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门码头的记忆

飞哥传说

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我趁出差杭州的机会，重访了阔别多年的武林门码头。

记忆里的码头，映入眼帘的便是矗立在环城北路上的候船大厅，候船室里挤满了等待乘船的旅客。九十年代后公路与铁路相继提速，水路客运慢慢走向衰落，武林门码头也在九十年代末停止了长途客运。如今却以新的姿态变身为运河游船的集散地，承载着城市新的记忆。←

眼前的码头已变了模样，可脑海深处关于武林门码头的记忆依旧清晰。它总能瞬间将我拉回三十年前的旧时光——那是1983年端午节前夕，我随表叔跑供销，从乐清长途跋涉到杭州，再从武林门码头乘船转往德清县新市镇，那个端午节便是在那里度过的。

乐清到杭州，曾是十几个小时的漫长车程。那一路的颠簸至今仍清晰如昨：车身扬起的漫天尘土裹着汽油味钻进车厢，窗外连绵后退的庄稼地在尘雾中时隐时现。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虽已拂过神州，可落后的交通状况尚未迎来实质性改观，出行的人们只能默默忍受旅途的艰辛与奔波。车厢里挤得满满的，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每一次急刹都引发乘客的不安，有人的行李滑落在地，有人的胳膊肘撞到邻座，抱怨声混着汗味在狭小空间里弥漫。

彼时，从东南沿海这个偏僻小县能有长途班车直通省城，已是莫大的便利。若再往前数年，人们去杭州，要么经宁波、金华一路辗转，颠沛个三四天；要么就得从温州坐上“民主轮”，慢悠悠晃荡个一两天到上海，再辗转换乘而来。相较之下，我们那时的交通虽远称不上舒适，却已是那个时代实实在在的进步了。

首次跑供销，我们把业务重心锁定在杭州以北的运河两岸——这片区域涵盖杭州余杭、湖州德清、嘉兴桐乡等地，正是地理上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杭嘉湖平原。改革开放以来，受区域中心城市杭州的强劲辐射，杭嘉湖平原上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纺织、小五金、建材等行业悄然崛起，沿途随处可见新盖的厂房与忙碌的工人。

杭嘉湖平原幅员辽阔，水网纵横交错，河港星罗棋布，自古便是富饶的江南水乡。这里田畴平展、桑林连绵，春蚕夏稻、秋收冬藏，俨然一幅活着的农耕文明图卷。但在改革开放前，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落后，除屈指可数的几条主干公路外，大部分乡镇仍依赖水路往来。船只依旧是连接城乡、沟通外界的重要纽带。

抵达杭州的次日清晨，我们便赶往浙江展览馆后方的武林门码头。晨光熹微中，码头早已人声鼎沸，售票窗口前排起长队，挑着担子的、提着行李箱的、背着挎包的旅客络绎不绝。不远处的武林门长途汽车站与码头遥相呼应，共同构成陆路与水路的重要交通枢纽，日复一日承担着南来北往的旅客运输任务，喧嚷声里裹挟着生活的粗粝与蓬勃的活力。

武林门客运码头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岸线长达198米。候船大厅采用了当时颇为先进的网架结构，透过宽大的玻璃幕墙，明亮的光线从四面八方倾泻而入，整个大厅高大宽敞且方正通透。码头建筑面积达3925平方米，堪称当时浙江省内内河水上客运码头的翘楚。其建设耗资10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已是一笔大手笔投资，足见其在水运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纪80年代，我从武林门码头乘船北上的次数早已数不清了。即便时隔多年，运河沿岸的码头站名仍清晰地印在脑海里：卖鱼桥、武林头、塘栖、新市、练市、含山、乌镇、震泽……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一段鲜活的航行记忆。河道里，满载货物的运输船队与南来北往的客船交织穿梭——拖驳船喷着黑烟突突前行，客轮则稳稳地破浪而去，河面一派繁忙景象，仿佛整个江南的经济脉搏都在这儿跳动。

从武林门码头北上，轮船缓缓驶出市区，窗外的风景渐渐从林立的楼宇，换成了连片的农田、散落的村落和望不到头的桑树林。船舱里，乘客们或闲聊，或打盹，或倚着窗静静凝视河面。偶尔有小贩叫卖煮玉米、茶叶蛋、报刊的声音飘进来，混着轮机节奏分明的轰鸣，一切都慢得那么真实，连时间仿佛都随水流被拉长了。

时隔三十余载，当我再次站在武林门码头前，眼前的景象几乎找不到半分旧日的影子——高楼林立、车流如织，曾经的候船大厅成了城市公园的一角，河岸整洁，游船穿梭，全然是另一番模样。变化之大，令人恍如隔世。可当年人流如梭的码头、熙熙攘攘的候船室，售票窗口后熟悉的面孔，旅客们匆忙的脚步，还有不远处高高矗立的浙江展览馆——那些鲜活的画面依旧记忆犹新，挥之不去。它们不只是我个人的旧梦，更是一个时代的剪影，静静沉淀在运河悠悠的流水声里。