰地。根据耶律铸墓随葬皿物的组合关系及其他墓葬墓龙出土情况,此陶龙推测为墓龙。龙做直蹲状,尾部卷起上翘。

【陶凤】
　　元，海淀区耶律铸夫妇墓出土。古代丧葬文化中的金鸡、玉犬信仰至迟在南朝时期即已形成。因鸡、犬在人间生活中具有司时和警备的功能,从而能够以冥器形式进入墓葬,为亡者“知天时”和“知人来”，确保墓主魂魄安宁,常以成对的形式安置在墓中,即“麒麟为守狗,使我知人来。凤凰为鸣鸡，使我知天时”。

(汉白玉犬,元，海淀区耶律铸夫妇墓出土)

【汉白玉马】
　　元，海淀区耶律铸夫妇墓出土。《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玉马安午地，耶律铸墓出土汉白玉石马与汉白玉犬材质一样。这匹马有点萌萌的。

　　铁可家族。铁可家族的发展反映出元代不同民族间的通婚融合情况。铁可家族本为乞失迷儿部人（今克什米尔）。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其父斡脱赤与其叔父那摩东奔投效。铁可出生于山西浑源，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命典餐膳汤，累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宣徽使，领大司农事、特授太傅、录军国重事、领太医院。

(景德镇窑青白釉串珠纹玉壶春瓶,元，东城区龙潭湖斡脱赤墓出土)
(钩窑三足炉,元,东城区龙潭湖铁可墓出土)
（双龙纹铜镜，元) (鱼龙纹铜镜，元) (六鹤同春图铜镜,元,朝阳区东坝出土)

　　都城典范。明初,成祖朱棣由南京迁都北京,北京的都城文化承接前代而继续发展。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增建而成,都城中轴线的继承、发展与完善是其突出的成就之一，北京作为古代都城规划、建设的典范之作至此基本形成。城市性质的转变还带来了城市人口数量和阶层的相应改变，来自全国各地的物产、人才等荟萃于此,推动了北京城市商业、手工业、文化教育、宗教与民族融合等诸方面的繁荣兴盛。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定都应天(今南京),改大都为北平。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最终夺得帝位,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 1403年),明成祖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八年下诏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建都北京及修筑长城、完善九镇等共同构建了明代军事布防中的“天子守边”格局。

　　营建都城。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参照明南京及明中都进行规划、建设而成。明初将元大都城北城墙南缩五里;永乐时将南城墙南移约一里,改建城池,营建新的宫殿、园囿、坛庙等;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北京城遂呈“凸”字形平面布局,形成宫城、皇城、大城、外城四重套合结构;沿用大都城中轴线,并将其一再南向延伸,中轴对称格局更加宏伟,紫禁城的核心地位更加突出。明北京城是中国2000多年来都城规划和营建的典范之作。

(三色琉璃面砖,明,西城区琉璃厂沙土园出土) (绿釉琉璃柱顶，明,西城区琉璃厂沙土园出土)

【万历款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番莲纹梅瓶】
　　明万历(1573-1620年)，海淀区董四墓村明神宗妃嫔墓出土。瓶腹部绘缠枝番莲纹,肩部及颈部绘变体莲瓣纹。肩部书青花“大明万历年制”单行楷书款,是万历时期青花瓷中的精品。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泛青,青花色泽微微泛灰。

【景德镇窑青花踏雪寻梅图罐】
　　明天顺(1457-1464年)，海淀区学院路出土。罐腹部主体绘唐代诗人孟浩然在风雪中骑驴踏雪寻梅故事图。青花色泽浅淡,略泛灰蓝，釉面清白腴厚,与故事主题相衬，更凸显画面的清幽意境。

【嘉靖款景德镇窑青花红彩鱼藻纹盖罐】
　　明嘉靖(1522-1566年)，西城区郝家湾出土。罐盖及腹部通景绘青花红彩莲塘鱼纹,十二尾红彩游鱼穿梭于鱼藻、莲花间，青花与红彩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张力,清丽动人、生机一片。底书青花双圈“大明嘉靖年制”双行楷书款。

