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 ‍一馆藏荆楚，一眼越千年

索索

作者：索索（上海）24265412

湖北省博物馆，静卧于武汉东湖之滨。自1953年筹备肇建至今，它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馆舍总面积达11.4万平方米，展览空间3.6万平方米，现有藏品24万余件/套。这些跨越千年的荆楚瑰宝，虽不能尽数陈列，却已将这片土地的文明脉络，铺展成一部可触摸、可聆听的立体史书。

湖北省博分为南北两个主馆，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践剑藏于南馆，去晚了会排长队。于是我们进馆后，便直奔南主馆。

甫一踏入南馆大厅，迎面便是巨大的浮雕墙。琥珀玉般的温润肌理上，楚凤与云纹翻涌，中央圆形纹样端庄大气，如同一枚时光的印鉴，将两千多年前的楚风楚韵，牢牢拓印在现代的空间里。

我们首先步入南主馆一层的曾侯乙展厅。

曾侯乙，这位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周代曾国国君，其墓葬于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城区）重见天日。此次发掘出土的一万五千余件文物，工艺卓绝、冠绝当世，是那个时代人类智慧的不朽见证。

展厅中央，曾侯乙编钟以无可匹敌的气势占据整个空间。当年，它是曾国宫廷的礼乐重器，专用于祭祀、朝聘、宴享等最高等级礼仪，是贵族身份与权力象征。其音域跨越五个半八度，十二律齐备，可演奏复杂乐曲，将周代“礼乐制度”具象化为可闻可感的音律，成为维系宗法等级与邦国秩序的重要载体。

长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短钟架长335厘米、高273厘米，全套65件编钟依大小与音高，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总重约5000公斤。

这些青铜重器由多套制式各异的编钟组合而成。钟体采用浑铸、分铸法成型，辅以铜焊、铸镶、错金等精密工艺；青铜钟身以圆雕、浮雕、阴刻技法装饰，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公元前五世纪會国工匠登峰造极的技艺。

正面气势恢弘，钟架反面同样细节考究：佩剑铜人稳稳托举横梁，青铜钟体上的铭文与纹饰清晰如初，静静诉说着两千多年前的乐秩序。这是一个完整的乐空间，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能感受到曾国工匠对工艺与秩序的极致追求。

眼前所见编钟的青铜钟体🔺为两千四百余年前原物，而支撑它们的木质横梁为今人按形制复原。原木梁🔻已妥善保护，陈列于展厅另一侧。虽褪去当年髹（xiū）漆彩绘的光泽，红黑几何纹样与错金铭文仍清晰可见，道道纹路无声诉说着这件礼乐重器的过往。

🔻曾侯乙编磬，磬块以石灰石或青石磨制而成。因出土时多数磬块已断裂、受侵蚀，展厅中所见为按原物复原的复制品。而支撑它们的磬架为真品，由青铜铸造的龙首、鹤身怪兽等构件构成，兽舌上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编钟与编磬合奏，便是周代礼乐中所称的“金石之乐”。

🔻铜尊盘，由尊与盘两件器物套合而成。出土时尊置于盘中，尊为盛酒器，盘则可盛冰以冰酒，是一套兼具实用与礼仪功能的酒器组合。

整套器物集多种铸造工艺于一身，尤其是口沿处的多层镂空纹饰，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熔模铸造法，纹饰细密繁复、玲珑剔透，却不见焊缝与焊痕。尊的颈部与盘的内底，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明确了它的主人与用途。

🔻彩漆木雕梅花鹿（战国早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东室，与琴、瑟等乐器同出。鹿身由整木雕刻而成，呈俯卧状，昂首回望，头部插一对天然真鹿角，可自由转动，造型生动传神。通体以黑漆为地，周身饰瓜子形圈点纹，金粉点芯，外勾朱红边线，细节鲜活。鹿后腿上部留有一方孔，推测原用于插置小木鼓，是兼具实用与审美的礼乐器具。

