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春节广州，参观林则徐虎门销烟，旧址掠影

秋雨

新年春节，阳光温润，我们沿着珠江口往南，来到虎门。远远就看见林则徐的雕像端坐于棕榈树影之间——他身着清代官服，双手叠放于膝，目光沉静而坚定，仿佛仍凝望着那片曾翻涌着硝烟与决心的海面。基座上“林则徐 1785–1850”几个字被阳光镀了一层浅金，几位游客在旁驻足、轻声交谈，孩子踮脚读着展板上的文字。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小时候课本里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原来它不只印在纸上，也立在这风里、树下、人心里。

往前几步，一组青铜人物雕塑跃入眼帘：有人扛炮、有人持旗、有人俯身倾倒烟土，姿态如弓弦绷紧，仿佛六月的海风一吹，他们就要喊出声来。基座上的浮雕里刀光隐现、浪涛翻卷，而基座前几簇新开的三角梅正红得灼灼——历史与当下，在同一片砖地上静静并存。女儿伸手摸了摸炮管冰凉的边缘，小声问：“他们真的把那么多鸦片全烧了吗？”我没急着答，只牵起她的手，往销烟池的方向走。

那块石碑静立在开阔处，碑文密密排布，字字如凿：从鸦片如何经海路悄然渗入，到“烟毒流布，数十年中，耗财伤命，几于不可收拾”，再到林则徐亲勘池址、分段挖池、引海水浸化……读着读着，风忽然停了，连树影都凝住。碑后几株木棉正抽新芽，枝干虬劲，像一支支未熄的火把。

“虎门销化鸦片纪念碑”几个大字在灰石上沉甸甸地压着时光。石面斑驳，有雨水沁出的淡痕，也有游人指尖摩挲留下的微光。棕榈叶在头顶沙沙轻响，远处传来几声粤语的笑语，一位阿婆提着红布袋慢慢走过，袋口露出几枝金桔——春节的暖意，就这样悄然漫过百八十年的肃穆。

池畔石墙上嵌着一块金属铭牌，字迹清晰如昨：“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督销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我蹲下来，让女儿也看清那串数字。她数到一半就笑了：“比我们学校操场还重！”我点头：“是啊，重得让一个时代，重新站直了腰。”

石碑、林则徐、虎门销烟、历史事件、纪念——这些词平日只躺在课本里，可当它们真真切切立在你面前，被阳光晒着、被海风拂着、被孩子的小手碰着，才忽然明白：所谓纪念，不是把过去锁进玻璃柜，而是让它活在你此刻的呼吸里。

两门铁炮静卧在石基上，锈迹是时间盖的邮戳。炮口朝向大海，像两双不肯闭上的眼睛。几个年轻人倚着栏杆自拍，红灯笼在枝头轻轻晃，光影落在他们发梢和炮身之间，恍惚分不清哪一段更古老，哪一段更鲜活。

一块新立的石碑上刻着“1839 虎门销烟”，底下一行小字：“人类禁毒史上未有之壮举。”字是烫金的，却并不刺眼，倒像被岁月温养过。我伸手轻抚那“1839”，指尖微凉——原来最滚烫的勇气，往往沉淀为最沉静的石头。

鸦片战争博物馆的匾额在灰云下泛着温润的光。浅色石墙、红色大门、门前几盆开得正盛的年桔，让这座讲述沉重往事的建筑，竟也透出几分过年的踏实与暖意。我们排队入内，门口一位穿红棉袄的小姑娘正踮脚看“虎门销烟”牌匾，她妈妈笑着举起手机，镜头框住的，是历史，也是此刻。

入口处那两扇深棕色木门，门楣上悬着“虎门销烟”四字牌匾，墨色沉厚，笔锋如剑。门边黑栏杆擦得发亮，绿植盆栽青翠欲滴。几位游客在“入口”与“出口”的指示牌间来去，有人驻足读说明，有人低头看手机地图，有人把刚买的文创雪糕举到镜头前——历史从不拒绝烟火气，它只是静静站在那里，等你带着自己的日子，轻轻走近。

“清朝限关”那块铜牌前，我停了许久。牌上写：“仅许广州一地通商”，字句冷静，却让人想起那扇慢慢合拢的国门后，多少未启封的信、未靠岸的船、未说出口的话。转身时，看见玻璃窗映出我和女儿的影子，身后是展柜里泛黄的《粤海关志》抄本——原来有些门关上了，有些门，是人用脊梁顶开的。

展厅里，两只玻璃瓶静静立着，瓶中烟草叶呈深褐，叶脉清晰，封口是墨绿软木塞。标签上印着“19世纪进口鸦片样本”。女儿凑近看，忽然说：“它看起来……不像坏东西。”我蹲下来，平视着她：“对啊，坏东西从不写自己叫‘坏’。它只说‘提神’‘解乏’‘舒坦’——所以林爷爷才要亲手把它倒进池子里，让海水冲走所有花言巧语。”

临走前，我们绕到博物馆后方的观景台。远处港口依旧繁忙，货轮缓缓驶过，桅杆上飘着各色旗帜。水面浮光跃金，像一百八十多年前那场大火熄灭后，海面升腾起的第一缕光——原来历史不是灰烬，而是光的来处。

回程路上，女儿在车上睡着了，小手还攥着博物馆送的虎门销烟主题书签。我望着窗外飞逝的棕榈与楼宇，忽然觉得，所谓旧址，并非尘封的终点；它更像一枚投入水中的石子，涟漪至今未平——而我们，正站在那圈温柔扩大的波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