　　锦绣天街。永乐迁都后,北京城市性质转变、人口数量激增,带动了都城手工业和消费市场的繁荣,特别是京杭大运河的疏浚保障了物资供给,庞大的皇家与官僚群体的消费需求又推动了工艺发展和引领了消费风尚。明廷征十八万匠户轮班至京服役;另从南京迁二万五千匠户附籍大兴、宛平,长期服役。各地良工巧技荟萃,引发雕滚、珐琅器、织染、玉雕等工艺再获精进。四方财货骈集,城市商业中心范围,从元代的钟鼓楼、积水潭一带转移到正阳门棋盘街一带,以及东四、西四牌楼,并逐渐形成多种类型的定期市集。至明中期,北京已成为“生齿益繁,物货益满,坊市人迹,殆无所容”的繁华都市。

(铜钱，明/嘉靖款拾两金锭，明，海淀区八里庄李伟墓出土)

　　倾银店。明朝中后期,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但小额交易仍需要使用铜钱，市场上有专门经营银钱兑换业务的“钱铺”“钱桌”。银锭可用刀剪分割成碎银使用，亦有将碎银熔铸成银锭的倾银店。图为明人仿《清明上河图》中的倾银店。

(七莲花座银托盘,明,丰台区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 (杏叶纹金执壶,明,丰台区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
(凸花海水江涯鱼龙献寿金盘,明,丰台区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 (嵌红宝石狮柄金杯,明,丰台区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

【錾花太白人物八角金杯、山水人物八角金盘】
　　明,丰台区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八角金杯、金盘为组合使用。杯心圆雕太白醉酒像,杯外壁簋刻八仙人物图案。盘心细篮唐明皇游月宫故事图。金杯重105.6克,金盘重271.9克。

【宣德款云凤纹摇铃金尊】
　　明，海淀区董四墓村明神宗妃嫔墓出土。金尊采用佛教中的摇铃样式。底部铭刻“随驾银作局宣德玫年玫月内造,挪成伍色金，拾伍两重,外焊伍厘”款。

【弘治款金盆】
　　明，海淀区董四墓村明神宗妃嫔墓出土。金盆外底刻“银作局弘治元年六月内造盆一筒,计八成色金四十两重”款。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身旁一个父亲对孩子说：“来来来，你快来金盆洗手。”——让人啼笑皆非，话说“金盆洗手”，不是这样用的呀。

　　金属胎珐琅工艺自13世纪从西亚传入,一直是官匠专属工艺和宫廷化的奢侈品。明宣德时期的掐丝珐琅多填蓝釉为地。景泰年间,景泰帝朱祁钰痴迷珐琅,制作很多有年款的掐丝珐琅器,在当时人们就视之为珍品。后世因此称铜胎掐丝珐琅为“景泰蓝”。据孙承泽《天府广记》记载;“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房(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

(铜胎指丝珐琅龙凤缠枝莲纹盆,明)

　　首善修文。永乐迁都后，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人才汇聚,人文森布。朝延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国子监、贡院等,祭祀孔子的孔庙及国家最高育才、储才机构翰林院,皇家档案库皇史成等相继建成。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到北京，带来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与西方文化,北京又成为这一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浅驼色四合云地过肩蟒妆花纱单衣】
　　明正德(1506—1521年)，丰台区南苑苇子坑夏儒墓出土。此件单衣为对襟式，五枚缎立领，琵琶袖,上织妆花直袖蟒,镶五枚缎边衣地为一绞一的四合如意连云纹亮地纱，上面织妆花蟒。

【青白玉双螭耳杯】
　　明，丰台区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镂雕螭虎作杯耳,螭额刻“王”字,双爪伏于杯口,尾分岔贴于杯壁,灵动自然,碾琢精细,抛光极好,既工且巧,体现了明代京师玉作的高超技艺。

【青玉菊瓣式双耳杯、盘】
　　明，房山区大韩继村佛塔内采集。杯、盘由同一块玉料琢磨而成,杯身为菊瓣纹,杯柄为镂空的枝叶、花朵。盘琢双层菊瓣纹,凹槽处置杯,层层菊瓣纹使杯、盘浑然一体。

【四合如意流云暗花五枚褐色缎袈裟】
　　明。五枚褐色缎地，起四合如意流云纹，其上作“田”字格。佛教称袈裟为“福田衣”，有26段，每段5节，每节宽约7-11厘米不等。佛教借此比喻法衣之用可以增长一切善种，长养法身慧命。

