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见恩师，终生为范 — 怀念恩师周可涌教授

衣谷

　　在人生的长河中，有些相遇绵长，却平淡如水；有些相见短暂，却铭刻心底。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全然取决于相处时间的长短。有时不过寥寥数面，却足以影响一生。我与博士导师周可涌教授仅有三次相见，不过数小时的相处，却深刻地影响了我此后数十年的学术生涯。

周可涌教授是我国享誉盛名的甘蔗专家和农业教育家，中国甘蔗协会首任理事长. 他不仅在甘蔗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更以严谨的学风和潜心育人的情怀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多位博士研究生。我有幸成为他四位博士生中的最后一位，成为他的关门弟子。

一九八五年，我获得树木生理生化研究方向硕士学位后留校，在林学院植物生理教研室开启了教学生涯。一九八七年我晋升为讲师，承担本科《植物生理学》的教学，并主持省科委的课题研究。就在这一年，我得知农业大学周可涌教授拟招收甘蔗生理生化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当时我对甘蔗乃至作物学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自信自己具备扎实的植物生理生化基础，认为这一研究方向与自身学术背景相符，因此萌生了报考的念头。然而，在那个年代，报考博士并非轻而易举。当年具有硕士学位的大学教师极为稀少，多数院校不允许报考外校博士。为争取这一机会，我几经周折，最终在院长批准下才得以报考。

博士入学笔试结束后,成绩尚未公布，有一天, 我心中陡然升起一个念头：去拜访周老这位敬仰已久的学术泰斗。在那个没有手机、甚至连座机都不多见的年代，预约是一种奢侈。我只能凭着打听到的地址，直接前往省农科院大根路的宿舍楼。敲开门的那一刻，我本以为会面对一位严肃的学术权威，然而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位谦和儒雅、平易近人的长者。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周老热情地邀请我进屋。屋内陈设十分简朴，但靠窗的一张书桌上堆满了书籍和资料，让整个房间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气息。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我起初难免有些拘谨。但周老的温和与亲切很快让我放松下来。他先问我考试的情况，我如实回答，植物生理生化考得很好，但数理统计却不太理想。周老只是微笑不语。但从他的神情中，我隐约感到他已经知道我的考试成绩了。随后，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科研历程：从甘蔗起源问题的探索，到在美国从事甘蔗研究的经历，再到我国甘蔗优良品种选育所面临的挑战。他还对我硕士期间关于毛竹笋体发育机制的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指出毛竹快速生长的机制或许可以为甘蔗高产育种提供启发。谈话中，他多次强调基础研究特别是生理生化研究在作物品种改良中的重要性，并表示他一直希望能够招收到具有扎实植物生理生化背景的学生。这次会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临别时，我未曾开口询问周老是否会录取我，他也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然而，在那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被周老宏阔的学术视野与严谨的治学精神深深感染，也让我从心底里更渴望成为他的博士生。

几周之后，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期而至。在农大甘蔗研究所的考场上，我与周老第二次相见。参加面试的除了周老之外还有几位甘蔗所及作物栽培专业的资深教授。面试内容侧重于作物栽培学，并涵盖甘蔗与水稻的栽培实践。尽管此前有所准备，但我本科和硕士阶段皆就读于林学院，从未系统学习过作物栽培学。面对诸位教授的联袂提问，我感到颇具挑战。然而，在整个面试过程中，周老始终以鼓励的目光注视着我。这份无声的支持使我能够从容应对每一个提问。面试中，有位栽培学教授对招收一位缺乏作物栽培学系统训练的博士生表示疑虑。对此，周老却有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我们要招收的是作物栽培专业甘蔗生理生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相比于那些作物栽培学背景扎实、但生理生化训练不足的传统生源，他认为像我这样生理生化基础扎实、但作物栽培学背景较弱的学生会在这一交叉领域反而具备更大的发展潜力。周老的慧眼与坚持，让我感受到他的信任与笃厚的惜才之心，也最终让我获得博士录取通知书。多年以后，当我在不同学科间转变研究方向，并在培养学生时广纳各类背景的人才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理念是何其难能可贵，影响深远。

