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胆申冤 公道长存——说说京剧《四进士》//贾凤翔

高考状元凤翔

《四进士》是京剧舞台流传百年、常演不衰的骨子老戏。全剧以一桩民间冤案为脉络，以四位新科进士的仕途抉择为道德映照，塑造出宋士杰这一智勇兼备、风骨凛然的平民义士形象。作品不尚离奇情节，不重浮华排场，以真切的人性刻画、严谨的戏剧结构、细腻的舞台表演，深刻描摹封建官场生态，歌颂底层百姓坚守公道、不畏强权的精神，至今仍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与现实启示意义。

故事发生于明代。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四位新科进士于双塔寺焚香盟誓，相约为官清廉、不徇私枉法。然步入仕途后，四人在权势与私情面前分道扬镳：田伦包庇亲属、暗通贿信，顾读贪赃枉法、屈打成招，刘题玩忽职守、漠视民冤，唯有毛朋坚守初心、秉公持正。河南上蔡民女杨素贞蒙冤受屈、告状无门，因正直被革职的市井老人宋士杰挺身而出，甘冒风险为其代写状词、搜集证据，凭胆识与智谋层层上告，终在公堂之上揭穿黑幕，沉冤得雪、正义伸张。全剧以小见大，由一桩民间奇冤，照见世道人心与权力道义。

在人物塑造上，《四进士》成功刻画了一组对比鲜明的群像。四位进士代表封建官场四种典型选择：守正不阿、徇私枉法、贪酷害民、敷衍塞责。从同心盟誓到背义破誓，形成强烈道德反差，既揭露官官相护、贿赂公行的黑暗，也反思权力面前人性的坚守与沉沦。全剧精神脊梁，当属主人公宋士杰。他非高官清官，亦非江湖侠客，而是深谙世事、心怀良知的平民老者。看透官场虚伪而不麻木，深知告状凶险而不退缩，以智慧、胆识与担当为弱者鸣冤。这一形象跳出 “清官断案” 的旧模式，彰显出公道在人心、正义在良知的朴素信仰。

从现实意义看，该剧至今仍具深刻警示价值。它提醒世人无论身居何位，都应守住初心、不越底线；对公职人员而言，更是一面明镜，警示秉公履职、敬畏法纪，力戒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对普通民众，则倡导坚守良知、明辨是非、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其所弘扬的清廉、公道、正义，与当代社会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剧本结构严谨，起承转合清晰，矛盾冲突集中。剧情巧妙运用巧合法：两位公差恰好投宿宋士杰店中，使其意外获知行贿密信，成为案情关键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全剧语言质朴自然、雅俗共赏，念白铿锵有力、极富表现力。“盗信”“三堂会审” 等场次，做工细腻、神情毕现，将人物性格与戏剧张力融为一体，尽显传统骨子老戏 “以人取胜、以情动人、以理服人” 的艺术精髓。

从编剧的角度看，我觉得剧本需要做以下修改。

《四进士》这一剧名并不妥当。剧中四位进士并非主人公，全剧的核心人物是宋士杰，中心事件也是宋士杰为民申冤、层层告状的全过程。因此，民间流传的《宋士杰告状》这一剧名，更能紧扣主角、主线与主旨，比《四进士》更为贴切、醒目，也更能体现全剧的精神内核。

从法理逻辑与现代视角审视，该剧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与艺术瑕疵。

毛朋断案并不严谨，甚至漏洞突出：宋士杰衣襟所抄书信仅为其个人笔迹，在法理上属于证据效力不足，田伦、顾读完全可以抵赖，甚至反诬其伪造证据、恶意诬告。而剧中本可成为铁证的线索却被搁置：公差装银信所用的瓮罐是关键物证，两位公差亦是直接人证，这些有力证据在公堂上均未被采用，大大削弱了断案的严谨性。

更不足取的是，毛朋在审案中对田氏等人动用刑讯逼供，并非依靠完整证据链定罪。这既不合现代法治精神，也传递出错误的价值导向。

尤为值得商榷的是，毛朋以 “民告官” 为由，竟欲将宋士杰处斩，后改判发配，这与现代法治与人权观念严重相悖。著名剧作家罗怀臻曾言：“一切传统戏都是现代戏。” 传统戏曲应具有现实意义。宋士杰仗义申冤，本应褒扬，反因等级观念获罪，传递出 “行善受惩” 的不良导向。

证据采信失当、刑讯逼供定罪、依身份等级量刑，均与当代法治、公平、正义理念相违背。这些情节在当代舞台演绎中，理应适当调整修改，使经典在保留精神内核的同时，更契合现代文明与法治精神。

总而言之，京剧《四进士》是一部写尽世情、映照人心、传承道义的经典之作。它以民间视角观照官场，以平民义举彰显公道，人物鲜明、结构严谨、意蕴深厚。尽管受时代局限，在法理设计与断案逻辑上尚存可商榷之处，但艺术价值与思想光芒仍应肯定。公道自在人心，正义永不缺席，这正是《四进士》历经百年依旧打动人心的根本所在。这出经典老戏，既值得我们静心品读、用心传承，更值得在新时代舞台上守正创新，让传统经典与现代理念相融共生，绽放出更加持久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