【嘉靖款铜鎏金普贤菩萨像】
　　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此像骑在一头六牙白象身上象征其行愿广大。通体鎏金,造型端庄。莲座后刻有铭文“大明嘉靖十一年正月初八日父讳日，男陈佐发心追造”。

(周仓铜像，明万历1573-1620年，海淀区八里庄慈寿寺出土)

【慈圣皇太后款设色水陆斋缘起图轴】
　　明万历(1573—1620年)。水陆缘起图是水陆碑的一种,记录创制仪文和水陆法会的故事。相传梁武帝曾于梦中得到启示,醒后创制水陆仪轨。全图上部绘“梁武帝问志公和尚图”,下半部以黑地金字书写宋代宗赜所作《水陆缘起》文。左上方存有慈圣皇太后款识钤印。慈圣皇太后为万历帝生母李彩凤，隆庆帝贵妃。

【经卷】
　　明万历(1573—1620年，海淀区八里庄慈寿寺出土。该经卷发现于慈寿寺永安万寿塔内,卷尾莲花与荷叶间方框内有“大明慈圣皇太后发心造”字样，印证了此塔确为李太后所修造。

【绣字《药师经》】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药师经》是宣扬供养药师如来具有免除九横、增福延寿等诸种功德的佛典。此部缎地绣字《药师经》,经折装,以折枝牡丹暗提花缎为地,用佛青线缉绣。内有“万历三十三年五月初七信女徐门陈氏绣”绣款及韦陀像。

　　都城日新。清代北京的都城格局整体沿袭前代,但城市功能区划有了重大调整。清初,京师北京实施“旗民分居”政策，即旗人居内城,汉人官商民人等居外城。清朝的分封制为“封而不建”,受封者在京师建府而居，这些新建的王府结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满洲文化风俗,产生了京师的王府文化。清朝统治者还在西郊兴建起大片皇家园林，作为理政、休憩之所;随着满洲、蒙古等民族在京居民的激增,北京的城市面貌、功能布局和都城文化等更趋丰富多元。

(清代王府分布图)

王府是高等级的贵族府邸。清代封王而不赐封国,“但予嘉名,不加郡国”，受封者不似明朝出镇各地,而是留居京城,按所封等级的高低接受皇帝赐封的府邸,或择地依典章规制兴建府宅。至清末,内城约有王府五十座。王府的礼俗、建筑规制及其主人的衣食好尚等,形成了清代北京特有的王府文化。

(碧玉带皮灵芝如意,清)

【佟氏族谱】
　　清，佟慧君捐赠。冠以佟氏的满族宗族中,以佟佳氏中巴虎忒各慎为始祖的一支最为显赫。这一支世代居住在佟佳,以地名而得姓。该族谱记载了巴虎忒各慎第四子噶尔汉图漠图一系。其子孙在清初多从军入京,成为迁居北京的满洲大族。

【“圣旨开阜城门”铜合符】
　　清同治元年(1862年)。京城各城门昼启夜闭,如夜间奉旨出城，须持大内发放的阳文合符,与步军统领衙门的阴文合符验合无误，才能开启城门放行。

(圆柄满汉文“正蓝满洲佐领图记”铜印/圆柄满汉文“正红汉军佐领图记”铜印/(圆柄满汉文“正黄满洲佐领图记”铜印,清)

　　三山五园。自康熙年间建畅春园始,清廷陆续在北京西郊建成以“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此外,一些宗室、官僚等在此也有府邸、园林。西郊园林不仅是帝王、官宦等赏游的景观，也汇成中国传统造园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之作，并成为当时京城的第二个国家行政中心，发展成一宫多苑的城市地理格局。

　　【上谕:为本月十九日驾幸圆明园二十一日回宫二十日如有奏事赴圆明园事(复制品)】
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雍正到咸丰,五朝皇帝驻跸圆明园的时间都超过其宫居紫禁城。除日常理政外,殿试传胪、接待各国使臣、节日宴会及演戏、射柳、龙舟竞渡等皆曾在此举行。
该满文上谕的大意是: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上谕，我于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出宫去圆明园,凡二十日入宫奏报事务的各部各旗可去圆明园奏事。

