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蓝皮书”到“大金融”:黄达学术遗产的传承与创新——纪念黄达校长逝世3周年

咏梅--为你而歌

<p class="ql-block">2023年2月18日,北京初春的寒意中,一位经济学泰斗悄然离世。黄达教授——这位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以98岁高龄走完了他与中国金融血脉相连的一生。三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他的学术足迹,那本诞生于1957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因蓝底封面被学子亲切称为“蓝皮书”),早已超越一本教材的范畴,成为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它不仅标志着中国金融学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的蜕变,更孕育了“大金融”这一融合货币、信用、风险与创新的现代学科体系。黄达的遗产,是理论与实践交织的智慧长河,是“经世致用”的永恒回响。</p><p class="ql-block">一、“蓝皮书”:破冰之举与学科基石</p><p class="ql-block">黄达的学术征程始于对“共性”的执着探索。1951年,当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将货币流通机械划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门课程时,他敏锐地意识到:若不打破意识形态的壁垒,金融学的科学本质将被遮蔽。于是,他与周作仁、杨承祚等同仁历时三年,于1957年推出新中国首部金融学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这本“蓝皮书”以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为锚点,首次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货币信用问题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其核心命题——“货币流通的共性规律”——成为后续研究的基石。</p><p class="ql-block">“蓝皮书”的诞生绝非易事。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黄达团队经历了“文字反复修改、手稿辗转抄录”的艰辛。但正是这种“土法上马”的坚持,让中国学子第一次拥有了自主编写的金融学“启蒙书”。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曾言:“它是我学习金融的起点。” 这本教材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货币流通的共性分析”这一创新视角,为改革开放后《货币银行学》的诞生埋下伏笔。1992年,黄达主编的《货币银行学》成为国家教委审定的核心课程教材,其“融合东西方智慧”的体系,被推广至全国高校,奠定了中国金融学的理论范式。</p> <p class="ql-block">二、从“货币银行”到“大金融”:范式的革新与拓展</p><p class="ql-block">黄达的学术视野始终与时代脉搏共振。20世纪90年代,当西方“Finance”概念随“海归”学者涌入国内,冲击传统“货币银行学”时,他并未固守旧有框架,而是以开放姿态推动学科升级。1995年,他提出“大金融”理念,将研究范畴从货币、信贷扩展至风险配置、资产定价与金融创新等领域。这一变革绝非简单的术语更替,而是对金融功能本质的重新定义——从“经营货币”转向“经营风险”,从“工具理性”迈向“系统理性”。</p><p class="ql-block">“大金融”的提出,源于黄达对全球金融变革的深刻洞察。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期权定价模型创立者默顿与斯科尔斯时,国内学界对“数学公式获经济学奖”尚存疑虑。黄达却敏锐捕捉到衍生工具理论的价值,推动中国金融学会将《金融学》纳入研究范畴。他晚年关注的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等前沿领域,正是“大金融”理念的生动延伸。这种“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使中国金融学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本土特色。正如王国刚所言:“黄达的书,是立足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p> <p class="ql-block">三、学术遗产的传承:从“教材”到“体系”的升华</p><p class="ql-block">黄达的贡献远不止于教材编写。他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其成果《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为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支撑;1997年出版的《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强调“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更深远的是,他通过《黄达书集》(六卷七册),将毕生学术成果熔铸为一套“古今中外、含英咀华”的体系,涵盖货币理论、财政信贷平衡、金融政策等核心领域,成为后学必读的经典。</p><p class="ql-block">黄达的教育理念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金融人才的培养。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创办初期,便强调“结合中国国情讲授先进理论”。他的学生中,有人成为国际金融学术领军人物,有人深耕政策实践,皆得益于他“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师者风范。2025年,在黄达诞辰10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肖捷指出:“黄达先生的教材滋养了无数学子,其‘大金融’理念更成为学科发展的指南针。”</p> <p class="ql-block">四、创新与展望:接过“接力棒”的使命</p><p class="ql-block">黄达离去三年,但他的学术精神仍在激励后人。当前,中国金融学科面临“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任。黄达的“大金融”理念,为这一目标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既要扎根中国实践,又要吸收全球智慧;既要关注金融稳定,又要探索创新边界。例如,他对“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研究,为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提供了历史镜鉴;他对金融科技的关注,则预示着数字时代金融学的新方向。</p><p class="ql-block">站在黄达逝世三周年的节点,我们更需铭记他“经世致用、服务国家”的学术使命。正如戴相龙所言:“黄达教授是中央银行宏观决策的重要参谋,其思想影响着中国金融的每一个角落。” 传承黄达的遗产,不仅是复述他的理论,更是以他的“求真务实”为标尺,在中国特色金融理论的道路上砥砺前行。</p><p class="ql-block">结语:永恒的“金融之光”</p><p class="ql-block">从1957年的“蓝皮书”到21世纪的“大金融”,黄达用70余年学术生涯,为中国金融学铺就了一条从“跟随”到“引领”的道路。他的遗产,是教材里沉淀的智慧,是课堂上传递的热忱,更是学科体系中永不枯竭的创新动力。当我们在2026年的今天回望,黄达的身影虽已远去,但他的学术之光,仍照亮着中国金融的未来。正如他在《忆旧纪年》中所言:“愿中国金融学,根植沃土,枝繁叶茂。” 这,正是对这位“金融泰斗”最好的纪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