越王勾践剑，陈展于湖北省博南主馆二楼的独立展厅。

1965年冬，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中，意外发现了这柄深埋地下两千余年的春秋晚期青铜剑。它甫一现世，便以其千年不锈的寒光与精湛工艺，震撼了整个考古界与公众视野。

如今，展厅内复原的望山1号墓形制、出土的随葬器物，以及剑身铭文，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叙事线索，为我们层层解开这柄国宝背后的历史谜团。

剑身正面的八字错金铭文，是确认剑主身份的核心依据。这些铭文采用了极具装饰性的“鸟虫书”字体，经郭沫若、夏鼐等多位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与古文字学家的反复释读，最终确认其释文为“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剑”，明确了这柄剑的主人正是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

剑，是中国古代用于近距离格斗的短兵器，素有“百兵之君”的美誉。它主要由剑身与剑柄两大部分构成：剑身部分包括锋、刃、脊、从，是劈刺的核心；剑柄部分则由格、茎、首组成，便于握持与发力。越王勾践剑的每一处结构，都体现了春秋晚期青铜兵器的极致工艺。

越王勾践剑并未出土于越国故土，却作为随葬品，静静躺在楚国贵族的墓葬之中。关于它为何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楚地，学界普遍认为，这柄剑应是越国赠予楚国的国礼。其缘由，一说是楚昭王迎娶越王勾践之女时，越王以此剑作为陪嫁，随公主一同流入楚国；另一说则认为，是勾践为了实现“联楚抗吴”的战略，这柄象征王权的宝剑作为重，赠予楚王。

南馆三楼 “楚国八百年” 展厅，是整座省博里最具沉浸感的空间之一。踏入展厅，迎面巨大的凤鸟纹背景墙，暖黄灯光从镂空的青铜纹饰间透出，仿佛穿越回了那个 “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 的楚地。

展厅入口处的楚君世系长卷，清晰勾勒出楚国从蕞尔小邦到南方霸主的传承脉络。从受封荆山的熊绎，到“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再到最终亡国的熊负刍，40多位楚王的名字与年份，构成了一部浓缩的楚国史。

商末，楚人先祖鬻態投奔周文王，任“师”职，辅佐其奠定王业；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042～前1021年），周成王分封熊绎于荆山，楚正式立国，成为周王室经略江汉的重要力量。立国之初，楚地不过百里，楚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在融合夷夏中开疆拓土：公元前706年楚武王自立为王，霸业初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观兵周郊、问鼎中原，跻身“春秋五霸”；公元前339～前329年楚威王时疆域极盛，位列战国七雄。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顷襄王迁都陈城，国势由盛转衰；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破楚，俘楚王负刍，楚国八百年国祚终结。

八百余年间，楚人以浪漫巫风与务实开拓，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为南北文化交融、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石。

展厅里的文物，处处体现着楚文化独特的审美气质——既有着中原礼乐的庄重，又充满了南方巫风的浪漫与神秘。

青铜礼器与兵器：从阵列成墙的青铜剑、戈、矛，到髹漆皮甲与彩绘盾牌，每一件器物都在诉说着楚国的军事与礼制。

楚人尚武，青铜剑的铸造工艺在春秋晚期达到高峰，剑身修长、刃口锋利，既是实战利器，也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而皮甲与盾牌则以皮革髹漆、编缀红绦，兼具防护性与装饰性，尽显楚式武备的精致与威严。

🔻彩绘漆木虎座鸟架鼓，作为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它以两只昂首卷尾的猛虎为座，架上一对振翅欲飞的凤鸟，鼓身髹漆彩绘，纹饰繁复。“虎座凤架”的造型，既是楚国漆器工艺的巅峰，也象征着楚人对凤鸟的崇拜与对力量的崇尚。眼前这件虎座鸟架鼓，2002年出土于枣阳九连墩2号墓，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类器物目前仅见于战国楚墓。

🔻彩绘漆木人物车马出行图圆奁，这件战国漆奁于1986年出土于荆门包山2号楚墓，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妆奁，也是湖北省博的镇馆之宝之一。发现时，奁内还装有花椒、铜镜等梳妆用具，如今仅存漆皮。