【第六代样式雷雷思起画像】
清。“样式雷”,是对长期执掌皇家建筑设计的专门机构——样式房的雷氏家族的称誉。到清末雷家共有八代人从事皇家宫殿、园囿、陵寝等的设计和修建工程。
　　第六代样式雷雷思起（1826-1876年),曾随父亲参与昌西陵、慕东陵等工程,后主持定陵、定东陵、惠陵和西苑等工程,负责众多王公勋臣的府宅、园林、园寝的建筑设计，获赏二品顶戴。

【样式雷圆明园地盘样】
　　清。此图用毛笔、界尺绘制，建筑间架、墙垣、台基、山石水体的轮廓均用墨线勾勒,土山渲成赭石色,水体为浅熟赫色，是同治、光绪朝拟重修圆明园的方案。

【朗润园通景屏】
　　清。朗润园原名春和园,坐落于今北大校园东北隅，是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嘉庆时被赐予庆亲王永璘,又称庆王园。咸丰年间又被转赐给了恭亲王奕䜣，始称朗润园。全园中心是一个大岛,岛四周的水面，大小收放不一,以水面之形映衬更多的视觉景致。岛上建筑中，“恩辉余庆”曾是和珅的别墅。

　　崇教佐治。清代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寺庙宫观遍布京城内外。从统治方略的高度,有清一代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即乾隆帝所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京师不只是全国喇嘛教的管理中心,还兴建了许多喇嘛庙,其中有正式额缺的喇嘛庙达三十余所。清廷通过在京师兴修庙宇、给予喇嘛教上层人士以极高的礼遇等方式，加强了中央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促进了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缂丝十二章龙袍】
　　清乾隆（1736-1795年）。此件龙袍为圆领右衽，四开裾，马蹄袖，直身长袍式。明黄色丝线缂织“卍”字纹地。三色捻金线缂织龙、蝙蝠、灵芝头云、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藻、宗彝、火、粉米)、海水江涯、立水八宝等纹饰，衬黄色三枚团龙江绸里。该龙袍华丽富贵，制作精美，体现了清代缂丝的最高工艺。

　　工商兴盛。清代北京的商业、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到一个新的繁盛阶段。京杭大运河始终保持畅通,保障了诸多物资的供给;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生活需求的扩大、民族文化的交融、为皇家服务的南北工匠及其技艺的汇聚,以及西方技术的传入,都从不同方面继续推动京师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正所谓“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辏”。

(京绣月白缎四合团寿纹镜套/京绣云纹“明察秋毫”眼镜套,清)

　　“燕京八绝”是指玉雕、景泰蓝、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宫绣等八个北京地区的工艺美术种类。燕京八绝发端于金、元,发展于明朝,形成于清朝。为满足皇室、王公贵族和官宦、富家对奢华品质的需求,清宫造办处和京城的铺面、作坊里集中了各地的能工巧匠，在汲取前代及南北各地民间工艺精华,融合满、蒙、藏等少数民族工艺和风格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八个富有宫廷特色的工艺美术种类。其艺术风格以雍容华贵、典雅大方、精工细作见长,贵族气息浓厚,标志着中华民族传统工艺发展的新高峰。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盖罐,清康熙) (乾隆款景德镇窑粉青釉描金谈空开光粉彩荷莲童子转心瓶,清乾隆）
(矾红粉彩花卉福寿纹盖罐,清，东城区法华寺出土) (乾隆款官料米色方瓶,清)

【浅绛彩花鸟罐】
　　清，丰台区蒲黄榆出土。浅绛彩是清代后期出现的一种与绘画中纸绢水墨画效果类似的瓷上彩绘。绘画题材主要为山水、花鸟、人物等,风格秀逸清雅。作者还普遍性地在瓷器上题记并署名。

(复制品)

　　近代变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势力进入北京。从近代外交机构——总理衙门到第一条中国人自主修建的京张铁路等近代政府机构。北京为政治中心见证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艰辛历程，也开启了自己的城市现代化之路。

　　到“近代变革”这个展览单元，因临近闭馆，只能匆匆一过。一切只能留待下次有机会再到首都博物馆了。时间匆匆，上一次到首都博物馆还是九年前出差，工作完毕来过一次。真是太匆匆。不知下次又是几年之后，还真让人期待又感慨啊。

（首博的文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