一九八八年三月，我正式入学。不久便得知周老的身体状况欠佳，因此一直未能在学校见到他。入学二十余日，在一个天色晦暗的午后，我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我必须尽快去看望周老。那份感应是如此清晰和迫切，令我无法再多看一眼手中的那本书。于是，我收起书本，提上一篮水果，匆匆赶往周老的居所。这一次，开门的是师母。她告诉我周老病情危重，已数日滴水未进,谢绝一切探望。但她略微犹豫了一下，随后轻轻进去探问。不多时，她出来告诉我，周老让我进去。我随她走进卧室，屋内静谧而庄重。周老躺在床上，身体极为虚弱。我坐在床边，他用略显微弱的声音与我交谈。周老首先关切地询问我入学的安顿情况，又对我博士论文的选题与方向提出诸多设想与建议。他反复强调博士生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更需要在特定领域的精深钻研；学问的探索，需要坚韧的毅力与专注的精神。整整十余分钟，周老近乎竭尽全力地对我叮咛嘱咐，字句间皆是老师对学生的深切关怀与学术期许。我当时深感震撼，却未曾预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不到十个小时之后周老便永远离开了我们。后来听闻，除了至亲，我竟是这世间最后聆听他教诲的人。

周老在我入学不久就离开了我们。我的博士学习是在没有导师指导的情况下完成的。然而，周老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那些教诲，却如同一座无言的丰碑，矗立在我的学术道路上。在博士指导小组的悉心帮助下，特别是在陈如凯教授与陈启锋教授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植物生理学报》，《植物生理学通讯》，《植物学通报》和《作物学报》等国家级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一篇发表于《植物生理学通讯》上的论文，在数十年后被选为引用率最高的十篇中文科技论文之一，累计引用逾两千多次。在发表于《作物学报》的一篇论文中，我将周老列为共同作者。这不仅是一份迟到的致谢，更是我向恩师呈上的最崇高的敬意。

一九九三年，我远赴美国医学院，在时任美国出生缺陷学会主席的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专注于胚胎酒精综合症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研究。从农业科学跨入医学科学殿堂，其跨度之巨，挑战之大，远非当年从林学转向作物栽培学所能比拟。然而，博士阶段在生理生化领域的训练，以及周老的教诲，赋予了我跨越学科的信心与勇气。博士后研究结束后，我先后在美国大学医学院晋升为助理教授、副教授，现为美国医学院终身教授、杰出大学学者及博士生导师，并享受杰出大学学者特殊津贴。在三十余年的医学科学研究生涯中，我始终致力于发育毒理学研究，长期主持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课题，在胚胎酒精综合症分子机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曾两次对我的研究成果发布新闻，并将多项成果写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路透社、美联社等国际主流媒体也曾对相关研究进行报道。此外，我曾先后担任两个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课题评审专家委员会常任委员，现任国际期刊《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前沿》和《危险材料杂志》副主编，以及《人工智能与精神病学》等多个期刊编委。回望这些经历，我深知，今日能取得这些许成就，皆离不开昔日周老的教诲以及他的治学情怀的深远影响。在过去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也培养了众多博士与博士后，他们来自不同研究背景：有植物科学、癌症研究、环境科学，甚至人工智能领域。这种跨学科广纳贤才的人才培养理念，无不承继周老当年的言传身教。

转瞬之间，与恩师的三次相见已过去近四十年了。岁月流转，记忆却愈发清晰。第一次相见，让我领略到周老开阔的学术视野与严谨的治学精神；第二次相见，让我深切感受到周老的慧眼，信任与笃厚的爱才之心；第三次相见，周老用生命最后的余晖，诠释何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人们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于我而言，三见恩师，受益终身。

三见之缘虽短，却贯穿一生；师恩润物无声，却深远如江河。回想往昔，那间陈设简陋的书房，那张堆满书籍的书桌，那位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心系学生的老人，依然历历在目。

师恩如山，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