奁盖外壁的漆画以黑漆为地，用深红、橘红、土黄等色漆绘就，展开后全长87.4厘米，高5.2厘米。

画面以五棵柳树为界，分为“初行”“驱驰”“出迎”“相见”等场景，生动再现了楚国贵族出行迎宾的完整过程，被视作中国现存最早的风俗画与“连环画”雏形。整幅画以流畅的线条、鲜活的人物神态和丰富的叙事层次，尽显楚式漆器工艺的精湛与楚人对生活场景的细腻捕捉。

🔻小菱纹绛地锦绵衣，这件战国时期的绵衣，1982年出土于江陵马山楚墓，是楚式服饰的典型代表。它以绛红色为地，织有细密的小菱纹锦面，內填丝绵，兼具保暖与华贵。

从形制上看，它是典型的右衽直裾深衣，宽袖束身，下摆平直，既符合中原制，又不失楚地服饰的灵动，是楚国贵族秋冬时节的常服。这件绵衣印证了“楚衣华美”的记载—一楚人以丝为帛、以锦为饰，将服饰从实用升华为艺术，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多年前楚国贵族的日常与审美。

🔻蟾蜍座凤鸟羽人（仿制品），原件为战国中期楚国漆器，2000年于荆州天星观2号墓出土，现藏荆州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件器物由蟾蜍、凤鸟、羽人三层叠合而成：蟾蜍张口瞠目，为底座；凤鸟昂首展翅，立于蟾蜍之上；羽人黑身黄面，脚踏凤鸟，姿态超然。它集合了飞禽、两栖动物与人的形象，象征天地人三界，羽人驾驭凤鸟与蟾蜍，彰显出超凡能力，是楚地仙人信仰的生动物化。

我们从南主馆转至北主馆，首先上二楼进入“湖北古代文明”展厅。

迎面是“极目楚天”的巨幅山水墙，青绿与金箔勾勒出江汉大地的壮阔肌理，仿佛将长江的浩荡与荆山的雄浑一并铺展眼前。

穿过序厅，便踏入“史前时期的湖北”展区。入口处，城背溪文化的“太阳人”石刻静静伫立。它距今7500～6800年，出土于秭归东门头，是长江流域目前发现最早的太阳崇拜图像。石板以简练线条印刻人像，腰部两侧刻星辰，头顶上方是光芒四射的太阳。七千多年前的先民，已将对天地的敬畏与对光明的向往，凝注在这一方青石之上。

“太阳人”右手侧，陈列着郧县人头骨化石（复制品）。

这两具头骨分别编号为Ⅰ号与Ⅱ号，距今110万至80万年，出土于郧县学堂梁子，是中国南方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之一。它们的存在，将湖北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向前推至百万年之前，也为东亚古人类演化提供了关键物证。

🔻商代兽面纹铜鼓，是目前存世的两件商代铜鼓之一，另一件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

它通体以青铜浑铸而成，鼓腔横置，下承四足，鼓身阴刻云雷纹，前后两面饰饕餮纹，双眼圆睁，炯炯有神。鼓腔两端的乳钉纹，仿自蒙皮木鼓的鼓钉，是青铜仿木工艺的绝佳例证。此鼓出土于崇阳白霓镇，《礼记》所载“殷楹鼓”的形制，在此得到了实物印证。

🔻云梦睡虎地秦简，是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竹简。这些公元前217年的简牍，共201枚，发现于墓主骨架右侧，涵盖《田律》《仓律》《工律》等十八种律文，系统记录了秦国在农业、手工业、贸易、徭役等方面的制度。它们是首次发现的系统秦律，不仅填补了秦代法律史的空白，更对汉代及后世的中国传统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

🔻石家河玉人像，是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玉人头像。

这些距今4200～3800年的玉器，出土于天门石家河遗址，以简练的线条勾勒出威严的面部轮廓，是长江中游史前玉作工艺的巅峰之作。它们不仅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更承载着先民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为研究长江流域早期文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北主馆的三楼是历代陶瓷展厅，入口处“荆楚陶雅，瓷韵江夏”的题字，点明了这片展区的核心。

