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一2004年的春晚靓歌

唐风

1983年，我第一次在电视前守岁，窗外鞭炮声还稀稀落落，屋里却已满是郑绪岚的《牧羊曲》——那声音像山涧清泉，从高领毛衣的温柔褶皱里淌出来，把整个猪年春晚都染成了淡淡的粉。那时还不懂什么叫“时代之声”，只记得母亲跟着哼，父亲把收音机音量调得更亮些，仿佛怕漏掉一个音符。

一年后，张明敏站在蓝光氤氲的舞台上，唱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我正读初三，抄歌词用的是带格子的作业本。那晚全家没说话，只听他一句句把山河唱进客厅。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一首歌，是我们第一次听见自己名字被唱得如此辽阔。

1985年，《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鼓点一响，我跟着邻居家男孩在楼道里挥拳头，他穿蓝布褂，我套爸爸的旧西装，嘴里喊着“万里长城永不倒”，其实连歌词都记不全。可那股劲儿是真的，像刚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往上冒。

1987年，《冬天里的一把火》烧得满街都在扭——我穿着校服在教室后排偷偷跺脚，前排女生用铅笔盒当麦克风，唱到“你就像那一把火”时，全班哄笑，老师推了推眼镜，没拦。

毛阿敏唱《思念》那年，我第一次觉得“思念”不是作文题，是灯光打在她金色外套上那一瞬的微光，是她开口前轻轻吸气的样子，像把整个龙年的风都含在了唇边。

1989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攥着五毛钱零花钱，在校门口捐给穿红衣的老师。她站在蛇年春晚的荧幕里，歌声比广播体操的喇叭还响亮。那年我懂了：原来最响的歌，是唱给陌生人听的。

1990年，《好大一棵树》响起时，我正帮奶奶剪窗花。她手抖，剪歪了树干，却笑着说：“树歪点才扎根深。”张也的声音从收音机里飘出来，温柔得像刚晒过的棉被，盖住了整个马年的寒气。

《鲁冰花》的旋律一出来，我立刻想起班里那个总坐最后一排的女生。她眼睛亮，话少，作文本上老写“星星掉进茶杯里”。那年春晚，她和一群穿彩裙的小女孩站在台上，像一簇簇刚开的花，不争不抢，却把“闪闪的泪光”唱进了所有人心里。

姜育恒唱《再回首》那年，我初中毕业照刚洗出来。照片上我们挤在一起，有人比耶，有人傻笑，没人想到“再回首”三个字，后来会变成我们翻旧相册时最常念的词。

《我想有个家》响起时，我正收拾行李准备住校。那晚没开灯，只让歌声在屋里绕着走。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没人陪，而是听见一句“我想有个家”，突然鼻子发酸，却不知该打给谁。

1992年，庾澄庆唱《让我一次爱个够》，我跟着哼，把“够”字拖得老长，像在练习长大。那时不懂爱，只觉得那节奏烫嘴，像含了一颗没剥皮的糖。

1993年，《涛声依旧》的前奏一响，我正骑车穿过小城老桥。风里有槐花香，耳机线缠在车把上，毛阿敏的声音混着水声飘过来——原来有些歌，是写给所有没说出口的“当初的夜晚”的。

1995年，《笑脸》一出，我立刻把谢东的红西装画在练习册封底。同桌凑过来看，说：“你画得比春晚还红。”我们笑作一团，谁也没想到，那抹红，后来成了我抽屉里第一张偷偷夹着的明星贴纸。

老狼唱《同桌的你》，我低头翻着毕业纪念册，停在“曾经最爱哭的你”那页。旁边是她用蓝墨水写的“常联系”，字迹已经淡了，可那晚的歌声，比墨水更久地留在了纸上。

同年，《换我一夜不流泪》响起时，我正把考卷折成纸船，放进洗手池。水流打着旋，歌声在瓷砖间回荡——原来有些眼泪，不是为难过流的，是为终于听懂一首歌流的。

《轻轻的告诉你》的旋律像一缕风，悄悄钻进我晚自习的窗。那时不敢大声唱，只在心里默念“我轻轻的告诉你”，仿佛说给某个人听，又仿佛只是说给十七岁那年，那个不敢抬头的自己。

1998年，《相约一九九八》的合唱声里，我攥着压岁钱买磁带。那晚和爸妈挤在沙发上看春晚，王菲的声音像月光，那英的像炉火，两人一唱一和，把整个虎年的除夕，唱成了可以预约的春天。

《常回家看看》唱响那年，我第一次离家上大学。临行前，妈妈把这首歌设成手机铃声，说：“听见它，就像我在喊你。”后来每次铃响，我总下意识摸摸口袋，仿佛真能摸到家门钥匙。

2001年，《越来越好》的旋律一出来，我正帮家里装新买的彩电。宋祖英的声音像一束光，照在刚擦干净的屏幕上——那年我们终于不用再调天线，歌声也不再断断续续，像日子一样，稳稳地，往上走。

《好运来》的鼓点敲响时，我已工作两年。那晚和同事在出租屋煮饺子，红亮的礼服在电视里旋转，我们举着搪瓷杯碰杯，说“好运来”，也说“明年更好”。火苗在灶上跳，歌声在屋里绕，原来所谓“好运”，不过是有人陪你，把平凡日子，唱成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