展厅开篇的导览图，直观呈现了夏商周时期湖北地区的方国分布格局，标注出曾国、鄂国、邓国等方国与石家河、云梦等重要遗址，为后续展出的各类陶瓷文物铺垫了清晰的地理与历史背景。

展柜中，自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绵延至今，商周、秦汉、六朝、唐宋至明清的藏品无一缺席。湖北虽无本土名窑，却因地处南北交汇的地理优势，荟萃了越窑、定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各地名品，陶风瓷韵，吉光与华彩，拙雅与华美，相得益彰，相映成辉。

🔻青釉五联罐（东汉，25～220年），呈葫芦形，口部由五个盘口小瓶组成，上下间以飞鸟为饰，上腹堆贴三只熊，青釉泛酱黑，釉不及底。它是东汉中晚期至东晋流行的随葬明器，主要发现于长江下游，后世演变为“魂瓶”，承载着古人对身后世界的想象。

🔻青釉莲花尊（南朝，420～589年），1956年出土于武汉武昌钵盂山392号墓，由湖南岳州窑烧造。尊盖堆贴锯齿纹与莲瓣纹，颈部饰飞天与神兽，肩部设六个竖系；肩及腹部堆贴三层覆状莲瓣，每层十六瓣，下腹再饰仰莲，足上刻菩提叶。釉色青绿，厚处呈玻璃质感，集雕刻、堆贴、模印、贴花工艺于一身，是南朝青瓷与佛教艺术融合的典型代表。

🔻白釉双螭耳瓶（唐，618～907年），为湖北省博物馆旧藏。瓶身饱满圆润，通体施白釉，釉色匀净。颈部两侧各塑一螭龙为耳，身姿矫健灵动，与沉稳的瓶身形成动静对比，尽显唐代陶瓷工艺的雄浑与雅致。

🔻青白釉建筑式弈棋瓷枕（宋，960～1279年），1956年于湖北黄冈黄梅县采集。枕为亭台造型，四面开门，外壁堆贴花草与构件，亭内两人对弈，中间置围棋盘，盘面棋子清晰可见。灰白胎，釉面匀净，白中闪青，带有细小开片，是宋代瓷枕中兼具实用与意趣的佳作。

🔻青花四爱图梅瓶（元，1271～1368年），2006年出土于湖北钟祥郢靖王墓，为江西景德镇窑烧造，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瓶身肩部饰凤穿牡丹纹，腹部四个开光内，分别绘有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鹤、周敦颐爱莲的场景，人物形神兼备，衣纹潇洒自然；足部饰变形莲瓣纹，三层纹样以卷草纹、锦带纹为界。

此器胎体厚重，造型秀美，青花纹饰青翠艳丽，是元青花中的巅峰之作，也是元代文人精神与陶瓷工艺完美融合的典范。

🔻这对青花缠枝莲纹梅瓶（明正统，1436～1449年），2006年与青花四爱图梅瓶一同出土于钟祥郢靖王墓。瓶身通体以青花绘缠枝莲纹，枝蔓缠绕，莲花盛放，寓意“清廉高洁”；近足处饰变形莲瓣纹，与肩部的卷草纹上下呼应。釉色白中泛青，器形端庄秀雅，与同墓出土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共同见证了明代藩王墓中陶瓷随葬的规制与审美。

🔻青花十二月花卉杯（清康熙，1662～1722年），1958年由故宫博物院调拨。此套杯以十二月令花卉为题，杯底有“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从一月迎春花到十二月水仙花，每杯绘一花并配相应诗句，将诗、书、画、篆刻与瓷器工艺完美融合，是清代官窑瓷器中的珍品。

我们在楚文化的厚重与灵动之间穿梭：从曾侯乙编钟的金石之声，到越王勾践剑的寒光凛冽；从郧县人头骨的远古回响，到青花四爱图梅瓶的清新雅致。在这里，我们遇见的不只是跨越沧桑的文物，更是荆楚大地流淌不息的文脉。 蓦然回首，已是千年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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